难忘“红军奶奶”追忆长征流落女红军石桂英
六月的玉都塬上,一望无际的小麦泛起金色的波浪;绿油油的玉米排列整齐,好似部队要接受上司检阅一样,严以待命,布谷声声歌唱着如火如荼新农村建设悦耳动听的赞歌。
端午节小长假,我厌烦了城里喧嚣的生活氛围,悄无声息地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故乡——泾川县玉都镇郭马村小卢村民小组探亲访友,寻觅难以忘却的乡愁。这里有我孩童时代的记忆,这里的父老乡亲,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这里,我先后经历了小卢村学、郭马小学、玉都中学的学生阶段,屈指算来,我在小卢家的村庄里共计生活了17个年头。后来我上学工作至今已有40年了,所以回家依然感到非常的亲切。
40年前的事物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在郭马村党支部书记郭宝民、村主任卢玉社、原副主任卢九涛的陪同下,寻找了我们住过的老庄子,重走了担过水的马家沟,拜访了村里健在的老人,倍感其乐融融。
古人云:“美不美山中水,亲不亲故乡人”。在和乡亲们叙旧时,我把小时候对“红军奶奶”的记忆和2017年4月14日《平凉日报》记者王丽君采写的《流落在泾川境内的“长征姊妹花”》的文章和配图给我家的两次邻居、今年70多岁的赵月琴阿姨看时,老人家情不自禁、泪流满面地向我讲述了她的婆婆(按农村行辈算,我要叫奶奶,记得那时村里人都叫她老红军)从红军队伍流落泾川县玉都镇郭马村小卢村民小组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到今天为止,我才真正知道她的真名不叫“老红军”,而是叫石桂英。“红军奶奶”石桂英生于1918年,来自广元市的苍溪县龙山镇街道,在那个军阀连年混战的年代,防区割据、关卡林立、捐税苛重,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商业萧条,工厂倒闭,农村残破,农产量锐减,最最受苦的就属老百姓。她一天学堂都没有机会进去,一顿饱饭都没有吃过,一天安稳日子都不曾有过。全家上下十口人,父母亲、五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她从小就帮父母照看弟弟妹妹、干杂活,一直到15岁入伍。
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入川,开辟了以今四川省通江县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当时通江县仅有23万人口,就有5.4万人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有5万通江儿女参加了游击队、赤卫队、女子独立营、儿童团等地方武装。从川陕省委机关和众多报名的优秀妇女中挑选出400多人,在通江县组建了红军第一支正规的妇女武装——“妇女独立营”。同期,邻近的苍溪县建立了妇女独立连,长赤县建立了妇女独立营。正是在这样的革命宣传和实践中,不满15岁的石桂英在家乡苍溪县加入了红军。入伍后被编入31团兵工厂做衣服,整训了一段时间后,配发了枪支,随部队行军打仗。1933年至1934年红四方面军先后粉碎国民党军两次大规模的围攻。1935年3月,开始长征,在行军途中,石桂英给排长李秀英经常端水扫地。1936年七、八月间,随部队行军到宁夏固原一带,与国民党部队打了一仗。夜黑雨大,风雨交加,战斗紧张,后被炮弹轰晕。在醒来之后,部队不知去向。第二天国民党部队在清山时将她抓捕。后关押到平凉监狱四个月,10月间又送到泾川县监狱扣押。
直到1937年3月,被泾川县城关镇蒋作栋和蒋春和从泾川县监狱保释出来。由于身处异地,加之生活所迫,她孤身一人,经人介绍与泾川县玉都镇郭马大队郭家生产队一富农郭耀祖结婚,生育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军北、小儿子叫军昌),为儿子取名,都是为了纪念她曾经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而取其意。1949年新中国成立,婚姻制度改革,实行一夫一妻制后,石桂英又改嫁到郭马大队小卢生产队,与小她4岁的卢新云结婚。1950年,她在乡妇委会工作了三个月,后因孩子小等原因一直从事农业生产为生。儿子卢军昌先后在乡信用社、农机站工作,1964年结婚,娶妻赵月琴,婚后生育三子(分别取名红义、红科、红生,都是奶奶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而取得名字)。婆媳二人相处甚是融洽,众人有口皆碑。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家大力建办社队企业,赵月琴曾在郭马大队综合厂缝纫部工作,后来队办企业撒销,她回到家里凭自己一技之长为乡里乡亲缝制衣服挣点零花钱贴补家用。
赵月琴老人悲悲切切地说:“我婆婆是四川人,脾气有点大,常常批评教育他儿子,但舍不得骂我,我娘母子相处很好,我把她当亲妈伺候,她也把我当亲女儿看待,寒来暑往婆婆给我领娃,我给她端吃端喝、碟碟上碟碟下,煮鸡蛋、买奶粉、换尿布、熬中药、点眼药……家里家外我就干了。”
可以说,娶到这样的媳妇是卢军昌一家人的福气、更是石桂英的福气。赵月琴一直侍奉公婆、丈夫到病终。1988年石桂英去世,终年70岁。1995年,石桂英丈夫卢新云去世,终年73岁;2005年,石桂英儿子卢军昌去世,终年63岁。现赵月琴孤苦一人生活,儿孙们常年在外务工。
天道酬勤,苍天有情。1980年3月20日,平凉地区民政局下发了《关于石桂英同志发给红军流落人员证的批复》(平地民(1980)044号)文件,石桂英按照流落老红军对待,发给《红军流落人员证》,月领取定期定量补助费30元。至此,“红军奶奶”的身份得到了确认,待遇得到了落实。
在我的印象中,与我们当地人不大一样,她家住在山边上的庄底下,山大沟深,出行比较困难,平时赶集、下田干农活都与我们有区别,她喜欢背背篓,别人都是把孙子抱在怀里转悠,而她却要背在背篓里转,夏季,喜欢把裤腿挽起光着脚丫子走路干活。上小学时,她还被学校请到郭马小学给我们忆苦思甜……
记得庄里人都说“老红军”家在四川,离我们这里非常远,听说她在玉都镇最北面的刘李河村认了个娘家,有一年夏季,“红军奶奶”去娘家办事,回来时正值晌午,口渴难忍,便在刘李河有个叫响潭的潭边休息了一会,并喝了潭中的水,回来后神志不清,少言寡语,喜欢游走,家人多方找人为其治病,都说得了“癔症”,有几天和常人一样,有几天就成了病人。后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她家庄子修到了涝池畔的沟湾里,我家也搬到了离她家不远的机电井附近,赶集买东西近了,吃水在机井上挑或拉,再也不用去沟里担了,做农活也都方便多了,我们又成了邻家。此后,由于工作忙,我也回家少,听父母说“红军奶奶”去世了……
后来的十年间,我父母也相继离开了人世,所以我每年除了节日回家上坟烧纸,就不再回老家了,有关“红军奶奶”的记忆也就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淡忘了……
一个15岁的少女参加红军长征,她把火热的青春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陇东这片红色的黄土地……“红军奶奶”,你是中国妇女的骄傲,是玉都人民的自豪,是子孙后代的福份,我们世世代代不忘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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