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守护人

大漠铺开，千佛洞千年不语；三危山下，数十载弹指而逝。这里曾历经劫波，幸而，一批“敦煌人”用生命的坚守，成就了这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石窟艺术圣地。一代人故去，又一代人老去，后来者仍在前赴后继……丝路漫漫，“敦煌人”沐月当歌...

　　原标题：敦煌守护人

　　图中人物从左至右、从上至下依次为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李云鹤、赵声良、李萍、俞天秀、付华林。

　　版式设计：沈亦伶

　　敦煌，河西走廊中的绿洲，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孕育出了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

　　大漠铺开，千佛洞千年不语；三危山下，数十载弹指而逝。这里曾历经劫波，幸而，一批“敦煌人”用生命的坚守，成就了这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石窟艺术圣地。

　　一代人故去，又一代人老去，后来者仍在前赴后继……丝路漫漫，“敦煌人”沐月当歌、踏沙而行，守护着他们心中最为珍贵的敦煌。

　　洞窟终迎守护人

　　1935年，法国巴黎，塞纳河畔。

　　旧书摊上，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震惊了常书鸿。这位已在法国声名鹊起的中国画家，自此为敦煌魂牵梦绕，开始了跨越大半个地球的旅程。

　　1943年，常书鸿为筹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终于抵达敦煌。大漠戈壁，不见人烟；沙丘接天处，骆驼草稀稀拉拉。

　　千年荣辱扑在眼前：藏经洞被洗劫一空，壁画被偷盗，一些洞窟的侧壁被随意打穿。从鸣沙山吹来的流沙，将部分洞窟掩埋。

　　为洞窟清沙，迫在眉睫。常书鸿带领同事，起早贪黑筑起千米沙墙。常书鸿亲自带领大伙，喊着号子，一锹又一锹将沙清理完。接着，又给数百个洞窟逐一编号、普查。他们发明了叫作“蜈蚣梯”的独木梯，爬上九层楼高的洞窟，脚下是数十米的山崖，险象环生。

　　1944年，常书鸿就任研究所所长。然而，时局多艰，经费短缺，研究所深陷债务危机。为了向敦煌县政府借钱，常书鸿只身穿荒漠，披星戴月，往返城乡。

　　夜凉如水，常书鸿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他手持蜡烛，走进熟悉的254号洞窟，站在东壁南段的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前。常书鸿想，既有舍身饲虎者，他又何尝不能舍身，为这宝库倾尽全力？

　　几经波折，常书鸿去了重庆，四处化缘，总算筹到丁点物资，但只是杯水车薪。一位职工发高烧，含泪对常书鸿说：“所长，我恐怕不行了，我死了以后，千万别把我扔在沙子里，请你把我埋在土里啊！”所幸大病得愈，这位职工坚决辞职，回了南方。

　　离开的人，在增多。但常书鸿怎么也想不到，妻子竟会不辞而别。他骑马去追，可也追不上一颗诀别的心。追出去没多远，他眼前发黑，从马上倒了下来。

　　家都支离破碎了，“痴人”常书鸿还守在敦煌，呵护着沙海中间小小的绿洲。

　　新中国成立后，设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被任命为所长，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年，常书鸿去世，一生情系敦煌。

　　曾有人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常书鸿答：“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去完成敦煌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痴情的传承

　　“痴人”代代有，莫高窟盼来了常书鸿，又等来了段文杰。

　　1944年，山城重庆。段文杰参观了张大千举办的“敦煌壁画临摹展”。驻足在那些震撼人心的画作前，时间似乎都已停滞。“到敦煌去！”这召唤，始终回响在段文杰的耳边，他的命运就此改变。

　　1945年，段文杰抵达兰州。一年后，他等到了折返而来的常书鸿。一辆破旧的卡车载着他们，1200多公里的颠簸，终于抵达段文杰心心念念的敦煌。

　　“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段文杰这么形容自己和敦煌的相遇。整整耽搁了两年，他迫不及待地钻进每一个洞窟，希望洞察壁画的千年秘密。段文杰开始摒弃娴熟的西方油画技巧，研究壁画的构图和颜料，苦练线描和晕染，为临摹保存敦煌壁画，重锻自己的本领。

　　从天府之国，到荒漠戈壁，天上人间。三九隆冬，地气极寒，段文杰住在一间破庙里，就连一个生火的炉子也没有，夜里屋内屋外都是零下20多摄氏度的冷。早上起来，他发现眉毛胡子全白了——都已结霜。一日三餐，粗粮就着风沙，再喝一壶发苦的宕泉河水，肠胃不适抛脑后，段文杰揣摩着1000多年前画者的心境：一画入眼中，万事离心头。

　　千年石窟，再也经不起惊扰。段文杰既临摹壁画，也为石窟编号，并立下新规：禁止把纸拓在壁画上临摹，禁止触摸壁画，禁止使用蜡烛。段文杰临摹《都督夫人礼佛图》，因壁画损毁严重，人物形象模糊、服饰难辨。他通读史书，查阅上百种文献，摘录了几千张卡片，历时两年有余，终于临摹成功。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任院长，常书鸿任名誉院长。当初同乘一辆旧卡车来到敦煌的二人，如今传递着敦煌守护人的火炬。

　　段文杰90岁以后，往事亦如千年壁画褪去色彩。他连老朋友也难再认出，却忘不掉心底的归处。弥留之际，他还清晰地呼唤着“敦煌，敦煌——”

　　长河落日，千年一梦。2011年，段文杰去世，葬于三危山下。同眠于此的，还有常书鸿等27人，他们的墓碑和莫高窟遥遥相望。生前身后，永不分开。

　　观千剑而识器

　　冬日暖阳下，榆林窟静谧肃立。87岁高龄的李云鹤，在此主持修复工作已经4年多。他23岁进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至今已经64年。

　　操千曲而晓声，观千剑而识器。他是国内易地搬迁复原整体石窟第一人，也是运用金属骨架修复保护壁画第一人。64年来，李云鹤修复了4000多平方米壁画、500多身彩塑。他的修复工作也不局限于莫高窟。

　　1956年，响应国家“到大西北去”的号召，这个山东青州的小伙子动身前往新疆。经停敦煌时，禁不住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一再劝说，留了下来。

　　李云鹤到敦煌后的第一项“工作”，是清理洞窟积沙。“转正”后，常书鸿安排他修复莫高窟的壁画、彩塑。扶正东倒西歪的塑像，整理脱落的壁画残片……从“体力活”干起。

　　1957年7月，一位外国文保专家来到莫高窟，考察壁画保护情况并进行病害治理。外国专家只干不教，李云鹤就在旁悄悄学习。专家走后，他试着仿造修复用的黏结剂，不断调试、失败，再调试，直到成功。

　　李云鹤还对修复工具、工艺进行了改良：纱布纵横纹路多，容易按压出“印痕”，他改用吸水性良好又压不出褶纹的纺绸；修复穹顶时注入黏结剂，用粗针管不容易把握力道，他换成血压计气囊，大大地提高了修复精准度。

　　莫高窟第161窟，有60多平方米壁画。1962年整窟起甲，一有空气流动，就雪片一样脱落。“你试试看，权且死马当活马医。”常书鸿交代李云鹤。清灰、打针、压平，一点一点、一天一天，他一个人用了两年时间，终于完成修复。

　　莫高窟第220窟，李云鹤修复时发现，表层壁画是宋代绘制，而在里面还有唐朝时期壁画。他将表、里层壁画分离、拼接在一起，使两个朝代跨越千年之后，在同一平台上“握手重逢”。

　　寒来暑往，李云鹤潜心钻研绘画、雕塑、临摹、修复技艺，终成壁画修复界“一代宗师”。由他创造的多项修复技术，先后荣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和原文化部一等奖，他还入选全国总工会2018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

　　1998年，65岁的李云鹤光荣退休，但紧接着又被返聘，直到如今。他还劝儿子、孙子孙女进入敦煌研究院工作，一家几代守护着莫高窟。

　　用工作滋养人生

　　每年过年，李萍都要去莫高窟看看，38年来始终如一。

　　1981年，李萍来到敦煌。新鲜血液自然被寄予厚望。1988年，李萍被送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习，又赴日本深造。李萍语言底子好，不缺留在日本的机会。她逐步适应了在日本的生活时，院长段文杰的嘱托让她深知重任在肩。

　　“敦煌需要你们，快回来吧！”思前想后，李萍下定决心：不能辜负研究院的培养。1990年，李萍如期学成归来。工作中无论是国际学术会议翻译，还是学术交流、访问接待，她都能出色完成。

　　2004年，李萍成为接待部主任，这之后的10年，也是敦煌莫高窟游客增长最迅速的10年。为了实现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目标，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建设被提上日程。

　　建设、运作、管理、服务……一票“麻烦活”，眼看要落到李萍肩头。她想过推却。那天，她见时任院长樊锦诗提着包朝她办公室走过来，本想佯装不在，却还是被“抓个正着”。“我从美国回来，在机场买了个小八音盒，给孩子留下吧，咱们今天先不说干还是不干。”樊锦诗说罢就转身要离开。李萍说，我还是干吧。眼圈却红了。

　　第二天，李萍就带着人去看数字展示中心的建筑工地。结果她“大受打击”：太大了，太乱了，40分钟带着人根本转不完，噪音很大，说话全部靠喊。李萍决定放弃，她鼓足勇气走到樊锦诗办公室，脑子回想了无数次的“我干不了”，在面对那张笑吟吟的脸时，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她索性横下一条心，拼了！经院里安排，她带队去上海学习，逢人只讲一句话：“我是来学习你们世博会建设的经验的，从怎么打扫厕所，到怎么管理运营我都要学习。”

　　十年积淀，厚积薄发。2014年，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营了。李萍带着100多个数展中心工作人员去新馆“开荒保洁”。中心开放的那一天，樊锦诗庄重地叮嘱来参加仪式的领导们：大家先不要进馆，擦一擦脚上的泥土吧！很多工作人员的眼睛都湿了……

　　如今每年招新，李萍都要带着年轻人去院史陈列馆，给他们讲老一辈敦煌人的故事。“我告诉他们，要让工作滋养你的人生。这样的工作，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不会觉得累。”

　　为了永不磨灭的美

　　在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梦幻佛宫》超高清实景球幕电影，惊艳了来自各个国家的游客。电影既让游客领略了石窟风采，也缓解了保护的压力。

　　1600多年历史的莫高窟，至今保有735个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窟内的彩塑和壁画，绝大多数使用泥土、木头、麦草等材料制成。游客如织，彩塑和壁画的保护压力与日俱增，更面临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威胁。樊锦诗萌生了一个想法：能否通过数字化手段，让敦煌石窟得以“永生”。

　　1998年底，敦煌研究院与美国西北大学开展“敦煌壁画数字化合作研究”项目。到2005年底，项目完成了22个敦煌石窟典型洞窟的数字化。

　　也是这一年，俞天秀来到了莫高窟。学习、实习，当讲解员，一年后，他回到了保护所。2006年，敦煌研究院成立了专门从事文物数字化保护的数字中心。“数字化，就是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文物，通过高精度摄影录像，生成数字图像。”

　　知易行难。要将壁画完整地搬到电脑里，首先要设计周密、完善的数字摄影采集方案；然后，使用定制轨道、摄影车等专业设备进行拍摄，图像色彩、清晰度都受到严格控制。最后，将上千幅原始图像拼接成一幅完整的图像。

　　采集工作，极为枯燥。“干这个活，得耐住性子，不能着急，更不能差不多就行。”俞天秀说。进入洞窟，既要保证拍摄精度，还要避免伤害壁画，辗转腾挪方寸间，“螺蛳壳里做道场”。

　　采集不易，拼接更难。数字化讲究形状、颜色、图案无缝拼接，但有时候就是拼不上。而且，莫高窟墙壁本来就不平，做成平面会变形。怎样将形变降到最低？俞天秀和同事们也是一边摸索，一边创新方式。

　　一天天重复，和时间拉锯，俞天秀曾困惑不已：采集拼接到底有啥用？这个疑惑，直到2014年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投运，才得以消解：

　　影片中，每一尊雕塑、每一幅壁画，就连人物唇角笑意的深浅，都分毫不差。置身影厅，宛若游于洞窟，流云飞花旋舞，飞天飘曳、彩带飞环，让观者无不惊叹于这骇世的美。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莫高窟，这动人心魄的绝世珍宝惊艳了老一辈人，也唤来了现任院长赵声良。

　　来敦煌，赵声良带着一腔热血。上世纪80年代，“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颇为流行。这话刺痛了尚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大三的赵声良。“当时血气方刚，心想，我们中国又不是没人了！”赵声良说，他当即下定决心，毕业后前往敦煌。

　　赵声良给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写了封信，表露心声。令他喜出望外的是，没过多久段文杰回信了，而且热情洋溢、热烈欢迎。

　　临近毕业，家里听说赵声良要去敦煌，不断写信催他回云南老家。赵声良一毕业，人先去了敦煌。数月后，再回老家，家里人见木已成舟，也只好认了。

　　在敦煌，房子是灰瓦土墙，地上是扫不完的尘土。冬天，取暖靠火炉，赵声良和室友都是南方人，没经验，常常半夜熄火，气温骤降到零下十多摄氏度。

　　赵声良来到敦煌莫高窟后，一直任《敦煌研究》杂志编辑，每次出刊都要去天水印刷厂出差，短则十多天，长则一两月。那时敦煌没有火车站，要去120公里以外的柳园乘车，又买不到卧铺，只好站上一昼夜。或许正是这股子办刊的劲，才成就了今天最权威的敦煌学刊物之一。

　　1996年，赵声良赴日进修，终获日本成城大学美术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多所重点大学重金聘请，最终他还是选择留在敦煌。赵声良说，之所以选择留下，一是对于学习美术史的他，敦煌是一座宝库；更重要的因素是，敦煌研究院发生了很多变化。

　　“看到樊院长做了很多努力，她真的很了不起。”赵声良说，为了保护石窟，她有很多非常令人钦佩的做法。当时很多地方搞旅游开发赚钱，樊院长顶住这个“思潮”，积极推动《莫高窟保护条例》的颁布，这为莫高窟设置了相当严肃的“保护机制”。

　　时过境迁，日月轮回，赵声良从编辑到院长，见证着敦煌研究院的成长。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做到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赵声良说，但是，敦煌要有大格局，千年莫高，人类敦煌。所以，未来应该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我心归处是敦煌

　　“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它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它永不磨灭。”

　　敦煌研究院墙上的一段话如是写道。

　　敦煌研究院还有一座名为“青春”的雕像。短发少女拿着草帽，昂首前行，意气风发。雕像的原型，正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

　　樊锦诗生于北平，长于上海，是1958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的学生。毕业后，樊锦诗被分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至今。作别繁华市井，来到大漠深处，无数次，樊锦诗远望三危山，天地间好像就剩下了她一个人：“此生，我就是一个莫高窟的守护人。”

　　和大城市比，敦煌的生活条件自不待言。樊锦诗住的小屋子连家具都没有，墙上掏两个长方形大洞，就成了衣柜和书柜。但与艰苦条件相比，至亲分离更让人痛苦。樊锦诗来敦煌工作后不久，父亲去世了。那时候她刚新婚，丈夫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

　　第一个孩子出生前，樊锦诗还在棉花地里摘棉花。举目无亲的她，在架着煤炉子、冒着烟气的简陋病房里生下了大儿子，没有一个亲人陪伴在旁。“孩子生下来连一件穿的衣服都没有。后来老彭知道孩子出生在敦煌了，才挑了两扁担生活用品，转车多次来到了敦煌。”那一刻，樊锦诗再也止不住泪水。

　　唯一得以慰藉的是，“略显暗淡的壁画和彩塑上一旦遇了光，便现出了真容。那般流光溢彩，那般绮丽绚烂，令人惊心动魄。”

　　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樊锦诗到武汉休了一段时间产假，可与家人团聚时，她内心深处却不时浮现出千里之外的洞窟，令她搁不下、放不下。樊锦诗渐渐明白，若一个人心灵颠沛流离，则“居无定所”，临摹壁画、修复洞窟、科学保护、传承弘扬，是在保护和守护莫高窟中寻找内心真正的居所。

　　长期两地分居，彭金章知道妻子对于莫高窟的痴恋。1986年，他做出了调来敦煌的决定，成全妻子。至此，距离他们结婚已经整整过去了19年！

　　从九层楼往回走，满天繁星，月华如水。阵阵风儿掠过白杨树，沙沙作响。如今的樊锦诗，已从红颜少女变成了华发老人。“大家都知道樊锦诗，其实樊锦诗没什么了不起，只是沾了莫高窟的光，还有老彭的支持。”樊锦诗说，“老彭”在敦煌找到了他自己擅长的研究工作，也越来越喜欢敦煌。

　　敦煌，像一盏心灯，迟早会照亮每一个新来者。

　　2018年，“丝路明珠：敦煌石窟在威尼斯”展览在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开幕，这是敦煌艺术首次登陆威尼斯。80后付华林参与其中，他和团队的专注与专业，让老外竖起大拇指：“敦煌的艺术惊艳，你们对艺术的敬畏一样令人惊艳。”

　　三危山下，付华林指向远处，那里沙海绵延，莫高窟聚沙成塔，成就了无数来者心中最为珍贵的人间。付华林也很自豪，无论在哪里，说起“我的敦煌”，一句话：气宇轩昂。

　　每年清明，敦煌研究院全院都会到宕泉河畔扫墓。这是“敦煌人”的传统。李仁章、许安、毕可、常书鸿和李承仙、霍熙亮、段文杰和龙时英、史苇湘和欧阳琳、李其琼、潘玉闪、陈明福……27名员工长眠于三危山下，生前身后永远守护莫高窟。

　　许许多多的“敦煌人”，扎根戈壁，和着大地深处的呼吸，阻狂风挡暴雨、遮冰雪蔽沙尘。

　　《 人民日报 》（ 2020年01月16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