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兰大人】郑炳林：心里眼里都是敦煌

　　原标题：【共和国兰大人】

　　郑炳林：心里眼里都是敦煌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李欣瑶

　　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莫高窟调研。在敦煌研究院召开的座谈会上，一位头发花白的学者坐在总书记对面，谈起敦煌，他娓娓道来。

　　他是兰州大学教授郑炳林，“我的研究对象就是敦煌学，我向总书记汇报了敦煌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情况，以及我们要站定敦煌学的高地，如何去补充和完善。”

　　从1977年进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到毕业留校任教。敦煌学，是郑炳林毕生所学所研，敦煌，是他绕也绕不开的地方。

　　对郑炳林来说，眼里、心里都是敦煌。

　　答应了的事，一辈子都要算数

　　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

　　郑炳林还是陕西黄陵县的一名拖拉机手。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郑炳林坐不住了，他借来同学的高中课本，白天上班，晚上熬夜复习。

　　就这么匆忙复习了一个多月，郑炳林就参加了高考。考完之后，他对自己的发挥很不自信。一直到一封来自兰州大学的挂号信，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1978年2月，郑炳林来到兰州求学。当时的兰州还很落后，兰大校园里还有空地被开辟出来种菜。郑炳林和同学们挤在文科食堂，每月花10元钱的伙食费，吃着70%都是粗粮的食堂饭。

　　物质上的缺乏并不能阻挡郑炳林精神上的追求，他说：“那会真的是求知若渴，看到什么学什么，无论什么先学了再说。”

　　大学四年，郑炳林的生活很单调，除了教室、图书馆，就是饭厅和宿舍，每天他都学习到深夜一两点，“我不是班里最聪明的学生，但我绝对是最能吃苦的。”

　　1982年，临近毕业的郑炳林被当时历史系的书记叫去谈话，谈话内容大致就是，兰大准备要发展敦煌学，想让他留校做研究。

　　农村出身的郑炳林非常高兴，能留在城市，还能在大学里做研究，这太好了。但是当时系里提出了三个要求：留校后的郑炳林不能调走、不能考外地的研究生、不能在兰州以外的地方找对象。

　　听起来近乎苛刻的要求，但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郑炳林一口就答应了下来。这一留，就是40多年。郑炳林说，答应了学校的事，一辈子都要算数。

　　其实，留下郑炳林的原因除了承诺，还有敦煌学。在当时，“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言论在学术界占据了主流。

　　他心里憋着一股劲，把敦煌学发展起来！

　　把学术的冷板凳坐热

　　留校之初，学校送郑炳林到北京大学、杭州大学、复旦大学等地进行学习进修，那个班上最能吃苦的学生依然勤奋。

　　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学习期间，郑炳林在阅览室里一坐就是整整一天。一年时间里，他看完了《二十四史》里的一大半。

　　当时的兰大敦煌学研究刚起步，系里没有资料，就派郑炳林到北京去采购书籍。

　　他在北京的琉璃厂一待就是半年，一两万元给系里买回了一两万册的资料，这些书籍现在已是兰大珍贵的资料。

　　1983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学研究室成立，当时共有13名研究人员，在历史系算是很大的研究室。

　　带着自己几年来学习、进修所学的成果，回到兰大后的郑炳林就开始了对敦煌历史文献的研究。

　　在郑炳林看来，能不能打下敦煌学的“江山”，博士点的申报非常重要。从1993年开始，他开始参与敦煌学博士点的申报。

　　1993年的那次申报，兰州大学只得了一票。失落的同时，郑炳林在与专家的接触中，知道了兰大的短板在哪里。

　　他三番五次找领导，向他们阐述敦煌学的重要，他说：“兰大历史学要与东部高校竞争，必须要走特色发展之路，而敦煌学就是最具有地域特色的研究。”

　　郑炳林苦口婆心的劝说，让敦煌学得到了很多的支持。他意识到，仅靠兰州大学一家申请博士点，研究力量和领域都不够。于是，在他的推动下，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联合申报博士点，两家共同招生、资源共享、师资共享。

　　有了敦煌研究院的加入，兰大敦煌学的研究更加丰富了，从最初的敦煌文书、敦煌历史、敦煌文献研究，拓展到了石窟考古、石窟艺术等多个领域。

　　1998年，兰州大学敦煌学博士点获批，敦煌学研究步入了全新的阶段。

　　从郑炳林留校，到博士点获批。兰大的敦煌学研究热闹过，也沉寂过。曾经有一段，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只剩下了5个人。

　　这一切，郑炳林都是经历者，也是执着的坚持者。在他的坚持下，敦煌学的冷板凳被他坐热了。

　　敦煌学研究之路越走越宽

　　兰州大学敦煌学博士点获批20多年来，共培养了140多名博士。这些毕业生，成为了国内敦煌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郑炳林有些骄傲地说，全国召开敦煌学的学术会议，会场上很多都是我们兰大培养的学生。

　　对于学生，郑炳林是严师。他笑着说，“学生见了我都躲着走，最怕我问论文做到什么程度了。”

　　这是郑炳林的为师“策略”，多提问、给压力，学术上才能进步得快。

　　只要学生有问题，郑炳林随时欢迎：“我的办公室敲门就能进，聊天我没时间，问问题随时都可以。”

　　在郑炳林等一批研究人员的努力下，兰州大学的敦煌学研究所从最初的3间房变成了40多间房；

　　从敦煌学研究室，变成了今天的敦煌学研究所；

　　从最少时仅有5名研究人员，到现在有24名专职研究人员；

　　从仅有历史文献学、敦煌历史等方面的研究，到目前的石窟艺术、胡语文献，以及突厥文、梵文研究，有些已成为国内高校里的“独门学科”；

　　从最初跟着别人做研究，到现在整体研究水平较高，部分研究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如今，“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情况早已扭转，像郑炳林这样的研究者，他们有着更大的胸襟：“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属于全世界。”

　　在他看来，敦煌学研究的范围还很广，研究之路能越走越宽。

　　他说：“敦煌学的研究需要寻找更多的学科交叉，要‘东进西出’，在敦煌以外的地方，寻找敦煌学研究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