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人胡亚权揭《读者》38年鲜为人知的秘密

　　原标题：胡亚权：我就是《读者》的一个老编辑

　　胡亚权为来访者讲述《读者文摘》创刊的故事

　　“你的糊糊快好了没？”

　　“我的糊糊应该快好了。”

　　每天早上给自己和老伴熬两碗自磨的黑芝麻糊，是已经74岁的胡亚权近年来一直保持的习惯，这也成了胡亚权老两口早上相互调侃的问语。1月5日是节气小雪，兰州寒风刺骨。晨光熹微中，胡亚权麻利的将两碗黑芝麻糊盛好并端到餐桌上，两个烤好的馒头和一小碗咸菜正静静的等待着……

　　时光回溯38年前，当时正意气风发的胡亚权，成为了《读者》（1993年以前为《读者文摘》，后更名为《读者》）杂志的创办者之一。

　　《读者》创刊时期的胡亚权（前）和郑元绪（后）（胡亚权供图）

　　创刊伊始，正是人人渴望读书之际

　　“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正是人人渴望读书的时候，我形容那是个‘文化断层时代’。”胡亚权说起《读者文摘》创刊之时的事情依然记忆犹新。“那一年，时任甘肃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曹克己，找到了我和郑元绪，告诉我们出版社打算办一份杂志。那时，我俩不但年轻，而且都是理工科出身，两人之前都没有太多杂志编辑方面的经验，当时第一时间想的就是到底要办一本怎样的杂志？于是我俩跑‘地摊文学’（当时的地摊上多以小杂志、手抄书等为主）、新华书店（当时也没有多少可看之书）、报刊市场（兰州市面所常见报刊不超过20种）作了大量的调研工作。”

　　“当时的甘肃已经有了几本杂志，如《飞天》《甘肃妇女》《甘肃青年》等等，主要还是受当时甘肃经济发展、交通制约等影响，发行量都不是很大。我们就考虑，是不是办一个综合性的文摘类杂志，而不是纯文艺性的文摘。”胡亚权笑着说：“当时确定要办一份综合性的文摘类杂志，主要是因为我俩都是‘爱读书的理科生’，觉得我们要办的文摘就应以文艺为主，同时不排除其他自然学科内容。同时，我们办的杂志就是想要告诉中国读者，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美好事物，高尚行为。这一点，就是我俩当时的真实想法。随后，我们就开始在杂志社内贴‘小广告’，给我们要创办的文摘征集名称。当时征集了包括‘文汇、文萃’等等大概40来个名称，我们感觉都不太满意，最后就借鉴了当时美国《读者文摘》的名字。”

　　《读者文摘》1981年创刊号

　　练习本上，赵朴初先生书写三条题字

　　“大方向确定好之后，第一期的编辑工作随即就开始了。当时我们遍览手头能见到的报刊图书，甚至包括大学时的读书笔记、摘抄的诗歌等等，终于在1980年底筛选编辑好创刊号送审稿。1981年春节前夕，送审稿退回，抽换了三篇大文章。此事促使我们放弃对敏感题材的好奇，不再媚俗跟风，这也成为此后杂志编辑的一条重要原则。”胡亚权拿着《读者文摘》的创刊号介绍说：“《读者文摘》第一期的刊名是托人请赵朴初先生题写的。郑元绪专程去北京从赵先生秘书那里取回一个小信封，回兰州后打开一看，惊喜地发现那是老先生在小学生练习本上书写的三条题字，每字拇指大小，落有印章。我们从中反复挑选出四个字用作刊名，其中‘读者’二字沿用至今。”

　　缺乏作者，那就让读者来投稿“封面照片是当时的杂志社美术室编辑刘云石从北京摄影师张苏妍处得来的。那年月，电影明星上杂志封面、上挂历的做法非常流行，《读者文摘》创刊号封面照片上的人物是电影演员娜仁花。之所以选中这幅照片，是因为觉得没有脂粉气，不造作。目录上隐去了人物姓名，将照片题为‘向往’。30多年后再看这幅照片，依然觉得庄重、现代、充满青春活力。”胡亚权边翻着《读者文摘》创刊号边笑着说到：“那时没有美术编辑，于是我以美术爱好者的底子奋勇担当。不会设计封面，就到兰州新华印刷厂制版车间请教；不会设计内文版式，就买来我最推崇的上海《文汇月刊》，撕下页面，钉在身后的书柜背面，依样画葫芦。有些插图要请本社美术编辑室李宝峰、科技编辑室康克仁、少儿编辑室李一郎来画，再用硫酸纸誊清，这样才可以照相制版。在我兼任美术编辑的前两年中，时不时也有我画的个别题图出现……”

　　“你们可以看到，‘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阔眼界’的办刊方针在创刊时就确定并公布了，而这一办刊方针38年来一直没有改动过。”指着《读者文摘》创刊号封二的内容，胡亚权介绍说：“这十六个字讲了三层意思，一是文章内容和范围包含古今中外，没有时空限制；二是我们选的文章都是精华、都是精心挑选的好文章；三就是要让读者开阔眼界。”

　　《读者文摘》创刊号上公布的办刊方针

　　《读者文摘》创刊号上的约稿启事

　　1983年，甘肃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曹克己在《读者文摘》第一届阅读奖开奖仪式上，其身后站立者为郑元绪（胡亚权供图）。

　　“读者和编辑应该是朋友关系，在当时甘肃作者缺乏的情况下，我们一开始就想到不找作者找读者，让读者将自己喜欢的作品、看到的好作品推荐给我们，让读者来投稿、让读者来帮我们办这样一份杂志。1981年，我们一共出了五期《读者文摘》，出了之后没想到反响比较好，很快这个印数就上去了，到1981年底我们的印数就达到9万多了。到1983年就达到90万左右，大约是1984年我们（月发行量）基本上就突破100万册。当时最先接受我们《读者文摘》的是北京、南京、广州、天津、上海的读者群，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是我们的核心读者。”胡亚权回忆到：“我们在创刊时期前五年，选登文章内容以世界名著为主；发展中期选登文章内容则以爱国主义为主；而到了2000年以后，选登文章内容就开始以经济建设为突出内容。到了2006年，《读者》的发行量近1000万册，当时我们调查的《读者》传阅率已经达到5，也就是说每一本杂志平均会有5个人在传阅。这个传阅率在期刊杂志中，属于很了不起的一个数据了。”

　　读者来信（左）及胡亚权部分回信复印件

　　读者互动，一路走来趣事多多

　　在胡亚权的资料收纳盒中，读者来信和胡亚权手书回信就有着厚厚一摞。

　　“当时有很多读者会给我们编辑部写信，最多的是一些文学爱好者，来咨询怎么读书？写好的文章怎么发表？还有一些当时的青少年朋友写信来反映一些自己青春期在学习、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我们编辑部的同志们都会选择一部门信件进行回信。其中我记忆比较深的是有一位天津的小朋友（当时仅10岁）写过一封信，信的大致内容就是‘我每天背着十来斤的书包去上学，我每天感觉很辛苦，很不想读书上学……’我们编辑部就赶紧给回信，给她讲了一些道理，告诉她还是要好好上学、好好读书。这样事情有很多很多……”胡亚权笑着说到。

　　《读者文摘》创刊号封三刊登的流行歌曲

　　“当时我们为什么会在封三的位置刊登流行歌曲呢？”胡亚权告诉记者：“主要是因为郑元绪是个爱唱歌的人，所以当时就将封三的位置留给了流行歌曲。你看，《读者文摘》创刊号就是《乡间的小路上》，我们刊登的这些歌曲也非常的受读者欢迎。说到这里还有一个笑话，1983年《我的中国心》传唱开来时，我和郑元绪都想着把这首歌尽早刊登进去。因为当时条件所限，我们只能打电话到处找词曲，先是在兰州市一位音乐爱好者处找到了曲谱，最后又从北京找到了歌词。因为语言环境的问题，结果这首歌词里就出现了两个错字。在随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内流行着两个版本的《我的中国心》，一个是正确的版本，而另一个就是《读者文摘》版的。后来《读者》停止刊登歌曲时，还有读者来信询问‘为什么不刊登了？’”

　　胡亚权讲述自己认识《读者》的“三个阶段”

　　认识《读者》，胡亚权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创刊起，我对于《读者》的认识，经历了从‘文章’‘文化’到‘文明’的三个阶段，堪称认识的‘三次飞跃’。这也是我为纪念《读者》三十周年写的一篇小文的一个观点。”胡亚权告诉记者：“文章是指单一、零散、无序的文化碎片。经过《读者》编辑的收集梳理，居然形成一种文化现象。此现象的本质也即文化的本质。至于文明，我理解为，文化之最精华部分被人类各民族沉积下来，传承下来。文明是文化的最高境界，而不是现在所说的不闯红灯、不大声喧哗、不随地吐痰现象，那是道德上教化上的问题。文明是人类的宝贵遗产；文化是民族进步的福祉，我们希望在继承享用这些前人留下财富的同时，继续为后人留下一些好的东西。这既是办《读者》的初衷，也是《读者》发展的原动力……”

　　《读者》海外版及部分不同时期读本

　　因工作调动，胡亚权在1985年初从《读者》杂志社调任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先后组织了《一千零一日》（纪伯伦）、鞠萍姐姐讲《安徒生童话全集》、《谚海》等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图书，同时创办了幼儿读物《妈妈画刊》，改刊《故事作文月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1994年任《读者》杂志社常务副主编并主持工作，和彭长城一起对《读者》杂志的再次发展做了组织、策划工作，强化《读者》品牌，策划组织了征集刊徽的活动，确定了读者标识logo；开始了大规模的广告经营；以“希望工程”为起点，读者杂志社承担社会责任，策划组织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开展了向全国优秀教师赠书和“保护母亲河”的绿化捐款的系列公益活动；2000年与有关单位合作出版了《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在这期间，胡亚权对《读者》杂志编辑部的流程动态管理和制度建立、电子化排版做了重要的组织工作，对提高《读者》的品位和质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领导管理工作，搭建了编辑加经营的发展平台，使《读者》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期……

　　2012年，胡亚权退休了。但他多年来依然心系《读者》，积极建言献策、奔忙劳碌。

　　“对于《读者》而言，我只是一个老编辑，一个最早认识‘她’的编辑。”回顾近40年与被称为“中国人心灵读本”的这份杂志相伴的经历，胡亚权这样笑着说到。

　　在家中，胡亚权和老伴经常会翻阅着旅途中所拍摄的照片。

　　从给读者用毛笔写回信开始，胡亚权一直保持着练习书法的爱好。

　　每人一碗黑芝麻糊，相伴着胡亚权和老伴每个清晨。

　　【延伸阅读】

　　胡亚权1944年3月13日生于甘肃武威，1968年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后参加工作，并于197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12月在解放军5385部队安西农场服役，1969年4月调至甘肃省农宣队金塔分队，1971年调甘肃人民出版社工作，历任读者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开发部主任、少儿社总编辑、读者杂志社常务副社长、读者杂志社顾问等职务，2004年12月，任甘肃省政府参事，2012年3月退休。作为读者杂志的创办者，胡亚权先后获得多项荣誉。1989年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科学技术进步奖（四等奖共同获奖），1992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获得中国版协中国编辑学会“首届全国优秀中青年图书编辑奖”，2004年获得中国版协“全国第五届百佳优秀出版工作者”荣誉称号，2008年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出版荣誉纪念章”，2009年获得甘肃省委宣传部“60年60人感动甘肃人物”荣誉称号。

　　《读者》作为一个期刊文化品牌，在创刊时就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从1981年创刊至今，《读者》为促进我国和谐文化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发挥巨大社会效益的同时，《读者》杂志也实现了骄人的经济效益。《读者》杂志的成功，也带动了整个公司的发展，2015年，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成为国内“期刊第一股”。目前《读者》微信用户达413万，刊物月发行量500万册，累计发行近20亿册，品牌价值达302.23亿元。《读者》杂志的发展得到了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及广大读者的认可和赞誉。1998年——2001年连续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第一、第二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奖，1999年获首届“国家期刊奖”，2001年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认定为“双高”（高知名度、高学术水平）期刊，2003年再获第二届“国家期刊奖”，2005年又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2010年，《读者》杂志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首次设立）。2018年1月，《读者》再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