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峪关特色文化（图）

　　原标题：嘉峪关特色文化

　　●胡杨

　　从文化地理区位来看，嘉峪关一带处于我国古代蒙古文化圈、青藏文化圈的交汇地带，也是中原文化、西域文化有效辐射之区域。由走廊西出与东进即进入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之区域，南下北上分别穿越祁连山和走廊北山山地即步入青藏文化圈和蒙古文化圈腹地。与不同民族文化在地域上的临近性使河西文化对不同质的文化都具有一定的亲和力，历史上不同地域的民族或部落正是基于此而相继进入河西走廊的。而多民族文化的不断进入及其生存空间的相互占用，使河西走廊文化结构趋于多元和开放，在河西儒家文化中异质文化因素加重的同时，也使得河西地域文化更易于接受异质文化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整合到自己的文化格局中，变为区域文化传统。这种兼容并蓄、相互认同的地域文化形态，是历史时期河西走廊民族文化交流与整合的地域基础。

　　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分布，使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持续而大规模地发生，河西文化异彩纷呈，如当时河西走廊的政治中心凉州(今武威)就是“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这种以中原儒家文化为主体而兼容其他民族文化的复合文化形态，正是盛唐时代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整合的重要特征。

　　由于异质文化因子的不断介入，使河西多民族文化处于长期变动之中，文化杂糅与整合过程持续发生，促使原来性质不一的河西地域文化趋于均匀与一致，并为新的民族文化的进入以及更高层次上的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整合奠定了基础。蒙元时代，河西走廊进入了一个“碾碎民族差别”的重要时期，河西历史上曾经活跃的各个民族名称至此从历史书籍中消失，表明河西民族文化融合较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彻底。明清以来，河西走廊各民族被统称为“番”，名称的统一表明民族文化地域复合体已经形成。唯一的差别就是在“番”之称下，有“生番”与“熟番”之别，“生番”又称“黑番”，是指那些位居深山，语言、服饰、风俗还保留有较多本民族特征的民族；而“熟番”又称“黄番”，是指那些近汉边，其居住、服饰、语言、风俗与汉族相差无几的少数民族。河西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整合的这种地域指向性与有序性变化，正是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整合在时间上、地域上扩展的某一个历史域度。

　　明代河西走廊环境极为动荡。关外虽设七卫但仅为羁縻而已，其地依然为游牧民族往来奔突之处，刀光剑影，杀声不断。后关西七卫相继破散，人民或内迁或他逃，使河西走廊区域环境急剧恶化。即使到了明嘉靖年间，虽然走廊内相对安定，但时任三边总督的王崇古依然说：“照得河西熟番，种族繁杂，强弱不齐，富者占据山阳，耕牧自经，贫者窃窥官道，抢掠为患。”动荡的环境促使河西民风进一步转向。时人言及甘肃，则更是指出此种民风形成的关键，“盖各地止知防秋，而甘肃四时皆防；各边止知防虏，而甘肃则又防番防回，兵马奔驰，殆无虚日”。这可以说是河西走廊多民族民风儒化的真实写照。

　　嘉峪关市新城镇的戈壁滩上，坐落着数以千计的古墓，它们是在历史长河中积累而成的。目前已考古清理发掘了十余座。其中编号第一、三、四、五、六、七、十二、十三号墓都有壁画，称为壁画墓。丰富的壁画内容，从另一个侧面更为形象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风貌。是目前国内存留的魏晋时期最全面、最丰富、最有艺术特色的珍贵历史文化资料。

　　壁画的基本内容涉及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的各个方面。大多数是一砖一画，个别的是大幅壁画或数砖组合表现一个完整的内容。壁画的安排有一定的规律，各墓内容基本相同，表明当时画工是遵循固定的格式并仿照粉本绘制的。唯墓室有大有小，画砖数量有多有少，在壁画的选材方面造成一定差别。

　　壁画内容以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为题材，反映了魏晋时期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计有农耕、养殖、牧畜、狩猎、酿造、出行、宴乐、庖厨、屠宰、生活用具、坞壁、穹庐等。

　　凡有社会地位的墓主，都要画上出行图，以炫耀其身世。出行图绘一列浩浩荡荡人马，前有导骑，后随从骑，中间是墓主。第三号墓还画有与墓主人身世有关的屯垦图和屯营图。

　　生产活动的壁画是嘉峪关壁画墓选题的一个重点，对农耕、园林、养殖、放牧、狩猎几类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和赖以生存的选题尤为侧重。

　　反映墓主人生活方面，最多的是宴饮图和宴乐图。如第六号墓中室东西壁整壁画男女主人宴饮，宾主席地而坐，前置案、樽、勺、斛、镟等盛食器皿，有的手举肉串叉，并有乐师吹奏助兴。不断有二三童仆、侍女捧着盆、圆盘、钵、食奁等器皿送食。宴乐图中所见乐器有阮、长笛、凤首箜篌、卧箜篌、波斯长颈三弦琵琶等。

　　河西是多民族杂居地，原来就有羌、氐等民族，魏晋以来不断接纳内附的鲜卑族，壁画中“披发左衽”，穿胡服，戴胡帽的人物，大体上是对这些少数民族的表现；嘉峪关是通往西域、中亚、西方各国丝绸之路必经的地方，壁画中高鼻深目的牧马人，风尘仆仆的牵驼人，反映了彼此友好交往的某些方面。

　　壁画以简练的手法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看到庄院坞壁，农、牧、林、猎兴旺，墓主宴饮作乐，奴婢辛勤劳作，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与其他地方墓室壁画多以神话故事为内容不同。由于壁画内容写实，看了这些壁画，如同走进这个时代。壁画表现的人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无不展现出鲜明的时代风貌，人物的冠戴服饰皆具时代特点。以表现生产劳动为主的墓室壁画，是以嘉峪关、酒泉为中心的，其分布区域，西到敦煌，东到永昌。敦煌晋墓虽有这类壁画，但数量很少。由此可以看出此类壁画集中于嘉峪关一带，并向东西方向扩散。嘉峪关魏晋砖壁画虽显得简略，但在艺术造型上多取人物形象鲜明的动态，这就是画史上所说的“传神”。从繁杂的事物中提炼出最主要的形态，寥寥数笔，就勾画出一个事件，这需要画师有洞察生机的能力，也可以看出这些壁画是在无数民间画工的创意下得以形成的，已经形成一种定式，在当时重厚葬的社会条件下，有一种职业的画师在从事这样一种特殊的创作，从其技法之纯熟、内容之相仿可以确认这一点，因此，它在绘画史上具有较珍贵的价值。嘉峪关魏晋砖壁画，浓缩了两千年丝绸之路文明史，承载了古老的中华文明和世界级荣誉，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在汉代以前，河西走廊基本上是以牧业为主的，区内不存在任何文化中心，更不存在文化核心区，只有文化丛和文化点，这是由牧业生产力及其文化的内在结构所决定的。到十六国时代，河西文化的地域分化进一步增强，不但出现了以武威、张掖、敦煌绿洲为中心的三大色彩不一的文化板块，而且在三大文化板块内部也出现了文化地域分化。

　　盛唐时代，伴随着中原王朝对河西走廊统治力的加强以及大批移民开发河西地域，使河西走廊农业发达，牧业兴盛，史书所言的“番汉快活”应是当时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空前繁荣的直观表达。

　　中唐以后，河西文化虽然出现了吐蕃化、回鹘化、西夏化、蒙古化历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或压缩了中原农耕文化在河西走廊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力。

　　至迟在清代，河西走廊多元而统一的文化区域已经形成。解放后人民政府在尊重民族自愿的基础上，相继成立了各少数民族自治州、县，从法律上、地域上肯定和固定了河西走廊各民族文化的地域分布，也奠定了今天河西多民族文化分布的基本格局。

　　四、河西文化中政治经济文化融合发展的元素

　　河西文化中，政治经济文化的融合发展、相互促进，是其鲜明的特色。长城修筑是军事政治因素，但却促进了经济的交流，通过茶马互市，物质流通更加便捷。

　　在古代战争中，马是人的重要助手。特别是骑兵如果离开了马，就没有用武之地。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以骑兵为主，并以此为长技，经常出动铁骑骚扰或侵略农耕民族地区。农耕民族要能有效防御农业地区不受侵扰，必须组织建立自己强大的骑兵队伍。汉武帝为了打击匈奴，非常重视繁殖牧养马匹，在国内选择优良品种大力孳牧。又从西域的乌孙、大宛引进良马，进行培育驯养，使养马业大为发展，为对匈奴战争准备了足够的马匹，进而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胜利。

　　在汉代，山丹军马场就是那个时代闻名遐迩的皇家马场。在山丹军马场，绿野间挺拔矗立的烽火台是历史的守望者。这些烽火台在汉代就已经存在，经过历朝历代的增设、修缮，才保存了下来。自大马营正南，每隔10华里就有一座烽火台直至祁连山下白舌口，共有7墩，其他的地方，烽火台也是随处可见。这些烽火台纵横呼应，互成犄角，战事一起，互为关联，协调一体。

　　大马营城堡是山丹军马场的原址，始建年代不详，据地方志记载，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曾重建，那时候的规模是顶阔八尺，高三丈，基宽两丈。明洪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再建，环城七里，墙高三丈，墙顶可容二马并驰。封土夯筑，城门南开，有内外二城门，四周有护城河。从这些确凿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堡。它保卫的是整个中华帝国和整个东方的大马厩，从这里走出的马，神采奕奕，或踩踏于战争的命门之上，或沉静在紫色的苜蓿花间，雍容华贵，气度不凡。而今天，我们仅仅只能从一截残垣断壁中，回味那奔腾如鼓的岁月。而那些岁月，无疑是万马奔腾的辉煌。

　　在大马营城堡北墙的中央有一座望楼，因为民国二十九年，山丹牧场少将场长宋涛重建并居于此楼，又称将军楼。此楼宽约16米，长12米，四周有宽约1.5米的廊道可避雨雪，供值勤候望之用，外墙有射击孔。中央厅堂约40多平方米，四面开窗。颓废的大马营城堡，只有将军楼还有着巍峨的身影，它就像一匹身心疲惫的老马，横卧在山丹大草原上。是昔日辉煌的写照，还是今日追思的留念，不得而知。

　　可以想象，那时候的山丹，草原秀丽，骏马成群，会说话的孩子就会唱歌，会走路的孩子就会骑马。在他们的生活中，山丹马是朋友，是伙伴。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幽州胡马客歌》中写道：“虽居焉支山，不道朔雪寒。妇女马上笑，颜如赦玉盘。翻飞射鸟兽，花月醉雕鞍。”这样的马，谁人不羡慕，谁人不惊叹。

　　山丹马场历史悠久，翻开历史的典册，一幕幕往事历历在目。秦，场景为月氏游牧地；西汉文帝三至四年(公元前177年—前176年)，月氏被匈奴击败，西迁，场景属匈奴浑邪王地；西汉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为骠骑将军，过焉支山千余里，即在汉阳大草滩(今山丹军马场大马营草原)屯兵养马；而后自魏晋至隋唐，大马营草滩一直是重要的牧马场所。据《甘肃通志稿》记载，包括大马营草原在内的祁连大草滩，在唐代养马业鼎盛时期养马7万匹以上。清嘉庆六年(1801年)，大马营草滩孽生马1.8万余匹。至晚清时，时局衰微，大马营草滩仍有马数百匹。中华民国八年(1919年)，政府派人经管马场，并于次年定名为甘肃种马牧场。后因战事频繁，马场历经浮沉，于1929年沦为马步芳、马步青兄弟的私人牧场。直至1940年，才复归中央政府经管，几经周折，组建为山丹军马场。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接管山丹军马场，从此走向了辉煌之路。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山丹军马场为国防事业和地方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时至今日，“骡马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机械化时代”，马逐步退出战争舞台，更多的是在休闲体育运动竞技比赛中扮演重要角色。山丹军马场于2002年底脱离军管(由中牧集团管理)，山丹马，才得以揭开神秘的面纱，它健步如飞的身影，逐渐展现于世人的面前。

　　山丹马最初的品种原属青藏马，从汉代开始，匈奴在一段时期占领河西，使蒙古马大量进入，形成混血马。这种混血马即有青藏马粗重结实、适于挽用的特性，又秉承了蒙古马灵敏精干的优点。丝绸之路畅通之后，波斯等国的马进入河西走廊，对山丹马的自然改良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民国初年以来，青海的浩门马，甘肃的岔口驿马、河曲马、新疆的伊犁马、顿河马、莫尔根马、日本马等，多有引进。

　　要说山丹马永恒不衰的形象，还要说一说霍去病。在祁连山一带，霍去病率兵先后六次击败匈奴，立下了赫赫战功。不幸却英年早逝，24岁就为国捐躯了。为了表彰他抗击匈奴的丰功伟绩，汉武帝修建了祁连山形的墓冢，墓前有大型的石人石兽，作为墓地装饰。如今，这些石雕陈列在墓前两侧的廊房里，从时间和规模上看，它是我国已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大型石雕群。石雕群中，最精彩的就是《马踏匈奴》。其中的石马，传说是霍去病生死相依的马。霍去病在生前骑着这匹马征战厮杀，立下了赫赫战功，英雄配骏马，威武的形象，从雕塑中一望便知。这匹石马高1.68米，长1.9米，一只前蹄把一个匈奴士兵踏倒在地，手执弓箭的士兵仰面朝天，露出痛苦的神情。这组雕像动静结合，表现了马的雄健和人的刚强。一人一马，高度地概括了霍去病戎马生涯。我想，这勇猛的马，一定就是山丹马吧！

　　明朝建立后，设镇甘肃，大力发展河西畜牧业，以此为经营河西的重要措施。甘肃镇的一大职能就是要设法避免蒙古贵族与藏族豪酋联合，形成对明朝国防安全的严重威胁。明廷针对“番人吃肉，无茶则死”的特点，极力推行茶马互市，使中国古代的茶马互市活动达到了鼎盛时期。茶马互市是与军事防御相配套的，通过茶马互市可以笼络广大藏族民众，嘉靖后俺答归顺也起着笼络蒙古民众的作用。《明史·食货志》云：“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之法，用制羌、戎，明制尤密。”明臣王廷相也说：“茶之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是则山林草木之叶，而关系国家政理之大。”(《明经世文编》卷一四九)明臣刘良卿也说：以茶易马，“虽以供边军征战之用，实系番夷归向之心。”(《明世宗实录》卷一八八)即是说，以茶易马，在于“固番之心，且以强中国”。只有“番夷效顺，西陲晏然”，才能使明朝的西北边得以安定。也正是出于这一目的，茶叶由国家专卖，严禁各种形式的私茶越境贩卖。明代茶马互市的具体事宜由茶马司负责。茶马司大多设在利于茶马交易的边地交通要道。明洪武五年(1372)首建秦州茶马司，七年(1374)又设立了河州茶马司。洪武三十三年(1397)，因秦州茶马司不便于互市，将其迁于西宁，称西宁茶马司。茶马司设在靠近藏区的地方，一方面使藏民因此归向明朝，与明朝保持长期友好交往；另一方面，也使明朝获得了大批战马，用以装备军队，增强了战斗力。

　　以茶马市易之马，苑马寺繁育之马及贡马等多种渠道所得之马匹，基本上保证了河西耕战之所需。特别是茶马互市成为明朝与甘肃镇周边各族民众贸易形式之后，对于加强河西防御能力和农业经济发展确实发挥了应有的功用。

　　回顾历史，一条长城，把河西文化推向了巅峰，使之成为河西文化无处不在的标志。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两边是故乡。从表面上看，长城是一条冷酷的军事防线，不近人情，远离人间烟火；实际上，长城地带巨大的经济辐射作用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各地的军人给边区带来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军屯又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长城线上频繁的贸易活动，同时满足了各民族人民的生活需求。因此，一座长城，就是一座经济堡垒。

　　长城一直向西延伸，沟通了天山以南和中原两大农业区的联系，从而自然形成以长城为中介的包括农业和畜牧业两大经济部类，完成独立的古代中国经济体系。长城在这时候，充分显示了它的经济功能。

　　毋庸置疑，在当时社会，长城修筑的动因是为了保护中原先进的农业经济和文化的正常发展，阻止游牧民族的掠夺与骚扰。从秦汉至明朝，历代统治者都动用强大的社会力量，修筑和完善长城，以“障御”北方的游牧民族。中原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积累，使长城带成为一个先进经济和文化的扩散和聚合带。通过长城，中原发达的经济，强烈地影响了北方广大地区的发展，使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纳入了同中原密切联系的轨道，中原与边疆互相吸收先进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最先进的文明向中原地区汇聚。

　　在长城地带，各民族在经济上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相互渗透，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了持续不断的商品交换。长城带古代商业的主要形式是互市贸易，它包括由官方垄断的“官市”，如人们绢马贸易、茶马互市、马市等均属此类；民间贸易的“民市”、“私市”等。

　　过去的日子里，长城地带常常是“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职贡不绝，商旅相继”……一支支庞大的进贡使团和商队，在长城的背景下行进，应和了那个时代的步伐。

　　经济与文化是一对孪生兄弟，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文化的繁荣。长城一线，经济交流带来了文化上的认同，文化上的认同又使民族间的冲突变为互相改变，互相融合。长城地带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始终是以汉文化为主流。与汉文化向长城带各少数民族地区扩散的同时，各民族文化也向中原汇聚。汉文化混合、融合各民族文化，其发展受到各民族文化的强烈影响，衣、食、住、行和文化艺术无所不包，思想制度无所不有，体现着长城带汉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样性。

　　明代，卫所制度是根本性的国防制度设计，嘉峪关的卫所制度，是长城文化中表现最为突出的载体。卫所制度又称卫所制为明朝的最主要军事制度，为明太祖所创立，其构想来自于隋唐时代的府兵制，而最早提出卫所制的则是元朝户部尚书张昶。明代在与元朝及元末群雄争战期间，军队的来源，有元兵及群雄兵归附的，有获罪而谪发的，而最主要的来源则是籍选，亦即垛集军，是由户籍中抽丁而来。除此之外尚有简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此外，明朝中期以后又有逼民为军的方式，不过都属于少数，卫所制仍然是最主要的军制。明代自京师达于郡县，皆设立卫、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也就是说，卫、所分属于各省的都指挥使司，各省的都指挥使司又由中央的五军都督府划片管辖。都指挥使司下辖若干个卫，卫下辖一定数量的千户所和百户所。明代嘉峪关关城修筑后，为形成比较完善的防御体系，有效地进行防御，除分路建有长城烽墩外，又在一些比较重要地点建筑城堡驻军戍守。其中关东南有塔儿湾堡，关东北有野麻湾、新城堡，关北有石关儿营，关西有双井子堡(也叫木兰城)，关西南有卯来泉堡、红泉堡，关东有安远寨等。另有供守关将士驻扎的黄草营盘、寺营庄子，以及供守关军官和家属居住的官园、横沟屯庄等。同时在肃州界内还有许多堡城。所有堡城的分布大体有两路，一路沿长城沿线排列，多筑于城墙内。另一路则分布于靠近祁连山的险要隘口。这些堡城有的只在本堡执行防卫任务，有的还分管附近的长城和一定数量的烽燧，执行防卫任务。

　　通过卫所制度，使国防守卫、边疆开发、政权建设等融为一体，很好地发挥了嘉峪关长城和地方戍边将士的作用。

　　从另一个角度看，长城地带曾是佛教、伊斯兰教文化的中心所在。佛教从公元1世纪左右沿着丝绸之路经大月氏向东传播扩散到整个长城地带，而且少数民族成为佛教的主要信奉群体，佛教寺庙、佛塔、石窟寺等佛教文化建筑及遗迹、遗物，长城地带所占的比重也很最大。伊斯兰教也是如此。另外，佛教艺术方面的绘画、雕塑等，也深深地刻印了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

　　一条长城，把风俗、风物和具体的生活方式全部串联了起来，使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有了实实在在的根源。

　　到了清代，禁止贸易交流的物品的范围逐渐取消，后来又与俄罗斯订立条约通商肃州，在嘉峪关设置关税监督，征收洋货税款。此时，在河西经商的以山西、陕西和本地商人为主，冀、鲁、豫等地的商人也不少。山西商人多经营绸缎、当铺、汇兑；陕西商人多经营药材、鸦片；本地商人多经营粮食和土特产。

　　酒泉市志资料记载，清雍正八年至乾隆元年，仅酒泉一地，就有当铺七十九家。清末武威有大当商六家，小当商七家；张掖有大当商六家，小当商五家；其他各地有大小当商均不下三五家。当铺是一种本大利多的生意，在河西，资本最多的当铺有银五万至十万元，他们每年向政府交纳“当帖税”银五两，就受到官方的保护。有人生活无着的时候，就把自己的物什抵押给当铺，等有钱时再去赎回。无论何物，只能当得物什价值的三分之一，候赎的期限，有大、小当之别，大当期限两年，实际期限只有20个月；小当期限一年，实际期限只有10个月，过期不赎，由当铺出号拍卖，官府规定大当利息三分，小当利息五分。后来也有大当五分、小当八分的。在青黄不接的年关之时，农民为了交款清债，逼不得已，把生产农具典当抵押，以救燃眉之急。

　　五、河西文化引领丝绸之路文化的复兴

　　改革开放以来，河西文化以敦煌艺术研究为依托，蜚声海内外。后来创作的大型歌舞剧《丝路花雨》又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随之而来的甘肃旅游热，尤其是敦煌旅游的热潮，更是把河西文化推向了世界文化的前沿，而这些，都是丝绸之路文化的精髓。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丝绸之路文化的复兴，使河西文化找到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核心就是丝绸之路古文化的复兴，就是文化与产业与旅游的高度深度融合。

　　回顾历史，一条长城，把河西文化推向了巅峰，使之成为河西文化无处不在的标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