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文化丨山河庇佑下的游方与修行

　　暌违文坛数年，李修文携一册《山河袈裟》归来。

　　《山河袈裟》是李修文的一本散文集。在自序中他开门见山地写道：“收录在此书里的文字，大都写于十年来奔忙的途中，山林与小镇，寺院与片场，小旅馆与长途火车，以上种种，是为我的山河。”因为不安分，因为心底的善念，因为作家与编剧的身份，李修文有了如此这般与“山河”遭遇的可能，与之对应，他一再强调而且事实上也真正具备了一身“山河气”，落实于他的文字里，即一种开阔、博大与包容的气象。说得再严重一些，便是修得菩提心与霹雳手。

　　尤其是，在本书的写作中，他得以结识许多通常被精英意识所遮蔽的底层人们：病号和陪护，门卫和小贩，修伞的和补锅的，快递员和清洁工……他为这些人集体命名，那就是人民。正是这个我们耳熟能详到几近产生审美疲劳的词，让他“重新做人，长出了新的筋骨和关节”。

　　要知道，李修文是一个从小深受古典戏曲熏染、热爱日本精致文化、曾写下凄美爱情故事，以及喜欢在脖子上围一条围巾的南方写作者，在刻板印象中，我们很是怀疑他与人民打成一片的真诚度。但读了他《山河袈裟》中的文字，我们会断然否定自己先前的看法，并在心底默默致歉。

　　或许是地处西北的甘青大地更容易激起一个人内心的山河气吧，总之，李修文五次三番深入甘肃和青海，在西北的腹地漫游，并自封为“西北风土的义子”。在《青见甘见》一文中，你会发现那些长短错落的句子仿佛启示录，就像大病初愈的人谈起疼痛或起死回生的人谈起生命。《阿哥们是孽障的人》写的是在除夕夜于他乡遇见一帮困在黄河边破船上的西北打工者，交谈间因为共同语言很快成为“过命兄弟”，这帮困顿中的兄弟义不容辞地解救了同样身处困顿的作者。当他被一只小船载着渡过黄河与对岸的兄弟以花儿唱答时，没有人觉得矫情或媚俗。因为这种古典的情义，在中国戏曲甚至历史中都可以找到叙事合法性。

　　在语言上，李修文有着修复汉语之美的信心和能力。什么是汉语之美？它可能是汉语言本身的美以及语言形成的上下文关系的美，包括节奏、意境。譬如有这样一段话：“樱花盛放之季，最惊人心的，是收场。其时是离别的时刻，花瓣们急促坠下枝头，半空里红白厮磨，落地后，已是层层翻覆，偏偏又不驯服的魂灵，在微风里辗转，不肯加入沉睡者的阵营，看上去，就像是有话要说。”在此这样冗长地引用，只是为了言传与意会。但是，美只是其面子，善才是里子。如果不是以善作为内里，作者试图寻求庇护的不过是一件华美外套或冰冷铠甲，而不会是袈裟。

　　于是，回头来看《山河袈裟》这个书名，它并非徒有其名。用李修文自己的话说，“唯有写作，既是困顿里的正信，也是游方时的袈裟。”

　　李修文：通过《山河袈裟》

　　我重新找回了写作的能力

　　记者：《山河袈裟》这个题目何解？为何说写下这些文字是“自我拯救”？

　　李修文：一句话，希望自己的文字有几分山河之气。我很久都写不出剧本之外的东西了，通过这本书，我重新找回了写作的能力，某种命运感就在失而复得里渐渐浮现了出来：在和自己进行的战斗中，那个“自己”至今依然残存，并且对写作和世界都饱含深情与指望，这就是“自我拯救”了。

　　记者：你也谈到写作中遭遇的困境，比如《别长春》一文中写到的关于南北语言习惯的差异给你带来的困扰，最终你是如何找到了自己得心应手的“语言”？与这些年东奔西走的经历有关吗？

　　李修文：对于语言，我只笃信沃尔科特的话：“要改变你的语言，首先改变你的生活。”是生活本身带领我找到了我的语言。是的，对我的个人语境影响最深的，就是那些东奔西走。奔走的时间长了，写作的热念死灰复燃，一个郑重的问题就出现了：什么样的语言，才能最简朴又最清晰地表达你的处境和认知？生活和奔走会帮你挑选属于你的词汇，这是一种水落石出，渐渐地，你会认识到，这些词汇就是你的命运。

　　记者：苏童说你“有志于激发汉语之美”。这本散文集的语言真的很纯净、节制、铿锵，这应该与你的审美有关。进一步追问，你的审美形成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李修文：如果个人审美可以视作一个谱系，那么，戏曲和诗歌，花儿和哭丧，长江和黄河，它们都曾影响和浇灌过我。一开始，我的审美大概是受戏曲的影响最为深入，不仅仅是语言，更是那些中国式的人情世故，直到今天，我不断提醒自己，一个东西千万不要写成美国大学写作班教出来的那种小说，缘起就是中国戏曲甚至中国传统古典小说留下来的“起于人情，终于世故”式的教诲。

　　年纪越大，我越趋向于向内追寻，一个谱系里固然有很多组成部分，但个人心性才是审美系统里最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以为：一个写作者，应当具备某种“贞洁”之感，这种“贞洁”才是打通这些组成部分的主体。

　　记者：在书中提到，甘肃是你“除了湖北之外踏足最多的省份”。可否谈谈你与甘肃这片土地的机缘？哪些人、哪些地方令你印象深刻？

　　李修文：我认识诗人、小说家叶舟已经近二十年，自从认识他，他便成为令我敬重的兄长，为了看望这个兄长，但凡有机会，我都要去甘肃，到了甘肃，我就和他结伴一起四处漫游，可以说，甘肃省的大部分土地我都已经踏足过了。

　　还有作家韩松落，他就是一个好作家，绝非仅仅只是一个好的专栏作家，当他还住在榆中的时候，我还专门去探望过他，就像一位粉丝去探望隐居的梭罗。

　　甘肃令我难忘的地方太多了，兰州，敦煌，武威，都曾出现在我的梦境里，但最难忘有二：一是敦煌，行走其间，我不断有终老此地之念；二是文县，5·12地震之时，我曾买了物品押着货车走了几千公里去当地救灾，每天晚上就和衣躺在户外的湿地上，现在想起来，这里大概就是我滴血认亲的开始。

　　记者：《青见甘见》一文是在什么状态下完成的？读来有种“布道”的感觉，包括其情绪、节奏，很容易被代入。

　　李修文：2003年，我渐渐对自己的写作不满，觉得自己写得太软，下意识地渴望某种雄阔之气，于是，我就想到了西域，想到了敦煌，赶紧披星戴月赶到兰州，随后，在叶舟的带领下，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一场梦幻之旅，真是兴之所至，走到哪里算哪里，到敦煌之后，编剧顾小白飞来与我们会合，一起完成了接下来的青海之旅。

　　即使是还在那场旅行之中，我就已经清晰地意识到，它将改变我的生活，更将改变我的写作，现在想起来，那场旅行于我实际上是一场教诲：大雪、荒漠和敦煌带来的教诲。事实上，我自己很清楚，从那场旅行之后，我的文风就慢慢变化了。

　　记者：在纯文学创作的同时，你也进行影视剧本创作。在你个人的创作实践中两者有哪些互补性？如何平衡两者关系？

　　李修文：这是一种相互的浇灌，对我而言，谈不上平衡，对这两者的尺度乃至纪律都深植在我的心中，区别是：在创作所谓纯文学作品时，我绝不考虑读者；在创作影视剧本时，我将观众可能的喜欢与不喜欢放在第一位考虑。

　　其实，你说剧本和小说散文到底有多大区别呢？针对一个不同的故事，选择一种匹配它的体裁，如此而已啊，我相信，对关汉卿汤显祖来说，他们不会觉得这是个困扰，对于体裁的过于细分实际上是对创作力的限制和阉割，我们今天完全不必太在乎这些被过于强调的分野了。

　　文/ 记者 张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