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认识经济新常态下的速度变化

　　从供给侧深刻认识新常态下的速度变化

　　有关测算表明，不考虑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增长，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从1978—2010年的年均10%左右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7.6%，并将继续下降到“十三五”时期的6.2%。如果考虑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增长，“十三五”时期潜在增长率则要高于6.2%。但潜在增长率是指一定时期由资源要素供给能力、生产效率和发展模式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仅代表了一种增长的可能性，既不是实际增长率，也不是会自动实现的增长率。我国经济从高速转向中高速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只有深入把握潜在增长率下降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主动作为、积极施策，才能成功实现增长阶段的平稳转换。

　　有研究认为，我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在于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需不足。因此，从需求侧发力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形成V字形的轨迹。这一看法没有认识到增速下行以及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真正原因。习近平同志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当前，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主要是由供给侧的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化引起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2010年前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加、人口抚养比显著下降这一人口红利直接相关，即劳动力“无限供给”提高了储蓄率、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保持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充分供给，并通过劳动力转移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分析表明，1982—200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近一半的贡献来自农业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2009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我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此后进入负增长。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意味着推动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减弱，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

　　人口红利消失的供给侧因素导致的潜在增长率下降是趋势性的，不可逆转。但同时，当前还存在一些体制性因素从供给侧提高了经济活动的制度性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而这些是可以通过改革矫正的。在这些可变因素和不可变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经济不会硬着陆，而会经历一个随发展阶段变化下行、随后通过改革获得新的增长动力遏止下行甚至改革红利还能使潜在增长率得到回升的L形轨迹。

　　供给侧影响增长速度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持续快速上涨。据估算，2004—2013年，我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比)上升了59.7%。虽然国外媒体所报道的我国单位劳动成本已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并不属实，但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的确在弱化。二是资本报酬递减，投资回报率下降。随着劳动力短缺现象普遍化，资本回报率显著下降成为经济增长减速的主要原因。三是2014年我国农村16—19岁的人口数量达到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阶段，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减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四是诸多体制性障碍提高企业交易费用、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政府管制过多、审批过程繁琐、税费负担以及社保缴费率过重、融资渠道不畅通、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要素价格扭曲、一些企业面临歧视性待遇等问题，提高了企业的制度性交易费用，客观上产生了抑制微观领域创新的后果。五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浪费了资源，压缩了经济增长空间。

　　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当前，为避免经济增速下滑过快，保持适度宽松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是必要的。但超过“适度”范围的强刺激，使实际增长率长期处于潜在增长率之上，会导致欲速则不达。首先，在传统比较优势减弱的情况下，政策刺激企业投资的效果也相应减弱。依靠补贴等办法吸引企业贷款，往往会形成过剩产能，甚至制造僵尸企业。其次，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是由实体经济派生的，这类投资一旦脱离实体经济需求、超出补短板的限度，也会造成产能过剩，积累政府债务风险。第三，刺激政策释放的货币量往往被投机性需求所吸纳，外溢到房地产、股市、海外资产等易产生泡沫的领域，积累金融风险。因此，需求侧的总量性刺激政策并不能培育出新的增长动力源，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着力点必须放在供给侧。应注意的是，潜在增长率下降由供给侧因素引起，但并不等同于供给不足，所以供给侧施力不是简单地增加供给，而是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瞄准导致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体制性障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需要双管齐下：一是对已经形成的过剩产能、高杠杆率和僵尸企业进行存量调整；二是加快形成新的体制机制，杜绝和防范在增量上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有研究表明，让无效率企业退出、让更有创新性的企业进入和成长，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可达到1/3—1/2。

　　以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切入点，从可以立竿见影产生改革红利的领域率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与保持中高速增长不是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的关系。改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获得真金白银的红利。行政审批、财税金融体制、户籍制度、国有企业、竞争政策等领域的改革，都会释放显著的改革红利。

　　完善社会政策托底功能，守住民生底线，把改革红利融入共享发展之中。化解过剩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主要任务，必然牵涉到僵尸企业的破产和兼并重组。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越是深入，完善公共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的任务就越是紧迫。应加大劳动者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力度，把改革红利融入共享发展之中，提高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的获得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