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中国西北角|从“能写”到“写清楚”有多远：一位新闻学子的采写复盘

【专题】十所高校百名学子重走中国西北角

　　去桂林之前，我对这座城市的认识带着一种典型的游客视角：山水甲天下、漓江、象鼻山。还有那句嘹亮又熟悉的调子：唱山歌来哎……这些词都很熟，熟到几乎不需要解释，也正因为太熟，它们很容易成为一种遮蔽。一个地方一旦被几个高度概括的符号代表，我们最先要做的，应该是从这些符号背后重新找到具体的人。

　　从“桂林有什么”到“我究竟想写什么”

　　本次“重走”，我给自己定了两个选题，一个是刘三姐文化传承，一个是桂林米粉。一端是被全国观众反复讲述的文化记忆，一端是街巷里每天早晨都在发生的故事。刚开始发现这两个选题时，我的判断其实都依靠直觉。《三姐有戏》里有黄婉秋、何雁云和两个女儿三代人的传承，本身就有故事性。百寿米粉经营了近二十年，老板熊小敏坚持六元一碗、不开分店、自己熬卤水，也很容易让人产生“这应该能写”的感觉。

　　但能写离写清楚还有很远的距离。准备采访何雁云时，我一度把非遗传承、三代接力、守正创新列成大框架，采访提纲也围绕这些概念展开。问题看上去完整，却有些先有结论再去找材料的感觉。我后来才发现，何雁云最有力量的表达反而没有那么宏大。她说，母亲在世时，自己跟着母亲做传承“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母亲去世后，继续唱下去、演下去，是一种怀念。那一刻，传承，一个写在选题策划里的词，变成了一个家庭几十年的生活方式。

　　百寿米粉的选题也有类似变化。最初吸引我的是老店、独家卤水、坚持不加盟这些内容。到了店里，我真正看到的是其他东西。地下铺面的逼仄，清晨不断进出的熟客、操作台后几乎不停的手、热气里一遍遍擦汗的围裙，还有熊小敏谈起母亲时突然落下来的眼泪。她没有坐在那里等我采访，她一直在做生意、切肉、招呼人。一个人怎样过日子，比她怎样总结自己更早地呈现在我面前。

采访小队与熊小敏 唐政/摄

　　这两个选题让我第一次很具体地体会到，所谓新闻敏感并不只是发现特别的人和特别的事。更难的一步，是判断一个人身上哪些部分值得被写，哪些只适合成为背景，哪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能够托住那些抽象的词。桂林当然有美景、山歌和米粉，可我最后想写的，是这些东西怎样进入人的日常，又怎样被人一点点守住。

　　采访前有提纲，采访开始后要学会离开提纲

　　我以前对采访准备有一种朴素的安全感，那就是问题准备得越多，采访就越不容易失控。桂林的这两次采访改变了我的这种想法。提纲固然重要，它保证采访者知道基本事实、人物经历和必须核实的细节。但采访一旦开始，最有价值的东西常常出现在问题之外。

　　采访何雁云之前，我查了黄婉秋与电影《刘三姐》的相关资料，也梳理了她们几代人的艺术经历、《三姐有戏》的演出模式和刘三姐歌谣、彩调、桂林渔鼓等非遗背景。现场观看演出以后，原本平面的资料立体了起来。小剧场并不大，观众和演员离得很近，观众们会被叫上台学桂林话、学扇子动作、跟着演员唱经典桥段。对于一个从外地来、对刘三姐只有模糊文化记忆的人来说，这些互动比任何一句“沉浸式文旅融合”都更容易说明问题。

　　采访时我也发现，有些回答很长，里面藏着多个可以继续追问的方向。何雁云从大女儿学音乐剧谈到小女儿学戏曲，又谈到为什么选择有升学空间的剧种；从“传统必须守住”说到年轻人可能没有完整看过电影《刘三姐》；从四版旅游演艺谈到场地和经营压力。她还提到，过去几版演出并非每一次都因为内容做不下去才结束，有时是不可抗力的因素，有时是租用场地发生变化，“每一次结束都是情非得已”。

《三姐有戏》演出现场 梁万丽/摄

　　百寿米粉的采访更像一场跟着人走的采访。店里的节奏快，问题很难按照提纲一条条问完。有些内容是在她切肉时说的，有些是在客流稍缓后补充的，有些话题刚说到一半，就被客人的招呼声打断。我开始注意她的动作和语气。比如谈到自己刚学做米粉时，她可以笑着讲切菜切到手、花生炸糊，说到母亲，她却停顿下来。对人物报道来说，这种停顿本身也是信息。

　　更重要的是，我开始学着在采访中给自己留出空白。以前我常担心冷场，会急着抛出下一个问题。这一次，我越来越愿意等几秒，看看对方会不会把前一句话继续说下去。很多时候，受访者真正想说的内容，恰恰出现在采访者没有立即接话的那几秒里。

　　没有全部写进稿子的桂林，也构成了我对这座城的认知

　　两篇报道刊发以后我再回看采访材料，发现成稿永远只保留了现场的一小部分。被删去的材料并非都不重要，有些只是和文章的主线不匹配。它们留在采访笔记里，构成了我对桂林的另一层认知。

　　在刘三姐文化的采访里，我原先很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三代上，因为祖孙三代天然具有传播上的完整感。可何雁云谈得更多的，其实是现实。舞台要有人看，演员要有收入，年轻人学一门传统艺术也要考虑未来能不能继续读书、能不能生活。她说，很多老一辈演员愿意来演，是因为大家知道这件事值得做，演出满场要认真演，观众少的时候也一样演。这样的表达让我意识到，文化传承并不总是发生在聚光灯最亮的时候，它也发生在票房不稳定、场地可能变化、年轻人需要作职业选择的日子里。

　　最终稿用了“被看见”作为一个重要线索。这个词来自何雁云采访结束前的反复表达。最开始我把它理解成传播层面的提高知名度，后来越想越觉得它更具体。被看见意味着有人愿意买票、愿意停下来、愿意知道桂林除了山水还有彩调和渔鼓；对演员来说，也意味着这门艺术还有舞台。于是我对桂林文化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对游客而言，桂林的风土人情可能是一次旅行中的观赏对象；对生活在这里的人，它同时是工作、收入、家庭教育和下一代去向，是每天都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百寿米粉让我看到的桂林则更日常。过去我说起地方风味，脑海里首先出现的是味道。采访之后，我愈加觉得，一种地方食物能够成为城市记忆，靠的还有人与人的熟悉。有人进门不用多说，老板就知道大概吃什么；有人搬走以后又回来店里吃；店里雇了十多年的肖阿姨，早已和这家小店的日常缠在一起。

老板熊小敏与肖阿姨 田明敏/摄

　　有些很鲜活的内容我最后主动放轻了。熊小敏很热心，谈到遇到困难的人、滞销摊主时会尽力搭把手。这样的材料当然能强化人物的善良，可一旦写多，很容易把一个有脾气、有经营判断、也会算账的小店老板写成单一的好人典型。我不希望她只剩下一种道德标签。她会为了控制成本选择并不起眼的地下铺面，会因为分店影响口碑而拒绝继续扩张，会坚持食材标准，也会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帮别人。这些方面放在一起，人物才更接近日常生活里的复杂与完整。

　　所以，这趟桂林之行给我的地方印象来自小剧场里一盏彩玻璃灯照出的斑驳色块，来自演员说桂林话时清亮的尾音，也来自地下铺子里的油烟、卤香和切菜声。过去我容易把风土人情理解成可以被罗列的地方特色，现在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人和地方长期相处后留下的痕迹。山歌之所以属于桂林，不只是因为它被写进文化名录；米粉之所以属于桂林，也不只是因为它是一种知名小吃。它们都有人在日复一日地唱、做、教、卖、吃，也在这些重复里继续变化着。

　　修改是不断重新抉择什么值得留下

　　这次实践里，我花时间最多、也最能看见自己问题的环节就是修改。两篇稿件都经历了从“材料很多、什么都想写”到逐渐找到中心的过程。真正费力的修改在于取舍，删什么、留什么，哪一段应该提前，哪一种判断需要收回，哪一句看起来很漂亮却没有事实支撑。

　　刘三姐一稿最初的问题，是“传承”写得太顺了。三代人接续、四次演出改版、传统与创新、非遗进入小剧场，这些材料很容易被排列成一条正确而平滑的线。但人真正生活在其中时，并没有这么整齐。初稿里我写过“所谓三代传承的动人之处，并不只是祖孙三代都曾站在舞台上，而是每一代都要重新面对自己的难题”。后来我对这句话不太满意。原因在于我的判断来得太早、太满。“不是……而是……”也替读者把结论说完了。最终刊发时改成了“祖孙三代都曾站在舞台上，其中的珍贵动人之处，在于每一代都要重新面对自己的难题”，并紧接着写三代人各自面对的问题。它比最初更克制，也让后面的事实承担了一部分解释功能。

采访小队与何雁云、黎美杉 夏鹏宇/摄

　　百寿米粉一稿的修改更让我感受到写人和写动作的拉扯。米粉太适合写味道了，滚水、卤香、锅烧、花生、酸笋、酸豆角，稍微展开就很有画面。最早构思时，我也希望从清晨制作米粉切入，用色香味把读者带进桂林。后来我反复提醒自己，食物描写只负责打开现场，熊小敏才是报道的重点。刊发稿开头保留了较完整的一碗粉制作过程，地方感很足，但从人物报道的角度看，我现在甚至会考虑再压缩一点，让熊小敏更早出现。

　　稿件结尾也经历了同样的取舍。我一度很喜欢“一碗碗米粉被端上桌、吃进胃里，再随着一个人的生活继续往前走”这样的句子，因为它有流动感。后来越读越觉得别扭。米粉“随着生活往前走”好像是我制造出来的抒情，和前面的生活质感并不完全相称。刊发稿最后改成“一碗碗米粉被端上桌、吃进胃里，也走进一位位食客的生活里”，并收回到中午后的店铺、备货和第二天清晨。少了一点刻意的文学感，但更接近整篇报道的气质。

　　谭老师的修改建议专业而细心。我也慢慢理解，删掉一句喜欢的话并不意味着这句话写得差，它可能只是放错了地方，或者承担了文章并不需要的情绪。修改的价值就在这里，写第一稿时，我在努力把自己看到的都放进去；修改时，我必须站到读者那边，重新判断哪些内容能让人物更清楚，哪些只是证明“我会写”。这大概是这次采访实践里最难，也最值得继续练习的一部分。

　　这趟采访也让我对桂林有了比“山水甲天下”更私人一些的记忆。以后再听到《刘三姐》的旋律，我可能会想到东西巷里那个不大的剧场，想到台下孩子跟着演员学动作时的笑声；再看到一碗桂林米粉，我会想到上海路地下铺子里清晨升起的热气，想到老板一边忙一边擦汗的样子。

　　两篇稿件最终刊发时，我当然有一种完成任务后的轻松，但这种轻松很快被另一种感受替代，我能清楚看到里面仍然存在的不足，我会想起每一个被删掉的段落，想起哪些追问当时没有继续，哪些句子为了赶稿还可以更克制，哪些事实幸好在最后核实了一遍。

　　我也因此重新理解采访札记这四个字。它不只是记录去了哪里、见了谁、写了什么，更像一次对自己新闻判断的复盘。选题时，我为什么被某个人吸引？采访时，我为什么在某句话后继续追问、又为什么在另一个地方轻易放过？写作时，我为什么总想用一句总结把材料包起来？修改时，我为什么舍不得删掉某个漂亮段落？这些问题比“这篇稿子写得好不好”更具体，也更难回避。

　　（作者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田明敏；指导教师谭泽明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