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中国西北角丨从“预设采访”到“看见人”：一段桂林采访带来的新闻认知更新

【专题】十所高校百名学子重走中国西北角

　　七月的桂林，热浪裹着蝉鸣。我们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几个研究生，背着相机和采访本，参加了“重走中国西北角”桂林线的采访活动。

　　七天的时间里，我们走进东漓古村、白沙镇和正阳东西巷，采访了三位文化传播者：制香师陈师傅、曾经爆红的“栓Q哥”刘涛、“刘三姐”的女儿何雁云。出发前，我们列了满满两页采访提纲，上面写满“非遗传承”“青年返乡”“流量与初心”这些词。现在回望，留在我们记忆里的，不是任何一句可以被写进稿子的“金句”，而是几双手、几个眼神，和一些极普通的瞬间。

　　寡言、虔诚的小陈师傅

　　东漓古村的香坊里，我们第一次见到陈师傅。他二十四岁，黑T恤，黑框眼镜，让我们叫他“陈师傅”。

　　他拎着一只塑料袋进来，里面装着艾草粉，像是刚从菜市场回来。然后，他打开水龙头洗手，一个指缝一个指缝地搓，水声在安静的老屋里格外清晰。忽然，有种羞愧感萦绕在心头。就在几分钟前，我们还在心里反复盘算，怎么才能从他嘴里问出一点关于“坚守”的豪言。他的洗手，似乎给我答案……

　　我们常常带着预设的答案去采访——那些体面的、可以被写进稿子的“意义”。而生活给我们的，往往是一双干净湿润的手和一只普通塑料袋。

陈师傅展示手工线香 梁万丽/摄

　　体验制香时，他来来回回搬东西，模具、纸盒，像搬家。然后才开始揉泥、压模、修边。他教大家怎样让花瓣形状的小香饼完整落在纸巾上，语气平淡。我注意到，他检查成品时没有多余夸奖，只是点点头。

　　后来，我们问他为什么留在古村，他给出的答案，简短到让人无法追问。他没有谈热爱，没有谈传承，只说这里能静下心做东西。又问他未来规划，回答更简单。我们意识到，采访者似乎总希望受访者说出某种升华，好让稿子有一个漂亮的结尾。

　　陈师傅把自己活得很具体，具体到一包香粉怎么放、一块香饼怎么阴干,他不愿意成为符号。

　　回归平淡的“栓Q哥”

　　离开古村，我们去了白沙镇。

　　刘涛提前在树荫下等着，浅青色T恤洗得发白。他略带歉意地表示，家里有病人，不方便在家采访。握手时，他掌心粗糙，力道很大。忽然想起网上那些铺天盖地的视频，那个操着桂林口音说英语的男人，此刻就站在面前，没有滤镜，没有打光。

　　采访中，他说起自己曾是放牛娃，自学英语，骑自行车到漓江边找外国游客请教发音。他语气平缓，没有煽情。后来提到有人叫他“哈仔”，阳朔话里的“傻子”。他笑了笑，不是苦涩，更像是不需要别人替他委屈。

　　我们原以为，一个过气网红的故事里会有落差：巅峰时的狂欢，退潮后的落寞。但他不提供这种叙事。他仍坚持更新视频，目的简单到不能再简单：让那些关注他的人知道他还在。这句话让人琢磨了很久。

　　我们总把坚持写成悲壮，把日常写成戏剧。刘涛让我看见，有些坚持就像每天都要去江边一样自然。

刘涛接受采访 夏鹏宇/摄

　　“刘三姐”后人的日常

　　正阳东西巷的“三姐有戏”剧场，何雁云和小女儿并肩站着。灯光亮起前，我们在后台瞥见女儿看母亲的眼神——不是崇拜，更像是一种从小就浸在其中的熟悉。

　　何雁云反复提到一个词：被看见。她说，即便只有两个观众，也要认真演，孩子基本功不扎实仍要盯。她说演员若不能打动自己，就很难打动观众。

　　新闻写作何尝不是如此？如果新闻人自己都没被打动，只是按套路组织材料、提炼主题，读者又怎么可能被打动？我们忽然明白，她做的不是一场演出，而是在每一次登台时，把一份记忆从自己手里递到别人手里。

　　那种递出，需要先让自己相信。

“三姐有戏”戏台 田明敏/摄

　　新闻采访，学会观察和倾听

　　离开桂林那天，翻看采访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时间、地点和一些片段。

　　我们真正想写的，是陈师傅搓指缝时溅起的水珠，是刘涛转身走回家时背后青灰色的喀斯特山峰，是何雁云说“被看见”时微微前倾的身体。

　　新闻写作若只追求逻辑清晰、主题明确，很容易把人写扁。而一线采访的意义，恰恰在于让我们看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来路和去路，他们不是例证，不是素材，不是某种议题的注脚。我们学会了把镜头放低，低到能看见一双正在洗手的年轻的手，低到能听清一个过气网红说“我还在”时的平缓呼吸，低到能察觉后台一个小女儿对母亲的那种无需言说的信任。

　　写新闻，不是去记录标准答案，而是诚实地呈现我们看见的复杂与具体。闪光点不是我们赋予的，是他们在生活里自己磨出来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别用预设遮住那些光。

　　（作者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唐政；指导教师谭泽明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