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中国西北角丨茉莉的香与玫瑰的刺：在桂林遇见三位“守”住本心的女性

【专题】十所高校百名学子重走中国西北角

　　作为一名新闻学子，我对于“重走中国西北角”一直满怀憧憬。在我想象里，应该是在西北的黄土塬上、戈壁滩边，和范长江先生当年走过的路有关。桂林，似乎和它不搭界。直到在基地第一天确定了各自的选题，我和小伙伴开始查资料、找线索，才发现“路”就在脚下。

　　找选题：三个名字，三条线索

　　第一个采访对象是莫凯月。资料上说她是从美术教培转行做颂钵音疗的。网上关于颂钵的说法鱼龙混杂，有人把它吹得神乎其神。联系上她后，第一次见面谈话，我就觉得她不一样。她不讲那些玄妙的词汇，反而很具体地告诉我们：“颂钵是面向亚健康人群的一种身心调节手段，不是医疗，绝不能宣称能治病。”这种在“神化”行业里保持清醒的态度，让我们决定跟下去。

莫凯月演示颂钵研磨手法 陈碧涵/摄

　　第二个采访对象是杜娟。一个从河南农村走出来的女性企业家，在东莞建了自己的工厂，做植萃护肤。联系她的时候她正忙，但听说我们是学生出来做采访，还是爽快地答应了。她后来说，年轻时也“背着包到处跑，见人就问”，知道被拒绝是什么滋味。

　　第三个采访对象是阳朔白沙镇的赖玉梅，她是全国劳动模范、党的十九大代表。但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资料里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她带着村民，用一套自创的“三避技术”，救活了村里传了九代却酸涩难吃的金桔。

　　三个采访对象，三种身份，三位女性，彼此没有任何关系。后来，我们在写稿、改稿时逐渐意识到，她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在这个求快的时代里，踏踏实实地慢慢做好一件事。赖玉梅守的是土地的本分，莫凯月守的是音疗职业边界，杜娟守的是从原料到成品的每一道真功夫。

　　去采访：三个地方，三种走法

　　采访莫凯月，是在融创度假区，我们的驻地附近。她衣着素雅，说话轻声细语，与周围平静的山山水水融为一体。采访时，我们观察她用手心焐热音钵的细节，动作娴熟、自然。她说：“没什么讲究，就是凉的手感不舒服。”这句话让我觉得，她守护的东西，都藏在这种不经意的温柔里。

　　采访赖玉梅，是在她的七仙峰茶园。车子在高速路、国道、山间小路，行驶了差不多两个小时。通往茶园的路弯多坡陡，有些路段仅容一车通过。我们到茶园时，她正忙着接待一批来自荷兰的外国游客，她抽出时间，与我们交流了很久，带着我们去参观茶园，向我们叙说当年是怎样靠着一锄一镐，和村民硬生生从荒山里刨出这片绿。她说起亏了五十万、卖了房、前六年没有盈利的时候，表情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有一句让我们印象深刻：“地里的活，急不来。你急，树不长；你不急，它慢慢就长了。”

　　采访杜娟约在驻地咖啡厅。她从外地赶来，一身黑白搭配，语速快，不绕弯子。她带我们看花卉大棚和产品展区，聊起早年的辛苦经历，16岁打工端盘子，交不起学费，大年三十困在暴雪里吃泡面。我们问她怎么扛过来的，她语气很平：“我不怕自己没学历，我怕自己没有学习力。”后来聊到行业，她声量也没提高，但话扎得很深：“做生意贵在真诚，样板和批量生产原料必须完全一致，宁可少接订单，也不能偷换。”我默默记下这句话，因为它和赖玉梅“宁可减产也要干净”的种茶原则、莫凯月“不夸大，不迎合”的职业底线，本质上是同一回事。

　　抓亮点：她们做的事和说的话

　　莫凯月：守住声音的边界。“很多人把颂钵当‘助眠神器和玄学表演’。”她边说边轻轻摇头，“它不该被神化，也不必被神秘化。”她让我们亲手磨钵，在主动参与中收拢散乱的思绪，靠声波共振帮脑波从紧绷的β波过渡到平和的α波。她不追流量，不做网红式表演，“低价引流、夸大宣传，把安静的行业搅得太喧嚣。”她的愿望朴素得让人意外，只是给颂钵“祛魅”，让它成为高压生活里一处温和可信赖的出口。

　　赖玉梅：土里刨出的本分。采访快结束时，我问她有没有想过换个活法。她愣了一下，像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想过。”她说，“地都在这儿了，人能去哪儿？”三十年，她把被嘲笑“穷得坐不上板凳”的委屈，全熬成了力气还给土地，长出能抵达25个国家的绿意。

　　杜娟：野玫瑰的刺与香。在用一种花比喻自己时，杜娟说了一段让我们至今难忘的话：“做事情的人，尤其是女生，最好具备两种特质。一个是茉莉——不起眼，但香味藏不住，那是你身上真正有的东西。另一个是玫瑰——有刺，该扎人的时候得扎人，不能只会软，也要有边界和态度。”

　　后来，我回想另外两位采访对象，发现她们身上都有这两种质地：赖玉梅用三十年踏实做一件对的事，那是茉莉的香；面对村民起初的不解和阻力，她从不让步，那是玫瑰的刺。莫凯月的温和与对行业底线的坚守，同样如此。在写稿时，这段话因太过个人化，最终没写进正式文稿中，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内容之一。

杜娟介绍玫瑰品种 白亚文/摄

　　加减法：写稿、改稿、发稿的淬炼

　　写稿，是一个比采访更漫长的过程。初稿容易犯“大而全”的毛病：什么都想写进去。赖玉梅那篇我最初围绕“热爱土地”铺开，结果变成面面俱到的“人物特稿”。我和小伙伴分工，她写人物特稿，我转为聚焦乡村振兴专题。重新梳理素材后，把茶园现在的景象提到开头，先让读者看到她“做成”了什么，再倒回去讲怎么“做到”的。标题从初稿的《土地的根，山外的风：从荒山到千亩茶园，赖玉梅的出走与归来》，最后改成《扎根荒山三十载 赖玉梅终将千亩贫瘠化作“绿色银行”》，更干净、更实在。

　　莫凯月那篇正好相反。初稿我花了很多笔墨写音疗的技术原理——共振频率、脑波波段。看了反馈说：“读者不需要上物理课，他们想知道这个人为什么做、做得怎么样。”于是我大幅删减技术描述，把重点转到她“厘清内核、划清边界”和“拒绝流量快钱”的选择上。改完之后，文章的魂立住了。

　　整个过程中最深的体会是：初稿是“记录”，改稿是“选择”。减法比加法难做。有些素材自己很喜欢，比如杜娟那段“茉莉与玫瑰”的比喻，总想把它放进文章里，总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我把它留在了采访手记里，分享给读者。

　　回头望：路不好走，但没想过不走

　　回想桂林之行，印象最深的不是具体的人或金句，而是一种整体状态：每天都在路上，每天都赶往下一个地方，路有好有坏，自己从来没有不想走的想法。

　　出发前，我听过很多关于“新闻理想”的课，老师用的词比较大：“责任”“使命”“坚守”。心里觉得有道理，却总隔着实践的体验。这次出去，从头到尾没人提这四个字，我反倒觉得离它近了一些。所谓的新闻理想，落到日常里其实就是：你愿意为了一句可能是好故事的东西，去走一段不确定的路。路上可能碰到有意思的人，也可能空手而归；采访可能顺利，也可能不顺利；稿子可能有人看，也可能石沉大海。但你还是愿意出门，愿意上车，愿意在盘山路上晃两个钟头去见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听他讲他的人生。

　　在桂林那些天，从没人抱怨过路远难走。大家心里都明白：正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山路、导航找不到的巷子、约了几次才见面的人，种种因素加在一起，才构成了“重走中国西北角”活动的值得。课堂上讲的那些关于新闻的东西，会在这个过程中，变成我身上真实的一部分。

　　我想用赖玉梅在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收尾，也是对我们这趟“在路上”的状态最好的比喻。她说：“看见荒地就心疼。”我想补充的是：“荒地一旦绿了，就能替你抵达年轻时想去的所有远方。”这一路，我们正是从“不知道下一站在哪”的荒芜里出发，用自己的脚和笔，一寸一寸让它绿起来。

　　（作者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白亚文；指导教师谭泽明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