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中国西北角 | 十年填补空白：敦煌遗书数据库背后的学术坚守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遗书数据库建设”的首席专家，马德见证了敦煌文献数字化的转折时刻。

　　2022年8月，由敦煌研究院主导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遗书数据库”正式上线。平台涵盖敦煌汉文、藏文文献的基本信息、数字图像、全文录文和相关研究文献目录四部分，提供全文检索和图文对照浏览。这是敦煌研究院首次向全球系统发布馆藏敦煌遗书资料。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

　　2012年，马德为首的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团队，通过竞标获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遗书数据库建设”。彼时，敦煌学数字化已走过二十余年，但系统性的数据库建设仍属空白。

　　“敦煌研究院大本营是莫高窟，敦煌遗书的出土地在这里，我们做这项工作责无旁贷。”马德说，“当时我作为文献所所长，这个事情我们不做的话，没法和各方面交代。”

　　数据库建设并非凭空而起。上世纪90年代，敦煌研究院就做过手工编目的电子化尝试，设计做过目录、人名、历史文献等小型的数据库，“技术进步得很快，我们就做大的，一次到位，把之前做的全部都收录进去。”马德说。

　　从学术视角出发的设计

　　与其他同类数据库相比，“敦煌遗书数据库”在设计上强调“四位一体”：目录、图版、录文、研究文献在同一平台汇聚。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藏文遗书数据的整体纳入——各相关数据首次在同一数据库中集聚，实现了从单一型向综合型的转变。

　　马德在2018年与韩春平、许端清合作发表的《关于敦煌遗书数据库》一文中系统展示了数据库的检索与显示功能：快捷检索与高级检索两种方式，表格与缩略图两种显示模式，高清彩色图版支持移动、预览、缩放、全屏等多种操作。文章还特别提到，数据库已初步具备基于撕裂文献的缀合关联功能，方便学者进行缀合研究。

　　“我们做平台的时候，是从学者使用的角度去要求的。”这种从“学术需求”出发的设计理念，与近年来“数字藏经洞”等项目走向游戏化、沉浸化的路线，形成了微妙的差异。

　　“让更多的人知道是好事，但做研究的还是应该比较严谨。你去做你的游戏，我们做我们的研究。”他说。

马德 图片由敦煌研究院提供

　　一张照片引发的警觉

　　谈及数字化的局限，马德举了一个例子。他曾看一份英国所藏的敦煌写卷照片，反复研究仍未得其解。后来有机会看到原件，“当时就理解了”。因为雇主把“造福功德”写成了“生”字，这个细节在照片上根本无法辨认。

　　“看照片肯定不如看原件看得清楚，”马德说，“有时候折起来了，拍照片的人不懂文献，折起来的地方就不拍了，重要的字就没有拍出来。”

　　事实上，早在2013年发表于《敦煌学集刊》的《敦煌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之浅见》一文中，马德就从战略高度论证了数字化保护的意义。他引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强调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是“实现这一战略的具体措施”。但他对数字化的局限始终保持着清醒认识。

　　他在2018年的文章中也坦承了数据库的诸多不足：内容相对有限，研究文献目录中能链接全文的属少数；除藏文遗书外其他胡语遗书尚未涉及；繁简字转换功能尚未真正实现；论文数据中的文字问题亟待解决。海外所藏遗书的图版难以全面共享，数量庞大的遗书全部录文绝非短时间能办到，“加之受限于文字编码、字符及现状，要处理既有俗字、异体字、避讳字等多种特殊字形的汉文文献，又混杂多种古代胡语文献的敦煌遗书，其艰难可想而知”。

　　回望十年数据库建设历程，马德的立场清晰而坚定：他坚信数字化是“责无旁贷”的工作，也对技术僭越学术本位保持警惕。在他看来，数字化的首要价值，仍然是“把资料留下来、传播出去”。

　　（作者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苏蕾，2025级国际传播创新班屈琛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