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中国西北角|父子“愚公”接力二十余载 猪驮山荒坡变绿岭

【专题】十所高校百名学子重走中国西北角

　　站在猪驮山顶俯瞰，苦水川的丹霞山峦层叠起伏，庄浪河蜿蜒而过，山脚下万亩玫瑰园铺展开来。每年农历四月初八，这里会迎来数万登山者。但在20多年前，这座山还是光秃秃的，没有水，没有电，也没有路。

猪驮山风景图 缪郁文供图

　　改变这一切的，是缪树林和缪郁文这对父子——父亲用20多年把树种上山顶，儿子在40岁那年从城里回到家乡，接过了锄头和铁锨。“我爹就是愚公，我是当代愚公的儿子。”缪郁文说。

　　当代愚公，荒山植绿

　　缪树林是苦水本地人。上世纪80年代起，他在西部搞土建工程，带着乡亲们四处闯荡，日子过得红火。但在外面漂泊越久，回家的念头就越强烈。2001年，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傻”的决定——把自己经营多年的建筑公司转让了，省城的房子也卖了，又找银行贷款，凑了1000多万元，回到苦水，承包了猪驮山。

　　村民看不懂，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头”。在当地方言里，差不多是“傻帽”的意思。起初妻子也不怎么同意，“好好赚钱的生意不干，回来干这个苦差事，但拗不过他，两个儿子也支持他，说应该为家乡做点有意义的事。”

　　山是承包下来了，但这座山什么都没有。山上的土含碱量很大，一开始种什么死什么，三万棵云杉栽下去，全干了。请教了懂行的人才知道，得换土。于是一棵树一个坑地换，一棵一棵地试，试来试去，最后发现只有柏树能扛得住这里的干旱和碱土。

　　这一试，就是十几年。

　　春天育苗，夏天种树，秋天补栽，冬天防火。缪树林和妻子常年住在山上。20多年下来，缪树林在猪驮山栽下了超过10万棵树，围封了上千亩荒山。2012年，他又带着村民在山下引种玫瑰，游客来了，农家乐也一家接一家地开了起来，为当地农民带来可观收入。

　　但这些是后来的事。

　　在漫长的十几年里，这座山只有缪树林夫妇，和他们种下的、或者没种活的树。

　　水瓢传接，子归青山

　　“生在苦水街，长在苦水街”。缪树林的大儿子缪郁文这样介绍自己。

　　小时候，每年春游学校都组织去猪驮山。“要么带几块砖，帮修房子的人进行搬运；要么自己带着树苗去植树。”缪郁文回忆说，“我们这一年龄段的苦水人，基本上每一个人都干过这种事。”

　　可能当时的他也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成为这座山的“当家人”。

缪郁文在田间犁地开发 缪郁文供图

　　在回到猪驮山之前的那些年，他在外面折腾了不少事——在苦水中学教过一年书，到国税局上过一年班，后来开过饭馆，办过电脑公司，又做了电力工程。日子不算差，手里也有些积蓄。

　　可山上的父亲在一天天变老。年近70岁的人，弯腰种树已经不如从前利索，走一趟山路要歇好几回。那么大的山，那么多的树，总得有个人接着管。

　　关于接班的事，最终还是由远在北京的弟弟先开了口。他在家庭会议上开门见山地说：“父亲现在年龄已经大了，不适合凡事都亲力亲为，山上的事应该让我哥去干了。父亲你现在要退休，就应该彻底退下。”

　　于是，40岁这年，缪郁文辞了外面的工作，回到了苦水，正式接手猪驮山。说是接手，父亲却并没有真正离开。种树、养护这些事，父亲仍然在干，有些树死了还要补栽，另外还栽了不少果树。“其实现在好多事情还是由我父亲去做，”缪郁文说，“父亲年龄大了，但闲不住，他也不想住城里，就想在这座山上。他体力跟不上了，决策上也需要我来给他做主。”

　　当年父亲40岁上了山，如今儿子40岁接过了班——冥冥中像是完成了一次接力。

　　“咱们现在不缺吃不缺穿，拿着钱也干不了啥，我觉得这种事干着也有意义。”缪郁文这样解释自己的选择。

　　守山维艰，步履不停

　　正式接手猪驮山后，缪郁文才发现，把树种活只是开始，让这座山活下去是另一道坎。

　　猪驮山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由于景区属于私营性质，所以这座山，得靠自己养活自己。缪郁文介绍，“门票是唯一的收入来源”。挂牌价旺季是50元，淡季25元。但现实是：旺季只卖19.9元，淡季9.9元。不是不想卖高价，是卖不动。“这两年经济环境不好，”缪郁文说得很直接，“近两个月的工资，我们已经发不出来了。”

　　猪驮山距离兰州市区只有50公里左右，游客也主要集中在兰州周边。“前些年还有旅行团，这两年基本没了，有的也就是那种徒步的。”缪郁文说。每年的四月初八是山上最热闹的日子，有从周边县市甚至陕西、青海来的人，人流量一天能有五六千，最盛的时候能到两三万人。

　　那天过后，山又安静下来。

　　缪郁文介绍，“前几年，凭门票收入每年能结余二三十万，好的时候四五十万。这些钱会用来修一段路，补一段护坡，换一批栏杆。但这几年，客流量掉了50%，收入掉了30%。今年6月份的客流量，又比去年同期少了一成多。”

　　缪郁文没有坐等。请不起专业的营销团队，他就自己开了个抖音账号，拍山上的丹霞、盛开的玫瑰……在景区设施上，他尝试种景观树来吸引游客——先是买了500棵枫树，活了十几棵，又试了一些观赏性的小果树。缪郁文说，“这次活了一部分，但要形成规模，还得好几年。”

　　基础设施也在一点点完善：修路、装垃圾桶、做标识标牌。前年，还把人工浇灌改成了喷灌系统，缪郁文说，“这比以前科学多了，能浇到的树多了不少”。

　　但这些尝试仍然难以解决眼下的难题。积蓄一笔一笔地投进山上的护坡、栏杆、道路。“我挣的钱已经全都放在山上了”，说这话的时候，缪郁文抬起头望了一眼山顶，他语气很淡，像是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我们也没办法，父亲这么干，我们也就跟着这么干。我觉得这些年跟着父亲干的这些事，就是在为人民服务，努力实现共同富裕。”

　　从村委会门外抬头望去，猪驮山顶就在视线的尽头。七月的山路两侧，柏树已经长得密了。风从丹霞山脊上吹过来，带着初夏的燥热和草木的气息。站在山顶往下看，整个苦水川尽收眼底——绿色的田块、红色的山峦、白色的农舍，庄浪河在远处无声地流淌。

　　二十多年前，缪树林站在这座光秃秃的山顶上，大概也看过同样的风景。那时候他怎么都不会想到，多年以后自己的儿子会站在同一个地方，替他继续看下去。

　　山还是那座山。但山，已经不是那座山了。

　　（本文系“行走永登·记录中国”课题成果，作者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6级硕士研究生何苏、徐玉洁、王默涵，2025级硕士研究生管子怡；指导教师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斗维红、秦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