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马，尘埃》：书写敦煌文化精粹 传承丝绸之路精神

　　编者按：文学创作是传承、发展丝绸之路（敦煌）文化遗产及研究成果的重要方式。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杂志社社长、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驻院作家冯玉雷多年来坚持丝绸之路（敦煌）文化研究和文学创作，成果颇丰。冯玉雷笔下的敦煌不仅仅是一个地方、一个文化堡垒，而是一个文化想象、景象、意象有机结合的文化空间，是一个由此及彼展开想象、抒写情绪、寄托观念和实现理想的文化凝结核。最近出版的百万字小说《野马，尘埃》引起国内外学者、评论家高度关注。

　　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教授及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孟繁华、李继凯、王春林、谢有顺、刘大先、周明全等联袂推荐。汪德迈教授为小说题词：“这是中国唐代历史上的一次狂野的驰骋。”伦敦大学、四川大学教授赵毅衡先生说：“这是西部文学重新兴起的新高峰。”敦煌学家、长江学者郑炳林教授认为“当今世界，更需要优秀文化文学成果春风化雨，慰藉沟通人们的心灵。”敦煌学家柴剑虹教授说：“文明交汇，正是小说《野马，尘埃》的主题。”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叶舒宪教授如此评价：“登昆仑兮食玉英，笔底涌波澜兮，气象万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研究员评介说：“野马尘埃，元气澎湃，虚实相生，非凡创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谭佳说：“神话叙事，大气磅礴，融历史情怀于浪漫想象中，一部成功的学者型小说。”

　　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报》1月29日第八版特别摘选、刊发张俊宗、李继凯、韩高年、李生滨、马振华、杨华、马粉英、孟汇海、刘海燕等评论家、学者评述文章。本专辑转发时略有增删。

　　以文学创作传播敦煌文化

　　张俊宗（西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

　　张俊宗：敦煌学产生以来，海内外学者及相关研究机构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同时，许多画家、作家、诗人、影视剧创作人员以敦煌文化遗产为书写和表现对象，创作出不少优美文学艺术作品，在传承中华文化、传播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方面做出重要贡献。西北师范大学在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始终把研究、传承和弘扬优秀历史文化作为重要使命，从而形成良好传统，创造了不凡业绩，近年来，学校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精神、积极传播中华文化、创造更多更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不但表现在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也突出反应在文学创作方面。《丝绸之路》杂志社社长、主编冯玉雷长篇小说《野马，尘埃》就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传承敦煌文化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的具体表现。

　　《野马，尘埃》皇皇百万言，以唐蕃之间碰撞与交融为背景展开历史书写。吐蕃谋求与大唐王朝联姻，迎娶“东海国”唐朝公主及其陪嫁品“倏忽”。吐蕃贵族尚修罗出生后滔滔不绝讲述《宁布桑瓦》这部内容涉及吐蕃王族历史发展，部落间纠纷、往来及和亲等政治谋略。后来，历经波折的尚修罗被赤松德赞任命为大将军攻打河西走廊。围困敦煌十年，唐蕃会盟，禅宗高僧摩诃衍应赤松德赞之邀入吐蕃传顿悟禅法，引起朝臣不安。赤松德赞又迎请印度渐悟派禅僧莲花戒到逻娑与摩诃衍等进行公开论辩。摩诃衍顿悟派失败。

　　冯玉雷研究多年丝绸之路文化，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颇有建树，尤其是敦煌文化题材小说成就斐然。通过文学创作将他们的学术成果进行艺术化转化，既为当代文化研究和传承创新注入活力，又能在弘扬、传播优秀民族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等方面起到应有作用。西北师范大学已经把培养丝绸之路（敦煌）文化研究、创作人才工作列入十四五规划，发挥甘肃“一带一路”黄金段区位优势，推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高质量发展。

　　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寻根作家冯玉雷

　　李继凯（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继凯：冯玉雷长篇小说《野马，尘埃》是通过文学艺术方式表现丝路文化衍生、磨合与交流的重要文本。富含丝路况味，寄寓寻根幽思，贯通古今，情理交融，别出心裁，独树一帜。我曾经给冯玉雷带过课，有同校研习之缘分，彼此更深的关联则是文化之缘，是对丝路文化、文学存有共识。在这样一个创业兴业成为时代要务的新时代，关注和研究丝路以及升级版“一带一路”是时代发展的需要。通过探索和交流，关注丝路、建设丝路的人们也会逐渐形成一些共识，甚至会逐渐生成“丝路共同体”的共命运的兄弟般的亲情感觉，在此基础上，丝路文化包括文学才能有更好的流通传播，由此也才能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文化汇通、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些关键词下面，我觉得文学创作一定要围绕着文化深层的一些东西尤其是历史的细节进行书写，就是说要对那些所谓文化命运的东西有一种深切真切的观照，给出具有艺术性的总结及阐释。在这方面，冯玉雷多年来做了非常惊人的探索。他对敦煌以及西域的书写，成就了关乎丝路人文、历史的《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及《禹王书》等一系列作品还有最近出版的精心之作《野马，尘埃》，皆为当代中国西部文学尤其是丝路文学做出了切实的重要贡献。

　　用小说书写“文化史”和“民族志”

　　韩高年（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韩高年：冯玉雷善于从神话传说、敦煌文书及相关历史文献提取“故事”，再辅以丰富想象和合理虚构，因而具有宏阔历史视野与深厚文化情怀。

　　《野马，尘埃》从故事情节、人物设定到篇章结构、主题呈现都围绕安史之乱前后与河西地区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展开。小说诸多情节和主要人物虽颇具神秘色彩，然而都是对历史记载“文学化”和群体记忆“个性化”的呈现，因而具有“文化史”和“民族志”的价值和特征。例如，小说以敦煌河西地区为中心的唐朝与吐蕃、与西域诸国在战争背景下的冲突与和平背景下的交流体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和“观念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对帝俊、羲和、混沌、倏忽等上古神话意象与敦煌佛教经卷中有关传说的融合运用，也体现出敦煌文化的开放包容、互鉴互融的精神。冯玉雷主编《丝绸之路》杂志多年，敦煌文化实为其情之所钟。近年又热心于“玉帛文化”研究与田野调查，时有成果问世。这些“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的艰辛尝试，均融化在《野马，尘埃》的描写和叙事之中！“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庄子·逍遥游》）万物有待而后逍遥，冯君因有十数年的“厚积”，方能收获此鹏举之作。

　　沉潜历史神话建构文化叙事

　　李生滨（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生滨、安骞：冯玉雷1990年代初发表的《陡城》和《野糜川》呈现浓重乡土气息。此后却沉潜历史和远古神话来建构宏大的文化叙事，以敦煌及其延伸的文化资源为题材，先后出版《肚皮鼓》《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野马·尘埃》等系列历史反思小说，表现了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忧虑和批判，尤其在对中华原初历史和文化的后现代书写中，虚与实，史与诗，科学与想象，学术与文采的结合。《野马·尘埃》再次将其文化叙事小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小说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元素构成文本五个大部，以八卦，十二星座，十二生肖，四灵，五行及佛教哲学术语色、香、味、触等名称为各部命名，造成艺术的陌生感和文化的魅惑。这是一种文化的元叙事，文化魅惑的元叙事穿插多部书稿、信札、记录和各种文献。而这些纷繁复杂的信札和文献及诡异多变的叙述视角形成互文性的庞杂系统，以浸染《史记》文采的笔法围绕吐蕃攻陷河西走廊这一历史事件勾勒了吐蕃王朝及唐王朝前期发展、安史之乱、河西战事、围困敦煌、唐蕃会盟、顿渐佛诤的历史大脉络。

　　小说中还大量使用“戏仿”这一后现代主义叙事手法，将远古神话和当代娱乐文化介入历史语境，在充实历史语境的同时重构历史斑斓风貌，并因此重构了多元化的、互文性的小说话语系统。这个话语系统自然而然形成其客观独立的巨大的文化叙事的意义世界。构建这一语境的意义其实是双向的。一方面在历史语境中重现当代话语，实际上也是借历史传奇表达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另一方面也是将人类文明的“病根”追溯到野马尘埃之“混沌”和“倏忽”，实现对人类政治、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本源性思考。

　　再现多民族融合发展历程

　　马振华博士（甘肃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马振华、冯雅颂：敦煌藏经洞保存了约五万件古代文献，除95%以上的各类汉文文献，还有大量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等文书材料，是古代少数民族生活和中西交流的珍贵记录。这些文书的多样性证明了各民族共同开发、创造中国灿烂文化的光辉历程。敦煌学诞生以来，历代学者孜孜不倦，筚路蓝缕，研究出丰硕成果，不但在揭示历史文化方面有重要收获，在当代世界精神文明建设、在共建“一带一路”、传播中华文化、加强同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共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进入新时代，如何充分彰显敦煌文化和丝绸之路精神，如何充分利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学者从事国际性显学“敦煌学”研究建立的交流对话平台，引导各国学者、作家、诗人、美术家通过学术研究、艺术创作及数字化、信息化等高技术手段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就显得尤为重要。

　　作家冯玉雷洋洋洒洒百万言、取材于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的长篇小说《野马，尘埃》就生动地表现了中古时期月氏、吐蕃、回鹘、粟特、南诏、吐谷浑等古代民族在战争、商贸、文化交流等活动中融合发展的故事。与汗牛充栋的学术研究成果不同，这部内涵深厚、风格鲜明文学文本在借鉴、吸收藏经洞文献和敦煌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其中，有通过注入新思想内涵进行重塑的尚赞摩（吐蕃）、哥舒翰（突骑施）、夫蒙灵察（羌族）、安思顺（粟特）、浑瑊（铁勒）、苻坚（氐族）、等少数民族历史人物，也有根据藏经洞文献和历史资料创造的尚修罗、阿嗜尼、香料、阿塔、真若留等新颖艺术形象，而且，在人物命名上也强调民族特色，如奚眷、米嘉荣、眸玉、曹令真、坎菊提等，显而易见就是少数民族的名字。冯玉雷对这些少数民族人物进行艺术化塑造的目的不是为了演绎故事，也没有企图进行报告文学式的历史生活场景再现，而是着力表现各族人民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矢志不移、团结一致、向前发展的崇高精神，这是对正确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的科学诠释和生动呈现。

　　小说中还反复出现突厥、铁勒、龟兹、于阗、焉耆、高昌、克什米尔、吐谷浑、南诏、契丹、室韦、新罗、百济、高句丽、黑水靺鞨、越喜靺鞨、拂涅靺鞨、远蕃靺鞨、靺鞨粟末等王国的名字。作家笔触没有对提到的部族、国家进行粗线条或细致描摹，而是“一闪而过”。我以为，冯玉雷不厌其烦提到这些名字，目的在于突出身份识别标志符号，努力营造一种多民族共同发展的气氛。小说中既有宏阔的大背景，也有细致入微的具体意象，例如阿史德的钱袋子破了后，“药罗葛铜钱、胡咄葛铜钱、貊歌息讫铁钱、葛萨铜钱、斛嗢素铁钱、奚牙勿铜钱、唐朝铜钱、波斯金币、粟特金钱、吐蕃银钱、南诏铜钱等等满大街滚跑。”这些名目繁多的钱，未必有实物，只是作家营造多民族文化交响的“道具”。

　　创作长篇小说《野马，尘埃》之前，冯玉雷通读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这部名著依据材料是“前河西观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为佛教史料《顿悟大乘正理决》所做序、两份给吐蕃赞普上奏的草稿、大辩论汉文档案及摩诃衍呈交赞普的三道表章，另外还有大量有关唐蕃关系的敦煌汉文文书。这些史料因储存于敦煌藏经洞而得以保护下来。冯玉雷通过文学书写方式深入挖掘丝绸之路文化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探索。《野马，尘埃》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守护好中华民族根魂及中华文明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及等各个方面都有深入挖掘与彰显。可以说，这是“一带一路”背景下诞生的契合新时代文艺精神、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的重要文学作品，它给我们的启发是，要让文物和学术活起来，必须有文学艺术界人士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参与。这可能是当代文学获得飞跃性发展的难得机遇，也是新时代作家、诗人、艺术家的伟大使命。

　　探索小说“包装”的新路径

　　杨 华（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

　　杨 华：一般而言，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作者只是缀连历史，客观而平静地让人物和故事流淌出来。冯玉雷《野马，尘埃》却对抗历史“重述”，让历史化身为各种类型的叙述者、无数种非话语存在、各种各样的仪式，反复诉说，反复印证。如此文本，自然离不开日常性，比如古人熟知而今人稍感隔阂的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比如间杂在字里行间的流行语言和符号，比如尚修罗发现被“羁縻”后“成为仰面固定在芦苇丛中的巨人，与野鸭、蚊蚋、野马、胡杨、湖水等各种单纯元素构成人形装置”进而描绘的七维情景，再如各种语言、各色民族、以及不厌其烦的食品、装饰、章表等列举，罗织出一幕幕吐蕃和唐朝时期的原生图景。《野马，尘埃》中的日常以毅然决然的书写勇气试图打破机械复制时代或信息消费主义文学的浅显化和碎片化，给读者以久违的新鲜感。

　　《野马，尘埃》也是一部极具实验色彩的作品，其实验性表现为小说的“过度包装”。一方面，小说叙事逻辑被多维视角和多重表述所取代。通览全篇，读者几乎找不出一个权威的叙述者和唯一的因果链条。尚修罗、阿嗜尼、毛押牙等形象都是奇特的，他们可以同一，可以分别，可以变幻，可以出生入死，可以失去记忆，可以先知先觉，可以从沉默不语变得能言善辩，总之，当叙事需要时，他们可以随时出现，尽情“讲故事”。在小说中，作为物质性存在的驼轿也能够叙述，也可以变化，让人嫣然而笑。另一方面，《野马，尘埃》中历史的严谨性被时空的跳跃性和语言的穿越性所取代，使得小说虚实相生。当杨国忠吞吞吐吐地说“第一只兵连祸结的猫，不理我！第二只运筹帷幄的猫，不理我！”，而且连说八只猫时，读者只能忍俊不禁，历史的必然被不经意间解构了。当“情人”被一本正经地注释时，历史的偶然又正当化了。当然，这一切都是“包装”的结果，在虚实之间，我们“顺其自然，感受每个细节”，整部小说因此而具有浓烈的魔幻气息。

　　一部敦煌文化的复调史诗

　　马粉英（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马粉英：冯玉雷对于敦煌文化 “情有独钟”，《野马，尘埃》在艺术形式上所做的探索以及在结构上的精心打造都体现出非常明显的复调特色。

　　这部长篇小说结构安排上打破了传统叙事的线性结构，作者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的金、木、水、火、土作为最主要的五个部分，而每部分又分别以中国的八卦、十天干、十二地支、四灵，佛教的色、香、味、触，西方占星学上的十二星座为各章节命名。这种复调结构本身体现了中西文化与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体现了一种文化融合与互通的理念。

　　小说人物也体现了一种复调式的建构性，既有历史上实有的，也有虚构的，但主要人物面孔不是单调的，而是多元的、立体的。比如阿嗜尼、尚修罗、阎朝等人物，在不同叙述中具有不同的面孔，这些声音貌似各自独立，却一起构建了多元的人物面孔和多声部的人物关系，虚虚实实，实实虚虚，读者需要用心去揭开人物的面纱，但是真实的面孔却求而不得，我们只能接近人物，但是永远无法抵达人物的本质。

　　小说在文体上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与实验，整个小说在叙事中融入了奏表、批注、盟誓文、纪事、问答、赦令等，让历史的写实与文学的虚构完美融合，体现了作者的匠心独用，体现了文体的复调性。另外，小说中将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现代网络流行用语、甚至地方方言熔于一炉，也实现了语言的复调特色。

　　复调本身是为了通过多元的、互动的、开放的交流来实现共存，因而，对话也就成为了复调的核心。《野马，尘埃》这部小说以其明显的复调特色表达了作者对于敦煌文化的深刻理解，在复调的构建中充满了生命的狂欢。作者将小说内容和形式有机融合，多重喻指，体现了小说的开放性和丰富的意蕴，以独有的文本张力彰显了大盛融通、多元融合的敦煌精神，以宏阔的视野和精微的叙事构建了一部书写敦煌文化的复调史诗。

　　《野马，尘埃》对敦煌文化的文学呈现

　　孟汇海（西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刘海燕（西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孟汇海、刘海燕：横穿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及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近些年来涌现出大量反映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生产方式和民族生活风俗等方面的丝路美术、舞蹈、影视及文学作品，在弘扬和承认优秀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冯玉雷长篇小说《野马，尘埃》以丰富的文献资料，继承并且深入挖掘丝绸之路文化资源，将文学、史地、民俗、文化等诸多因素交融浸润，清晰地勾勒出丝绸之路背景下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跃动的图谱，是一部文史学艺术化转化成功的作品，蕴涵丰富珍贵的人文价值。由此引发丝路文学新概念、新元素、新作品对当代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及美育教育等问题思考。

　　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要不断学习、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逐步内化为自身的人格、气质、学识和修养等人文精神，并在学习、生活和与世相处的实际中彰显责任、品格、情怀、规范等人文行为。自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颁布以来，加强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已成为现代大学教育的应有之义，这不仅关系到社会的价值导向和人文导向，更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塑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坚持贯彻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重要教育理念。加强对大学生的美学教育，有助于建设大学生的文化根基，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出顺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优秀的丝路文学作品，对于建构大学生的审美认知，涵养其历史文化积淀，推进大学生的美学教育，大有裨益。

　　冯玉雷多年来潜心钻研丝绸之路文化，将史地文化、历史故事等诸多研究成果浸润在其文学创作中，从长篇小说《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禹王书》到最近出版的皇皇百万言巨著《野马，尘埃》都是知识性和可读性有机结合，可谓是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向文学艺术作品转化的有益探索和成功典范。首先，《野马，尘埃》中展现出无比丰富的少数民族神话传说和历史文化故事，成为对当下反传统倾向加剧、理性主义精神膨胀等问题的有力对抗，帮助读者充分感知传统文化的精华，培养读者丰富的想象力，使其精神世界回归至人文主义的广博内涵之中。其次，冯玉雷在这部作品中将历史文物、文献典籍等旧元素融合进新时代的文学创作，选取中国唐朝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作为故事发生的基础，以及作品题目对《逍遥游》的化用，显示出深厚的文化积淀。因此，阅读此类文学作品能够帮助深化读者的文化视野，实现其审美意识的自觉化拓展，摆脱由表层文化视野带来的审美认知的困境。《野马，尘埃》通过对话历史，坚定不移地在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上前进着，这一执着追求促使年轻的一代不断向着人性的至美之境迈进。

　　因此，阅读这类丝路文学经典，对于加强大学生的美育教育、弘扬及传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十分必要的。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使大学生在阅读与欣赏、表达与交流的过程中，获得个体化的真实文化感受，辨析传统文化价值的魅力，充分发挥其美育功能，以美育德、以美启智，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提升艺术感知能力与理解能力，塑造积极价值观和完美人格。我们坚信，丝路文学是推动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途径。当代大学生通过阅读、体验蕴含着灿烂文化的丝绸之路文学作品，能够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和创造性，具有扎实专业技能的同时，培养起深厚的人文精神，成为新时代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