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中望莫高 洁净定心田——听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说敦煌

　　初冬的敦煌，瑞雪纷飞。11月12日，在敦煌研究院一间会议室，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挤出整个上午时间，接受我们人民日报记者的专访。

　　赵声良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舍弃了家乡云南两所高校的盛情之邀，只身赴敦煌，这一来，就是35年。“你是学中文的，就到《敦煌研究》编辑部吧。”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负责人段文杰对赵声良说。从《敦煌研究》编辑岗位起步，一步一步做到敦煌研究院副院长，今年5月，升任院长。35年前的翩翩青年，如今已是满头华发，言笑间满脸皱纹。

　　千年莫高，人类敦煌。敦煌对于世人，是艺术殿堂，是精神高地，是心灵圣域。“我们的工作主要包括保护、研究、弘扬三个方面。”赵声良说。

　　保护是第一位的，今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敦煌莫高窟视察时这样要求。参观莫高窟时，习近平总书记抚摸着坚固的石窟崖壁，问是什么时候加固的，陪同在旁边的赵声良回答：上个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批准，国家拨款100万元，专门用于莫高窟崖体进行加固。按照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提出的“有若无，实若虚，大智若愚”设计方针，经过3年的加固工程，取得很好效果，至今石窟崖体安然无恙。

　　“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我们要把敦煌做成文物保护的典范，敦煌学研究的高地。我们压力很大。”赵声良微笑着说。

　　关于保护，在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人为代表的几代莫高窟人的努力下，一直在扎扎实实地进行，今天我们能看到栩栩如生的雕塑、色泽鲜丽的壁画，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功彪敦煌史册。放眼世界，应用先进技术开展文物保护，敦煌人秉持创新开拓理念，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已经合作30多年，成为与其合作时间最长的文博机构；段文杰先生上个世纪80年代与日本的平山郁夫达成协议，争取到每年两个指标，为敦煌选派的研究人员到东京艺术大学学习进修，至今一直持续，已培养敦煌研究院人员50多人。

　　关于研究，赵声良介绍，我们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已扭转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被动局面，如今，“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研究的重镇与高地应该说在中国。其间，我们中国学人发挥了研究敦煌学的推动作用。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优势在于守着宝库，有全面的丰富的一手资料，尤其是实物。此外，我们国内还有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兰州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研究重地。敦煌研究院已经多次举办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海内外学人共聚一堂，交流探讨，共同提高，使“敦煌学”这一世界显学，更加深入人心。

　　关于弘扬，在出版大量的学术著作的同时，敦煌研究院还编写了诸多通俗读物，向公众介绍敦煌文化。比如《走近敦煌》《敦煌石窟》《灿烂佛宫》《敦煌石窟艺术简史》《敦煌旧事》《敦煌诗解读》等等。赵声良说，敦煌展览，平均每个月都有一次，而且每次都是观者如潮。在法国、在台湾、在香港、在中央党校等地举办的展览，都获得了好评。另外，敦煌研究院人员走进国内外大学，向高校师生宣讲敦煌文化的方方面面。

　　说起敦煌工作、生活条件的改善，赵声良介绍，1981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敦煌莫高窟，看完莫高窟，邓小平同志主动要求看看大家的工作区域，低矮的平房，简陋的桌椅，令邓小平同志动容，他幽默地说，你们还生活在晚清民国时代。并且当即指示随行的王任重同志帮助解决敦煌的办公楼、宿舍楼的建筑经费。随后，国家拨款数百万元，使得这里的工作、生活环境和条件大为改善。

　　2003年，赵声良在日本成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浙江、南京两处著名高校极力邀约他去工作。但是，他还是坚定地回到了敦煌。“当时，在樊锦诗院长主持下，敦煌研究院的发展稳步推进，工作人员待遇有所提高，我看好这里的前景。”赵声良回忆道。

　　对于家人，由于长期两地分居，赵声良感到有许多亏欠，很内疚。他的孩子曾经好多年与赵声良难以沟通，见了面也不怎么说话，直到大学毕业后，在成都谋得一份工作，才慢慢与赵声良正常交流沟通。说起这些，赵声良很平静，他说：“敦煌研究院的诸多前辈都是坚守大漠，牺牲了孩子们的教育机会，以至于多数孩子没有读过大学。”

　　现在，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员共有1500来人，其中研究人员200多名。后勤、服务、管理人员也都在默默奉献，比如，寒冷的冬夜，安保人员都在值守、巡逻。

　　展望未来，赵声良说，敦煌研究院正在制订30年发展规划。英国、法国、俄国、日本、印度等海外收藏的敦煌文物基本上已经出版或以数字化形式公布。“我们正在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争取让海外的敦煌文物珍品‘数字化回归’。”

　　敦煌莫高窟前临宕泉河，南西北三面呈环形，似怀抱，东面是三危山高耸。12日晚餐之后，我们人民日报4名记者徒步走在宕泉河岸边的公路上，举目远眺，洁白的大雪让莫高窟纯净晶莹、透亮明媚，让人心境澄澈，诚如段文杰先生所言：一画入眼中，万事离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