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学峰
碰到不幸,不能老觉着生活无望,丁姨就不是这样的人。
早上起来,她已经忙活了四个小时了。
六点起床,她先去附近的市场上批发了一大袋毛豆,回来认真挑捡出好的,把煤气灶的火点着,把一个锅接上水放到煤气灶上烧开,把调料放进去,把毛豆煮上。把另一个锅里煮的花生捞出来,把水控干用一个铁桶装好。因为花生的壳比较硬,昨天晚上她就煮上了,煮了整整六个小时。然后她开始打扫家里的卫生。昨天晚上她回家比较迟,睡得有些晚了,快十二点了才睡的觉。一个多小时以后,家里的卫生打扫完了,毛豆也煮好了。她把毛豆捞出来,把水控干,也用一个铁桶装好,并把装好煮花生和煮毛豆的两个铁桶放在了一个特制的框子里。这时候,她坐在一个小凳子上,休息了一会儿,稍稍闭了一下眼。她似乎觉得该到出门的时候了。她打开手机,中午整整十一点。她把一个铁桶从篮子里提出来送到楼下,再返回家里把另外一个铁桶和那个特制的框子提到楼下,用钥匙把锁在电线杆子上的四轮平板小拉车的锁打开,把那个特制的框子和两只桶都放到小拉车上,用手抓起绳子,拉着向马路走去。
“丁姨,上班去?”路边碰到一个邻居问她。
“去呀,不去怎么办?”丁姨嘴上回答着,可心里对“上班”两个字挠得慌。自从她在黄河边开始卖小零食以来,人们见了她都叫她丁姨,二十年前她当丁姨,现在应该是丁奶奶了,可是人们还是习惯了称她丁姨。她认了,不管年龄大小,丁姨、丁奶奶就是个称呼,有什么两样。
丁姨是一个“五七工”,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从陕北农村来到兰州市。因为他们那地方的一个小伙子技校毕业,分配在兰州市的一个工厂工作,经别人介绍他们订了终身,在老家草草举行了婚礼就跟着他来到了兰州。到兰州几年,她一直以一个职工家属的身份在这里生活。过了接近十年,两个孩子大的上了小学,小的也进了厂里的幼儿园。丈夫的厂里为了解决一部分职工家属没有工作的实际,把她招收到厂里,当了一名清洁工。虽然是个集体工,但是,丁姨觉得有工作了,自己在相夫教子的同时,也有一份收入了,骄傲了几年光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丁姨丈夫所在工厂效益下滑,生产越来越不景气,直到九十年代完全停产,很多职工留岗待业,他们那一批招收的集体工也随之待业,重新回到家里,二次成为职工家属,在兰州市继续生活着。
更让丁姨生活上经受打击的是她的丈夫身患绝症,于九十年代中期撒手人寰,抛下了自己和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从这一年开始,她从丈夫的单位每月领取一百多元的抚恤金,孤儿寡母三个人艰难地守望着。
后来,丁姨的女儿被安排到一个商场工作,当了一名服务员。九十年代末,企业改制,商场变卖,女儿由一个国有职工变成了一个私营企业的打工者。让丁姨聊以慰藉的是女儿有了工作,找的女婿也是一个事业单位的员工,工作、收入都比较稳定,生活还算过得去。儿子中专毕业,刚开始被丈夫所在工厂招收为正式工。但由于当时工厂步履维艰,生产经营困难,那一批招收的员工只安排在册并没有上班,也不发工资,在家里待业。几年后工厂没有起死回生,员工全部买断,儿子从工厂领回了一万多元后与工厂无缘,回家成了名副其实的没有上岗的下岗职工。
经过了几年的折腾,丁姨的女婿单位分了房子,女儿和女婿独立生活了。儿子到处打工,又找了女友,结婚后和她一起住在了丈夫单位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分配的五十多平方米砖混结构的房子。后来儿子小两口辛苦打拼,买了城区边缘结合部的房子,也独立生活去了。剩下丁姨一个人仍然住在那个五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由于六层家属楼多年失去维护,不但管道问题较多,而且楼顶、部分墙也有了裂缝。丁姨说,有钱的人买上新房子搬走了,这里的房子出租了,我们这些没有钱的人就只有在这里继续居住了。她还算乐观,说:等着吧,会有新房子的。
由于儿子结婚买房,加上自己每个月仅有的一点抚恤金,丁姨撑起这个家非常不易。从九十年代末开始,她就在家里煮一些小零碎熟食,到黄河边休闲摊点叫卖,挣一些差价添补家用。从开始卖一些市民爱吃的“软儿梨”,到后来卖黄豆、新麦仁、葵花籽、黑瓜子、茶叶蛋,现在卖煮花生、煮毛豆,反正只要有人愿意买、愿意吃,她就煮上卖,能挣几个算几个。
二
前些年,政府出台政策,为那些原来在石油、煤炭、化工、建筑、建材、有色等多个行业中从事辅助岗位工作的,具有城镇常住户口、未参加过基本养老保险统筹的人员,集中办理养老保险。政府把他们统称为“五七工”。这个政策丁姨听到以后非常高兴。她和儿子商量,按照当时兰州市缴费的最高标准,一次性交了三万六千多元,以后开始每月领取几百元退休金。由于可以领取退休金了,原来的抚恤金不再发了。丁姨说,我们只享受一项政策就可以了,我们不能总想着沾国家的便宜。
兰州市是一个黄河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正由于黄河穿城而过,兰州市的居民可骄傲了。黄河水在兰州市毫不留恋地大约以六百多米的宽度向前奔涌,市区长长短短的十几座各式各样的桥梁,白天像一个一个铆钉,把黄河紧紧地铆在了市区;晚上又像串串明珠,把城市装扮的靓丽多姿。而且这些桥梁有一百多年前修建的铁桥、几十年前修的石桥、只有人才能通过的小桥、火车不时通过的大桥、各式各样的吊桥、高高低低的拱桥。这些桥即是城市生活的必须,又成了桥的建筑艺术总汇。所以有人说兰州市是一个桥的博物馆。由于黄河穿城而过,黄河水给兰州市的居民提供着各种方便。水面上停靠着各种大大小小的旅游船只,不时有画舫鸣笛,有箭一般穿梭的小型快艇,有传统的羊皮筏子,有跨河而建的索道缆车。两岸上几十公里四到六车道的沿岸公路,大大小小各种车辆穿梭而行。公路靠近河水的岸边,几米宽、几十公里长的人行道,一年四季有城市居民和外来游客散步休闲。两岸岸边靠水的一方有可以下行的台阶,拾级而下,又有三四米宽几十里长的人行便道,人们三三两两、熙熙攘攘,各自朝着自己的方向行进。有的人还在河边的水里戏水游玩,还有的在水边的石头滩里,捡拾着各式各样的黄河奇石。倚水而建的飘在水面上的三四层楼高的各式餐馆、休闲茶社鳞次栉比,休闲的、谈生意的、同学朋友相聚的络绎不绝,谈笑风生。也有的开办了大大小小的各式卡拉OK,游人们随时可以引吭高歌。
丁姨就在这样一个河边,每天拉着她那四个轮子的平板小型拉车,叫买着她的煮花生、煮毛豆。不光家属楼附近的人认识她,远远叫她丁姨,就是黄河边经常散步的人很多人也认识她,见了也叫丁姨。
“丁姨,来,我帮你提。”不一会儿,丁姨就把她的四轮小平板车子拉到了黄河边人行道靠边上的那个台阶处。一个她不认识的年轻人过来帮她把两桶煮花生和煮毛豆提到了河边的人行道上,她把那个小小的四轮平板车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拉到水边的便道上,那个年轻人把两桶煮花生和煮毛豆又重新放回了那个四轮平板车上。她站在平板车旁边直起了腰,接着又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不知道出这一口气是因为她终于把要卖的东西好不容易才拉到这个便道旁边了,还是看着便道旁边的人比较少,她开始发愁今天的煮花生和煮毛豆什么时候才能卖完呢?她前前后后张望着便道的两头,又抬头望了望天。她自觉不自觉地把她的车子又往前拉了拉,到了一个凳子旁边,坐在了那个凳子上。平视前面的河水,丁姨觉得今天和往常没有多大区别:河水仍然那么宽大,仍然急匆匆地从眼前走过;水面上的游船也和往常一样,仍然来来回回“嘟、嘟、嘟”地鸣叫着;一艘艘快艇,“唰”“唰”“唰”地漂过去;一个一个的羊皮筏子,在宽大的水面上漂游着,掌舵人用力地把控着方向......
丁姨在凳子上坐了一会儿,忽然看见几只河鸦在靠近自己的水边上游弋,那么自由自在,而且相互招呼着,好像在寻找着食物。她不由自主地向前走了几步,站在了水边,似乎觉得她要和那些河鸦作些交流。是的,女儿和儿子都有了他们各自的家,尽管他们很孝道,经常回家或者打电话问候,有时候儿子还要帮助她批量购进花生。但是,毕竟不能每一天都在一起说东道西。她一个人住着一套房子,一个人做着小生意,每天只能和自己“嘶嘶”作响的煮花生、煮毛豆的气流声交流,有了这样的一些响动,表示着这个家还是一个有人居住的家,也表示出她的存在感。所以,她经常到河边去,不仅仅是为了去赚点钱,也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接触接触外面的人,她不想自己早早地得老年痴呆症,给自己的子女增添更多的麻烦。
过了一会儿,她下意识的又回到自己坐过的小凳子前面,她又想去坐在那个小凳子上休息休息。可是,她看见小凳子上坐了两个人。她无可奈何地在凳子旁边踱着脚转悠着。每过来一个游客,她都远远地看着人家的眼睛,看看人家是不是要看一下她的煮花生、煮毛豆,看看人家会不会问不问煮花生、煮毛豆的价钱。约有半个多小时了,这两个人还没有走。她站的腿子有些不舒服了,便把屁股轻轻地搭在了那个凳子一头的扶手上,身体的主要重量仍然在两条腿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