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秦“初县”邽、冀和中国县制起源（图）

　　原标题：【溯源甘肃】

　　秦“初县”邽、冀和中国县制起源

　　秦始皇

　　天水秦州区

　　甘谷毛家坪遗址 k201三号车遗存

　　天水甘谷县

　　本报特约撰稿人 刘雁翔

　　学历史，谈秦始皇的伟大功绩，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普天之下推行郡县制。从此，郡县二级制成为中国历代王朝推行的最基本的行政制度被固定下来，为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今，县依旧是我国最基本最稳定的行政区划。

　　追根溯源，郡县制是先有县，后有郡。“郡”的称谓最早出现在春秋时代的晋国，而县制的起源则和从甘肃东南部发祥的秦国密切相关。

　　“县”之本义

　　《说文》解释县说：“系也。从系持。胡涓切。”是说县是悬挂的意思。许慎的解释直指本源。《史记·高祖本纪》有言：“枭故塞王欣头栋阳市。”唐司马贞索引：“枭，县首于木也。亦用‘县’字为训。”正是斩首悬木在闹市示众的实例。“胡涓切”是说县读音为xuán。北宋徐铉解释说：“此本是悬挂之悬，借为州县之县。今俗加‘心’作县。”就是说县字会意出来的本意是一切物体的悬挂，被借用成了行政区划县制的县，于是就另外造了一个悬，表示悬挂之意。

　　春秋时代，秦、楚等国初设之县就在边境地区，悬在外边，距离国都悬远，由国君遥领，用这个有悬挂本意的“县”作行政设置名，无疑名副其实。

　　另，西周青铜器铭文有“奠(郑)還”“丰還”，有学者认为这其中“還”同寰，是“县”的假借字。实际的含义是王畿之内国都之外周王室直接管辖未分封出去的都邑，因为这些都邑是隔着已分封出去的地方由王室遥领，就用“县”来命名，依然取的是“悬挂”之意。不过，这个“县”和行政单位的县还有相当的距离，只是字面模样相同而已。

　　有学者还将县的含义及演进分为三个层次，认为县是县鄙，县是县邑，县是郡县。由县鄙得县之名，由县邑得县之形，由县的长官不世袭而得郡县之实。

　　秦国“初县”邽县和冀县

　　《史记·秦本纪》载：“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有以下几个意思：

　　1.“十年”指秦武公十年，对照公元纪年，就是公元前688年。

　　2.“伐邽、冀戎”是说攻打邽戎、冀戎并灭之。

　　3.“初县之”是指在攻灭邽、冀戎之后，在其居地新设县。“初”是说原先某地没有县这种体制，现在有了，意和“新”近似。简单地将“初”理解为“第一”是不对的，因为《史记·秦本纪》记载不同时间（有间隔数百年者）设立的县都用“初县”表述。

　　先来说邽县。综合考察，邽山、邽戎、邽县三者有因果关系。因有邽山，于是附近所居之戎名之为邽戎；因灭掉邽戎国，于是置邽县以便管理；又因其地原是邽戎所居，于是所置之县以“邽”名。所谓邽山，就是现在天水城区西北的凤凰山（又称邽凤山），以山做参照，证之以《山海经·西山经》《水经注·渭水》的相关记载，可判定此邽县的治所即邽县城所在地就在今天水市城区。邽县始建，县名只是一个“邽”字，秦汉之际出现在史籍之中则以“上邽”称之。据《汉书·地理志》，京兆郡有下邽县、陇西郡有上邽县，这是因为秦国在今陕西渭南固市镇置一和邽戎相关的县时，因已有邽县存在，于是加“下”以示区别。此上邽县，西晋以后即为秦州州治，唐宣宗大中三年（758年）降为上邽镇，上距始建县的公元前688年长达1446年，是名副其实的古县。

　　再说冀县。冀县即今甘肃甘谷县的前身，治所或认为在今甘谷县城东，或认为在县城南，或认为在县城西。按《水经注·渭水》的说法，秦国冀县治所即“冀县故城”应在今甘谷县城之西大沙沟即古冀水下游河畔。2012年—2014年，甘谷县磐安毛家坪遗址被发掘，遗址面积大，出土器物丰富，有大夫级别高等级贵族墓葬，或认为毛家坪即秦国所设冀县所在。这一新说，为探讨“初县之”的冀县治所提供了新思路，但遗址尚未发现城址，新说还有待更多的考古资料佐证。此冀县东汉时为凉州（汉末并入雍州，三国时重置于今武威市）的州治及汉阳郡（西汉天水郡改名）的郡治，一度是陇右政治及文化中心。西晋时曾为新设之秦州州治、天水郡郡治，太康七年（286年）州治、郡治东迁至上邽（今天水市秦州区），冀县地位下降，晋末废。前后存在近千年。至于现在河北的冀县，是1914年由直隶冀州改置，和秦国的冀县没有干系。

　　谁是天下第一县

　　关于这个问题，回答不止一种。比如，甘谷县因秦武公十年所设冀县在其境当仁不让称“华夏第一县”，并以之为宣传名片。秦国的邽县、冀县始设是武公十年即公元前688年，史有明载，毫无疑问。

　　那么楚国的权县呢？后世所言的楚国灭掉权国建县，其史料依据是《左传·庄公十八年》追述楚武王时期灭权之事：“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大意是说，楚武王攻灭权国，让斗缗管理。而斗缗却依据权城反叛了，于是围而杀之。并将权地的士民迁移到那处，另派阎敖去管理。权国，中心在今湖北省当阳市东南，或认为在和当阳相邻的沙洋县境内。那处，地名，在今湖北荆门县东南。实际上，这段史料没有明确记载楚武王灭权国的具体时间是在哪一年，也没有灭权国后“初县之”那样的话，其判断权国设县的思路是——认定“尹”相当于后世知县那样的官名，既然给灭掉的国派了“知县”，那肯定是有县的。

　　那么楚国的息县呢？有论者认为权县设立的时间不定且很快迁移地址，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拔楚郢都之后更是沦为秦地，存在时间较短，而息县则古今同名而现存，就应该是“第一县”。息县设立的历史依据是《左传·哀公十七年》所记楚子谷讲的“故事”：“……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至于灭申、息是哪一年，《左传》不记，有学者推定申县设立为公元前687年前后，息县设立为公元前684年前后，即便如此，此二县比公元前688年设立的邽县、冀县都要晚。

　　综而观之，推论出来的楚武王时期（前740年—前690年）的“权县”设立时间较早，但没有确切的建县时间，而楚文王时期（前689年—前680年）的申、息二县即便是推论出来的时间也没有秦国的邽县、冀县二县早。晋国和楚国设立县有确切纪年最早的是《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所载“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将中军，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和《左传·宣公十一年》所载楚庄王攻打陈国“遂入陈……因县陈”涉及的先茅和陈，其对应的年份分别是公元前627年和公元前598年，均比邽、冀二县要晚数十年。

　　所以，说秦武公十年（前688年）秦国设立的邽县和冀县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最早的两个县，没有任何问题。

　　中国县制源流简说

　　中国县制起源是先秦史研究的一个大课题，研究的论文和论著着实不少，但远没形成公认的权威性看法。相反，在没有多少新史料的情况下，新观点层出不穷，让人无所适从。还好，学术界有一个共同看法——中国县制起源于春秋，形成于战国，而全面推行于秦始皇统一天下之时。

　　春秋之时设县的诸侯国有秦国、楚国、晋国、齐国、吴国五国。顾颉刚先生《春秋时代的县》总结：“秦和楚的县最大，大致都是小国所改；晋县次之，大致多是都邑所改；齐县最小，大致是从乡鄙所改的。”还有“秦和楚的县，都是直隶于君主，晋齐吴的县多是卿大夫的封邑。”就是说秦国的县和楚国的县性质最为相像，也最有可能导源郡县之县制。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其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推行彻底的郡县制。郡县之县的县制原本就是秦国县制推广到全国的结果，是秦国之县变成了秦朝之县。所以中国县制的渊源从秦国找寻应是正确方向。再往上溯源，公元前350年秦孝公支持商鞅第二次变法，主题是调整县制、彻底推行县制。《史记·秦本纪》载：“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史记·商君列传》载：“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这是县制调整，是将已有的县整顿改革，类似现在的撤乡并镇。也说明设县是秦国的旧制，改革是将原来大小不一的县统一合并为万人以上的大县。这是彻彻底底的县制，全国推行，君主集权管理。是为“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制度保障。

　　再往上溯源就是《史记·秦本纪》所载秦国所设的频阳、杜、郑、邽、冀等县，可以肯定商鞅之前秦国春秋时所设的县肯定不止这些，只是史书记载如此而已。在这些县里，以公元前688年设置的邽县、冀县最早。

　　那么，再往前溯源呢？秦国再有没有置县，没有明确史载。不过，考察诸侯国春秋置县的历史，两个条件非常关键，一是新辟的土地，二是强有力的君权。秦县、楚县的实质就是国君直属的地域。就此而言，列国之中秦国县制生成的条件最好。秦是周平王东迁洛邑东周开始的那一年（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迁都洛邑有功，才分封诸侯国，且其封疆“岐以西之地”当是时为诸戎侵夺，有土的前提是“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最终，秦这个陇山之西渭河、西汉水流域，今天水、陇南一带的小国，经襄公、文公两代人的奋战，封疆由周王“空头支票”变成实有领地。秦的疆土是分封而来的，也是拼来的，打来的。

　　正如梁云先生《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考古学的视野》一书总结秦的建国历程——“周室东迁后留给秦人的关中，是一幅戎狄遍布的残破景象。秦在东进过程中基本没有得到来自王室的援助，亦即一个诸侯国应得的权益，在其政治设计中自然没有分封制的一席之地。”没有分封制的一席之地，其管理体制当然就是县制了。再者，秦在陇山东西长期和戎族血战，“军事化生活浸染了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它造就了彻底的君主集权，一国之君成为无可争议的全国武装领袖。”有了彻底的君主集权，实行自上而下君主统一领导的县制就有了权威保障。无疑，就客观条件而言，在秦国最适合产生县制。

　　我们依史实再作对比。就设县范围看，楚国幅员辽阔，《左传》中记载的楚国灭国所置的县也最多，不过终楚之世，楚国的县都是边地灭国置县，内地还是原来以周制为模板管理制度。而秦国建县涉及全国，不但在老根据地陇山之西设县，如邽县、冀县，也在新开辟的陇山之东关中，原西周王畿之地设县，如杜县（西安市长安区东）、郑县（陕西华县北）、频阳（陕西富平县东北）等县。这也是商鞅变法改革调整县制的坚实基础。就君权而言，楚国公卿贵族势力一直较大，吴起变法半途而废就是实例。就考古所见墓葬而言，秦国国君之墓其规模远大于贵族之墓，而楚国王之墓和贵族之墓相差无几，亦可证明。正是因为楚国始终没有形成强大的君权，其边境带有军事性质的县没有推而广之发展成为后世的郡县之县。相反，楚人对分封制情有独钟。有谶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最终真的被三个楚人陈涉、项羽、刘邦给亡了。项羽入关中，大肆分封诸侯；刘邦建汉朝，采用郡国并行制。

　　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秦统一全国之后将以县为基础的郡县制推向全国，秦国之县成为秦朝之县、中国之县，成为中国二千多年来的最基本的行政体制。再者，秦国有最适合县制生成的土壤，有春秋早期陇上西垂故地和“岐以西之地”新地全国（不限于边地）建县的史实，我们不但可以说秦国设立的邽县和冀县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最早的两个县，也可以说中国县制渊源于秦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