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稿】袁占亭：“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大学使命

陇周刊（2017年 第19期）

　　编者按：

　　5月14—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论坛达成了广泛共识，推动了各国发展战略对接，确定了重点合作领域和行动路径，开辟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局面，成为“一带一路”建设新的里程碑。

　　大学是高水平科技创新的主要源头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大学的发展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大学早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如何发挥大学优势，主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合作发展战略，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为此，《中国高等教育》杂志(2017年第10期)刊发了兰州大学党委书记袁占亭同志撰写的《“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大学使命》一文，该文将大学置于“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进行审视、思考，从播撒友谊种子、充任文化使者、建设决策智库、配合国家战略等四个方面，结合兰州大学的实际情况，对大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进行了深刻地阐述。

　　“一带一路”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地缘政治视角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主动应对全球政治经济形势深刻变化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它不仅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为古老的丝绸之路赋予了时代内涵，为欧亚区域合作增添了新动力，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新思路。鉴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和重大性，大学绝不可能置之度外，必须深识远虑，明通自身的使命。

　　播撒友谊种子

　　“一带一路”建设是古老丝绸之路的辉煌续章。古老的丝绸之路迥然于西方的航海大发现。西方航海大发现促进了贸易，但也带来了战争、掠夺和殖民。而古代丝绸之路却是一条和平之路、发展之路、友谊之路。我们今天承丝绸之路之先，启“一带一路”之后，不仅没有历史包袱，而且可以萌发先贤播撒的友谊种子，使“一带一路”建设成为惠及沿线各国人民的合作之路、友谊之路、繁荣之路。如果说商队踩出友好的古代丝绸之路的话，大学则是播种21世纪“一带一路”友谊种子的生力军。大学可以通过留学教育，壮大沿线国家间友好交往的力量，培植友谊的种子。

　　大学是知识的圣殿，是知性的存在和理智的乐园，她可以超越族群偏见和文化隔膜，吸引和汇聚不同思想和文化背景的人共聚一堂，求知问道。人们在探寻自然、社会规律中，在感受多姿多彩的不同文化中彼此认识、彼此理解、彼此容纳，结下同学之谊。这些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均有可能成为一个国家的中坚，成为影响国家间交往的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早就认识到留学教育的外交价值，试图通过吸引留学生培养一批亲己群体，进而实现留学生派出国家构建亲己的外交政策。早在清朝末年，日本出于控制中国的目的，游说清政府派遣学生赴日本留学，并且创办了专门服务留学生的机构，开设多种特殊课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留日教育发展。日本对华留日教育的宽松政策刺激了美国，美国政府意识到若要维持在华长远利益，就必须培养一批亲美群体。于是就有了利用部分庚子赔款培养中国学生的政策。美日的做法促使英法德等国家改变对华政策，积极吸纳中国留学生，培植亲己群体。一百多年来，我国社会中对留学生的尊崇和对西方国家的心理钦羡，与留学教育不无关系。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我国大学应积极吸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来我国大学留学，大学要充分认识到留学教育的政治功能、外交功能和文化功能。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初期，不能单纯从经济效益和商品交易的角度看待留学教育，“我们要在发展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多考虑和照顾其他国家利益。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要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战略高度看待留学教育，积极培养一大批知华、友华的高素质来华留学毕业生，为“一带一路”建设培植友谊的种子。大学在留学教育上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扩大和巩固朋友圈。同时，在派出留学方面，要解决国家公派留学的大国化、欧美化倾向，大幅增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派留学生数量，培养大批“沿线国家通”，为构建互通互联、友好合作的“一带一路”战略储备优质的人力资源。

　　充任文化使者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越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希伯来文明、希腊文明等世界主要文明圈。在几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这些文明圈积淀了各自厚重的文化根基，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这些文明圈仍然从自身的文化基因中继承了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绽放着灿烂夺目的文明之花，在当代世界文化地图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带一路’建设，倡导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要‘交而通’，而不是‘交而恶’，彼此要多拆墙、少筑墙，把对话当做‘黄金法则’用起来，大家一起做有来有往的邻居。”在沿线国家民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进而实现民心相通。但由于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文化语境，有不同的文化密码，解密异质文化不仅要对异质文化的个别性、知识性文化元素进行介绍和把握，而且还要对异质文化有机体进行生态性的、整合性的体悟与贯通，实现自身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对话，体察异质文化的内在脉动，寻找自身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可通约性，达成文化理解与价值共识。大学是智力密集、知识密集、思想密集、技术密集之地，大学具有促成文化通约、文化理解，达成价值共识的能力，大学是“一带一路”建设最理想的文化使者。另一方面，大学在与不同文化相互接触和交流中，培养着具有文化反思、文化自觉、文化创造能力的人，以此导引或推动着自身的文化变迁。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大学履行文化使者使命的有效途径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学结成学术伙伴，开展全方位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首先要构建合作机制，通过国家间、大学间文化合作协议的方式开展文化交流；其次，要实现文化资源共享，为彼此学习借鉴创造条件；再次，我国大学可与沿线国家大学之间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届次性文化交流活动，把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介绍给沿线国家，提高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和我国的软实力，把沿线国家优秀和先进文化引进到我国来，推进我国的文化创新。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交流和传播、开放和批判，一种文化只有在开放中批判地吸收异域文化的优秀营养，才能促使自身文化更加繁荣、更加有活力、更加具有生命力。大学还可以成为沿线国家与我国社会文化交流的中介，把我国和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活动由点到面，推而广之，进而达到互学互鉴、文化理解与价值共识的目的。只要沿线国家之间文化理解与价值共识的目的得以实现，沿线国家间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和民心相通的终极目标才能成为现实。

　　建设决策智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官方语言达40多种，沿线国家涵盖全球约63%的面积，约44亿人口。各个国家处在不同的文明圈，政治经济制度迥异，社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历史文化千姿百态，民族宗教纷纭杂沓。更为严峻的是，沿线存在诸多全球热点问题，国家冲突、民族矛盾、宗教仇杀此起彼伏，地缘政治十分复杂。沿线国家内部体制政策风险、管理风险、环境风险、经济形势与政局变动风险不小，世界大国暗中掣肘和战略反制、周边区域大国战略制衡、沿线地区民族宗教问题的羁绊、一些国家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误解等同时存在，我们自身能力建设也面临挑战，诸如此类的复杂情势给我们提出了十分艰深的命题。要顺利推进这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依靠领导者单一的智慧、知识和经验无法做出科学的判断和决策，甚至稍有考虑不周会导致难以挽回的失误。因此要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必须借助于专业智库这支决策辅助力量。

　　大学智库是国家智库的重要力量，相对于社会其他智库，大学智库具有相对独立性，能与决策机构保持适当距离，保证了政策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大学人才济济，学科齐全，学术交流频繁，学术视野广阔，学术网络繁密，具有建设专业智库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美国智库的75%设在大学，全球40个顶尖高校智库中，美国占了11个。美国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共政策中心、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研究所都是享誉全球的大学智库。相比之下，我国大学智库虽然数量众多，但有影响力的智库不多。即使是最好的我国大学智库，与世界一流大学智库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我国大学智库存在定位不准，独立性不强，学术泛化，创新成果较少，政策关联度不强，评价机制滞后，传导机制乏力，服务社会偏软，研究角度偏差，关门研究较多，合作交流较少等问题。而与“一带一路”建设有关的大学智库，更是凤毛麟角，仅有的一些研究机构亟需充实研究力量，明确自身使命，积极开展跨国学术合作，提高研究水平和服务水平。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国大学须参照世界著名大学智库，建设一批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智库。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别研究，大力建设沿线国家国别研究机构，是大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最有效、最有价值的选择。国别研究“致力于揭示和描述各个地区的详尽个性特征”“重视基于对外部世界深入理解的基础上为国家制定更为精细的对外战略与策略、开展更具针对性和舒适度的外交政策，并对外交行为提供经世致用的现实指导”。“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全方位合作战略，大学开展沿线国家国别研究应涵盖每个国家的方方面面，这样不仅可服务于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外交政策，也可服务于与沿线国家其余各个领域的合作。大学智库的服务对象不仅包括国家，而且还包括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甚至个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规模的逐步扩大，企业、社会团体等对沿线国家的专业咨询会越来越多，所以大学针对沿线国家开展精细化专业研究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开展国别研究不仅要懂得研究对象国家的语言和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而且要经历一种“浸润而后突破”的过程，也就是说要深度融入研究对象国家生活、知识、经验和思维构成的本土化知识体系中去，在对象国构建社会关系网络，而后才能取得研究对象国知识理论的创新和突破。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国别研究的热点集中在世界发达国家，存在大国化、欧美化倾向，且研究的精细化不够，对“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的研究十分薄弱，甚至有不少空白。沿线国40种官方语言在国内教授的只有20种，这20种语言中有11个在读人数不足100人，8个不足50人。由于受语言限制，我们仅有的一些沿线国家的知识，其中大部分间接来源于英语学术体系，直接从沿线国获得的知识少之又少，因此我们对沿线国家的认识存在被误导的风险。由此看来，培养沿线国家官方语言人才，开展沿线国家国别研究十分紧迫。为了避免学习语言与国别研究的脱节，我国大学众多外国语学科点应将沿线国家官方语言专业与国别研究有机整合，创建新型的沿线国别研究学，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沿线国家国别研究体系，成立跨国、跨学科、跨校的协同创新型沿线国家国别研究基地，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坚实的学科研究基础。

　　配合国家战略

　　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伟大的大学是在历史上伟大政治实体的伟大时期发展起来的”，现代大学已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大学的发展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大学早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配合或顺应国家战略的大学，总能得到丰厚的资源，总能得到超常的发展。“如果大学没有加入这一历史发展之中，一些人就认为它成了空中楼阁，落到了时代后面，甚至是反生产力的，‘学术’就成为了‘贫血’的同义词。”对大学来说，国家战略是其学术生长的沃土，是其跨越式发展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总体实力逐年提高，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伴随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崛起，一些大学紧抓机遇，调整学科布局，在推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自身也获取丰厚的办学资源，办学的核心竞争力有了巨大提升，在世界名校之列中有了一席之地。

　　当代世界许多名校和顶尖学科都有借力国家战略快速发展自身的经历。以斯坦福大学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该校办学实力平平，并非世界名校，而且还面临声誉不断下滑、财政状况十分脆弱的态势。珍珠港事件以后，斯坦福大学开始筹划斯坦福新生计划。在办学理念上开始抛弃远离社会和商业、把大学仅仅看作知识庇护所的大学观，认为大学在美国的国内事务中占据新位置现在正当其时，尤其是西部的大学更应该好好把握战时政治和经济变革这个有利的时机，重视应用学科的发展。著名科学家特曼也认为，如果斯坦福能很好地把握美国尤其是西部正在发生的政治经济体制变革的机会，那么斯坦福将会拥有一个灿烂的未来，斯坦福有机会取得在西部类似哈佛在东部的地位，并希望斯坦福统治西部。根据这些理念，斯坦福大学开始按照为工业扩展和战争技术服务的目标改造学校的学科结构。微波管、无线电传送、雷达、对抗装置等很快得到军方资助，斯坦福的电子学科快速壮大起来。到上世纪40年代末，斯坦福大学已经被公认为全美工程研究和教育的学术重镇。再如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计算机学科是当今世界公认的顶尖学科。该学科在MIT虽然起步较早，但快速发展的机遇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资助开展的“旋风计算机研究计划”和冷战期间美国空军实施地面防空系统时的持续资助。

　　“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涉及众多产业和巨量要素的调动，产生的各种机遇不可估量。例如国内一些优质过剩产业将会转移到沿线国家和地区，随着产业的转移，大学培养国际性人才的任务骤然扩大。由于产业转移引发的技术改造、研发投入、品牌塑造等产业转型升级给大学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外界需求刺激。随着产业流、人流、物流、文化流、信息流的持续流通，各种高端服务应运而生，这都给大学提供了众多的咨询服务、人才培养、文化交流、学术研究的机会。我们面临的“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有诸多未知领域需要探索，需要大批国际性优秀人才砥砺前行，这为大学大展宏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难得的发展机遇。

　　兰州大学是布局在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的一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处在中华文明向伊斯兰文明过渡带上，在“一带一路”建设战略中占有天时、地利等得天独厚的条件。兰州大学在传统上一直重视中亚问题研究，早在1994年就成立了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ICAS)，研究所以维护国家西北边疆安全、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为宗旨，以为国家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建议和培养专门研究人才为主要目标。特别是在中亚问题、反对新疆分裂主义、反恐怖主义等方面做了大量理论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成果，在为政府决策服务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获得了多个部委的好评，取得了良好的学术和社会声誉。兰州大学也十分重视与中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建立了阿里·法拉比哈萨克国立民族大学孔子学院、第比利斯自由大学孔子学院和塔什干孔子学院。2014年成立兰州大学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中心，负责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国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交流与合作，致力于建设党和国家急需的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发展的新型专业化“智库”；2015年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基地——甘肃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中心在兰州大学成立；2015年，由兰州大学担任秘书长单位，8国47所高校参加的“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在甘肃敦煌成立并发表敦煌倡议。倡议提出秉承“互联互通、开放包容、协同创新、合作共赢”的理念，建设高校国际联盟智库，共同打造“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学之间在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全面交流合作，服务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兰州大学的草业科学、生态学、自然地理学、民族学、历史文献学、中亚研究在国内处于顶尖或有较大优势；俄语办学历史悠久，实力较强；理科各学科基础雄厚，办学水平在国内处于前列。这些学科的现有实力已经具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战略的基本条件，今后应提高办学的国际化水平，采取特殊措施进一步提升学科队伍建设水平，重点加强加快与中亚国家大学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大幅扩展中亚问题研究范围，把目前仅限于中亚政治问题的研究扩展到中亚各个领域的研究，使兰州大学的中亚问题研究成为世界学术重镇和享誉全球的顶尖智库。(作者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袁占亭)

　　(编者注：除《中国高等教育》杂志封面、目录外，本文其他图片均为资料图，来源为兰州大学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