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敦煌丨王同仁：我以我画谢我师

　　我从中央美院国画系退休，已整整16个年头。作为美院曾经的学生，后来的教师，我对这所中国美术教育的神圣殿堂，一直怀有无限的眷恋。我想起在中央美院这里学习与教课的难忘岁月，想起了朝夕相处的同学，想起了那些在我踏进艺术探索之路的岁月里，耳提面命，给我指导、帮助、启示的美术界的师长们，是他们让我懂得了艺术的真谛和做人的道理。

　　高山仰止，这些师长们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自有学者、专家去评论。我只想借个人画作在母校展出的机会，追怀师长们和我个人艺术上交往的点滴往事，表达一个年近八旬的老美术工作者对师长们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

　　(一)

　　黄胄先生是带我走上艺术之路的恩师。当年，我在兰州上中学，他在兰州军区工作。有几天《甘肃日报》刊发了他的多幅速写作品，我看后非常兴奋。便给先生写信表示想跟他学画。很快收到了先生的回信。从此，我每逢星期天便随他到兰州雁滩、街头、茶馆画速写，从那时起，我就对速写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1955年，我上中央美院学习，黄胄调到北京工作，我们来往更为密切。一有时间，我就去他家看他作画，帮他裁纸，研墨。一天晚上，我去他家一个多小时，他就画了六七幅画。我羡慕地说：“一个晚上您就画了这么多的画。”他说：“我今天画了二十多张画。画画的人要向工人学习，每天坚持8小时劳动才对。”他创作的勤奋精神，深深感染了我。在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中，我体会到，黄胄先生的速写，他的速写精神过人，速写作品生动过人，速写用笔入画过人。有一次我和卢沉到黄胄家看他画画，卢沉在回来的路上说，看黄胄画画，真是一种艺术享受，他记忆形象的能力，我这个学院派的画家简直望尘莫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黄胄先生曾给我的画展和画册写过两篇序文，都是用毛笔亲笔书写。能跟黄胄学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

　　叶浅予先生是美院国画系主任。上学时，叶先生每天到系里来，审阅我们的速写，讲述速写的规律和观察生活的方法。1961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央美院附中工作，在给学生讲课时，经常从黄、叶两位先生处借几百张速写给学生看。1963年我准备外出写生，特别想拜读叶先生的速写，叶先生居然把他家的钥匙给我。一周时间，我每天去他家翻阅学习他的速写。叶先生的速写、白描，非常精到、简练、概括，特别是画动态的作品非常生动，对我以后的人物画创作影响很大。后来，我还多次参加叶浅予师生艺术交流团在外写生，一起讨论艺术创作。叶先生对艺术创作有独到见解，常说，艺术要创新，不能墨守成规，做人要老实，画画不能老实。

　　(二)

　　1963年，我去苏州深入生活，画了一批水墨人物。路经杭州时，特意拜访了潘天寿先生。潘先生看了我的作品后说：“你的人物形象刻画得真实生动，不像有些画家把人物画成阴阳脸。我常说要他们把人物的脸部(暗部)洗干净。你们都有素描基础，人物结构比例都还准确。但杭州的画家和北京的画家，以及广东、西安的画家，风格都很接近，没有特色。中国饮食文化，粤菜、川菜、鲁菜各有味道，很不一样。绘画也应如此，艺术表现不能雷同，否则就会缺乏新意。”潘先生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当时美术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让我悟出了艺术创作的真谛。

　　同年，我去南京，又拜访了傅抱石先生。傅先生为人民大会堂画《江山如此多娇》时，我们曾在北京饭店有过接触。此次见面，更显亲切，他对我说：“学中国画，要很好地学习传统，吸收传统文化精髓。基础打扎实了，才能有大的成就。千万不要像有些画家，一张画出名后，再也画不出新的作品。这就像日本的茶叶，头一水味道很浓，第二水、第三水就没有味道了！”

　　1964年，石鲁先生在北京画院创作《转战陕北》，勾稿时我去看过，展览时我也参观过，感到画得大气磅礴。石鲁先生对于笔墨、造型、立意、传神有独特见解，听他的画论，过瘾，解渴。他原是搞版画的，他画中国画吸收版画的表现手法，很整很新很有气魄。有一次我问他气韵生动中“气”的作用，他打比方说，篮球不打气能拍起来吗？气韵能把作者的感受带动起来，从运笔中感到一种力量。他特别强调，画画的人要全面提高自身素养，人物、山水、花鸟都要画，也要都能画，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潘、傅、石三位先生的教诲，让我懂得艺术创作应从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确立艺术创作基地，我曾十次到甘南藏区，写生速写，创作了一批反映藏区生活的作品；二是从传统笔墨中汲取营养，坚持几十年临习《散氏盘》、《毛公鼎》、《书谱》等碑帖，力求书画亲合，不断锤炼笔墨功夫；三是丰富创作题材，努力提高绘画技能和表现技法，人物、山水、花鸟甚至油画都广为涉猎，促使自身素质不断提高。

　　(三)

　　我是学国画的，有一段时间国画不能画了，内心十分痛苦。我利用在学校留守的机会，接触了不少老前辈，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有意识地谈点绘画业务，从中也悟出了不少道理。董希文先生是油画大师，他的《开国大典》曾蜚声画坛。得知董先生患鼻咽癌回京治病，我多方设法照料。这段时间我又通过和他交谈，对油画产生巨大兴趣。董先生拿出他在长征路上的写生和以前的创作手稿，一面让我看一面给我讲解，使我很受启发，促进了我画油画的决心。于是我放下湖笔，拿起油彩，画了巨幅油画《东方红》，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一次特展上展出，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作品。这幅画使我在逆境中摆脱了痛苦，获得能画画的满足感，单就绘画艺术而言，我认为，它在我的创作道路上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四)

　　李可染是为我们上水墨写意山水的先生。他带我们去北京京郊一带写生，从构图、立意、笔墨诸方面给予严格教诲，强调画画是很艰苦的劳动，不能率意用笔。他示范作画，用笔非常肯定沉稳，像钉钉子一样。整个画面清淡、干净、透亮，从题款、用墨用色，整体感把握得非常好。他说，真正的大画家或有能力的画家，特别会处理整体关系。我带着自己的书画作品让老师指导。先生看了我的作品后说：“你的字用笔沉得住，笔能摁得下去，这样用笔很好。搞人物画的能把山水画到这个程度，很不容易。”他指着我画的《鹿鸣春》说：“用积墨画山水，是一种很特别的表现手法，画面显得丰富、厚重，很好。”就是画牛用笔有点散。老师拿起毛笔在宣纸上当场给我示范。李先生很少在人前写字画画，对我这个老学生能有如此优厚，让我十分感动。李先生这次画牛的过程，全部印在我脑海里，让我受益终身！当时，先生还提笔为我写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条幅，鼓励我不断努力。1981年，中央美院教师作品在香港展出，我画的《百牛图》参展，香港报纸报道说，“中国画坛后继有人，如青年画家王同仁就是其中之一。”这一评论与李先生给我的指导示范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李苦禅先生画鹰非常有名。我上中学时，就曾临摹过。齐白石的篆刻弟子刘炳庵也向黄胄介绍过李苦禅的艺术造诣，对此我印象非常深刻。苦禅先生讲课非常风趣，一面说笑话，一面画画做示范，我仔细观看他怎么蘸墨、蘸水，何时加墨，很是用心，先生用笔从来都是放笔直取，落笔成形。在苦禅先生的画前，我真正体会到他的笔精墨妙的涵义。苦禅先生在书法上也下过很大功夫，吸收了许多碑帖中的优秀传统，格调很高，功力很强。他在很多画上的题跋，字安排得特别高明，很大气。他的书法成就，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确实是一位优秀大师。连齐白石老先生也称赞他的高足时说，“英也过我，英也无敌。”我对苦禅先生的字很崇拜，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对他国画作品的用笔用墨，也是多年研究，几十年一直是我学习的典范，从中汲取了不少营养。

　　(五)

　　蒋兆和先生、刘凌仓先生是我最为熟悉、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位先生。蒋先生是我上学时的水墨人物画导师，刘先生是教工笔重彩的先生，又和我是邻居，我和两位老先生及其家人的来往至今都比较密切。

　　蒋兆和先生特别强调骨法用笔，他不主张过多地强调明暗，而是利用明暗来画结构，因而对人物的刻画特别精到，他画的《流民图》是具有里程碑式的创作，对我学画水墨写意人物的影响很大。我创作的《渔民苦》就是借鉴蒋先生的办法画的，他当时也对我进行了辅导和帮助。蒋先生为人谨慎，处事低调，但对学生非常关爱。有一件事，让我终身难忘。1960年困难时期，粮食很紧张，蒋先生竟然请我和卢沉到他家里吃饭。太难得了。

　　刘凌仓先生给我们上工笔重彩课，从选绢、染绢、上胶矾一直到勾勒、上色的全过程都是刘先生亲手操作。当时，学生用的石青、石绿等，都是他自己的颜料，所以对刘先生的印象很深。先生给我们上课时讲的绘画知识课，对我们以后的创作很有帮助。1959年，我创作的《高原军民鱼水情深》就是按照刘先生教授的方法完成的，这幅画当时印成了年画，原画被中美术馆收藏了。同年，我和一位同学到安徽绩溪县临摹太平天国攻城图壁画。当时，县领导见我俩二十出头，怕把壁画弄坏，很是担心。结果我们用老师教的方法临完以后，县领导一看，开玩笑地说，你们把壁画给我们揭下来了吧。说明临得很真实，很像，这幅画可能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

　　艺术是永恒的，画家对艺术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我虽年近八旬，仍会一如既往，以先辈为师，在艺术探索的路上奋斗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