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中国西北角|扎根黄土六十载，戏随人走惠万家——记王志洪的基层文艺之路

【专题】十所高校百名学子重走中国西北角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从1964年怀揣理想奔赴宁夏的中戏青年，到开创文化大篷车模式、成为享誉全国的基层文艺工作者，王志洪把一辈子交给西北黄土，把话剧舞台搬到百姓家门口，用一生践行“文艺为人民”。

王志洪照片 宁夏话剧院提供

　　从北京到宁夏，扎根基层

　　1964年10月26日晚上，一列从北京开出的绿皮火车抵达银川，车上走下来26个年轻人。彼时银川火车站连站台都没有，下车的人直接踩在土地上。迎接的人群却格外隆重，除了银川热情的市民们，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文化厅厅长带队专程赶来，这群来自首都的青年，一时成为全城焦点。

　　这26个人是王志洪与他的同学们。1960年，王志洪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60班，当年全国仅招收20名学生。“那会儿考中戏就跟考北大清华那么难。”王志洪说。后来毕业填志愿，全班同学几乎都填的是“服从组织分配”，全部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边疆。于是连同导演系、舞台美术系、戏剧文学系的同学，以及表演系全班20人，一共26名中戏的同学被分到了宁夏。那一代年轻人的选择，带着理想主义的纯粹。

　　初到银川，落差是实实在在的。“一条马路两座楼，一个邮电大楼，一个百货大楼。”王志洪用一首顺口溜形容当时银川的模样。但落差之外是独一份的热忱。王志洪坦言，旁人觉得西北苦寒，他却从未觉得日子难熬。每月52元工资在物资紧缺的年代格外丰厚，两毛钱一碗的羊肉泡馍香气四溢。

　　“我们年轻那会儿也都是帅小伙儿，全国才招收20名啊，所以来了以后什么都没干就出名了。”王志洪说。宁夏的老百姓对于这群首都来的帅小伙也十分好奇与欢迎。当时剧团演出《霓虹灯下的哨兵》非常受欢迎，场场座无虚席。老百姓除了爱看戏，台上的沙发、服装也被当成稀罕物，甚至有人专门上团里问怎么做的。

　　泥土出好戏，写人生百态

　　但是不过几年的时间，时代浪潮就骤然转向。

　　进入80年代，松下电视流入银川，依托单位分期购买政策，银川成为全国首个普及电视的城市。王志洪回忆说：“所有的电视呜噜就都弄出去了，这人都在这儿看电视，我的戏就没人看了。”

　　彼时刚接任团长的王志洪，决心打一场“翻身仗”。那时候正流行“意识流”，写剧本不要主题，侧重意识表达。他们创作了《芝加哥的中秋夜》剧本，排了四个多月，总投入五万元，其中两万元是向文化厅借来的。“我们当时觉得这戏排的特棒，演员也特厉害。”王志洪说。

　　1984年4月10日晚，《芝加哥的中秋夜》在宁夏最好的红旗剧院彩排，偌大的剧场只来了两位观众。“最后，把剧场大门打开都没人进，小孩儿都不看，都在家看电视呢。”回忆起当年，王志洪感慨。剧团不得已只能取消演出。

　　戏没卖出去，还欠着厅里两万块钱，无奈之下王志洪带着大家上街卖票。他效仿日本电影《华丽家族》里银行职员的做法，去粮站给人扛麻袋卖票，但效果甚微，并没有卖出去多少票，一场演出只有几十块钱收入。剧场也不干了，提出每场戏要收四百元场地费，本就票房惨淡的剧团根本无力承担，合作难以为继。

　　城里没人看，王志洪说：“上农村行不行？”这个提议遭到了剧团成员的强烈抵触。

　　此时，文化厅的老厅长说，如果下乡演出就免除之前的两万元欠款，每场还额外补助一百元。王志洪骑着自行车，把银川郊区17个公社跑了个遍。恰好有位同学在郊区当副书记，正愁没有文艺下乡，于是向王志洪包了10场戏，一场演出费五百元，叠加厅里的一百元补助，一场戏有六百元收入。

　　初次下乡演出，王志洪选择了全国获奖剧目《刘莲英》搭配《白毛女》，可剧目脱离了宁夏农民生活。王志洪问农民为什么不看，对方说：“那不是开会呢吗？开会有什么看头。”演《白毛女》，采用老式假唱，百姓一眼看穿，“骗人的，江湖骗子来了。”

　　观众全走光了。最后只剩一个老太太。

　　王志洪问她：“看懂没？”

　　“没看。”

　　“那怎么不走？”

　　“台上那个凳子是我的，我等着拿凳子。”

　　村口来了个耍猴的，猴子敬礼、翻跟头、打把式，老百姓围得水泄不通，“这猴儿啊，演的比你们都全。”剧团里的人听到这句话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演出结束，同学给了500块演出费，王志洪实在不想拿，但是不拿，出差费、夜餐费、租车费都没着落。剧团成员知道后，坚决要把钱退回去。

　　王志洪意识到，把剧场里的戏原样搬到农村，就是瞎对付，于是一头扎进西海固。彼时西海固推行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不少世代依靠救济的村民不愿劳作。他以当地村民为原型，创作农民转变观念、自立自强的故事《这样的庄稼汉》，创作前先给农民讲故事，得到认可了再写剧本，写完剧本再给农民读，农民认可了才开排。

　　1984年12月26日，是《这样的庄稼汉》第一次演出，王志洪邀请了40位农民到排练厅，让他们坐沙发，给他们沏茶、剥橘子。戏开演了，王志洪躲在屏风后面，从缝里看观众。“该笑的全笑了，该哭的全哭了。他笑我也笑，他哭我也哭，觉得这回可能行了。”王志洪说。演出结束后，全场沉默了5秒钟，随即掌声雷动。有农民说：“那词都说到我的骨头缝子里去了，我就是那台上的风老栓。”

　　当天晚上，签完合同，剧团上下抱头痛哭。戏受欢迎了，但新问题来了，农民们不可能都上剧场看戏啊，得把戏送到家门口，这怎么送？

　　文化大篷车，载文化下乡

　　话剧院正好有一辆旧解放卡车，可以拉着人、布景、道具下乡。最初的卡车简陋朴素，二十余名演员与全部舞台设备挤在一处。王志洪说：“有土台子，我在土台子上演。没土台子，我在学校的那个台子上，反正只要是高一点地儿，我就在上面演出就行了。还有的就没有，就咱们就平地儿演。”随地开演，百姓几点想看，剧团便几点开戏。这大篷车到农村演的戏，农民看了后，说这就是演的他的事儿。

剧团早期表演照片 何巧悦/摄

　　但是下乡演出过程中难题接踵而至，因为没有固定舞台，很多人看不见。有时候在学校里演，很多人在后面看不到前面，甚至有人站在凳子上扶着大树看戏。有一次在小学，小学的学生都爬上篮球架子上看戏，这带来了许多安全隐患。

　　“现在老百姓愿意看咱们，让老百姓能够看好，咱们必须得有台。”王志洪决定改造当时这辆卡车。经过反复琢磨，王志洪和领导汇报后，结合青铜峡铝厂支援的轻量化铝合金材料，将卡车打造成了一个可流动舞台。卡车翻转后可以搭建舞台，道具、灯光、音响全部随车装载，田间、操场、晒场随地开演，不论深山沟壑，全国第一台文化大篷车就这样诞生了。大篷车开到哪里，舞台就建在哪里。王志洪把农民喜欢的戏，送到了大山的深处。

话剧团第一辆大篷车 代嘉然/摄

　　自此，大篷车成为黄土高原上流动的文化阵地。王志洪带领团队紧跟时代发展，一部话剧记录一个时代节点，先后创作出《这样的庄稼汉》《女村长》《农机站长》《梅家小院》《闽宁镇移民之歌》等多部作品。一路行来，大篷车不只是运送剧目的舞台，更是基层治理、政策宣传、群众精神需求的载体。从脱贫攻坚、移风易俗到交通安全、乡村振兴，每一部戏都紧扣时代，不讲空洞说教，把政策藏进百姓能共情的家长里短。

　　王志洪根据农村三轮农用车违规载人频发群死群伤事故的现象，创作了剧本《农机站长》。戏里就讲三件事：买车要登记、开车要培训、三轮只能拉货不能载人。《农机站长》下乡巡演近千个村庄，直接降低了农用三轮车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大篷车带来的不仅是欢笑和感动，还有实实在在的改变。

　　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后，王志洪落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要求，带领团队驻村两三个月，与西海固移民同吃同住，打磨出了作品《闽宁镇移民之歌》，到闽宁镇演出时，老百姓一边流泪一边鼓掌，看完说：“要永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四十年行路，百六十万烟火

　　自1984年初代大篷车驶上乡间土路，到如今四十余年间，车队累计行驶八十余万公里，演出八千余场，足迹遍布宁夏所有乡镇村。剧团先后八次开展全国万里巡演，车队走遍伟人故里、基层乡村，走遍全国二十七省、市、自治区，每到一处都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田间、操场、集市，随处可见百姓围坐看戏的热闹景象。

　　有一次在彭德怀老家乌石镇，大雨倾盆，王志洪看到演员在台上把衣裳脱了下来，“我特生气，演着戏呢怎么能脱衣裳？”后来发现演员们把衣服脱下来盖在了话筒上，是为了保护设备，王志洪特别感动。

　　2007年，恰逢中国话剧百年纪念，全国评选出三十名“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王志洪成功入选，与他一同获奖的于是之、李默然这些他上学时崇拜的艺术家们。“我能跟他们一块儿获奖，想都不敢想。”王志洪说。

王志洪工作室 何巧悦/摄

　　退休后的王志洪并未停下创作脚步，单位为他设立了专属工作室，如今86岁的王志洪依旧留在剧团，持续深耕剧本创作，撰写乡村新故事。正在打磨的《闽宁情》聚焦后小康时代防返贫、共同富裕新课题，塑造新时代基层党支部书记形象，展现当代农村基层治理新图景，延续大篷车“写百姓、演百姓”的创作脉络。时代更迭，大篷车不断更新换代，设备愈发先进，但王志洪始终强调，车只是载体，无论设备如何升级，贴近基层、讴歌时代、服务群众的内核从未改变。真正扎根人民的文艺，自有长久生命力。

　　一辆大篷车，一腔乡土戏，半生塞上情。从1964年怀揣理想奔赴宁夏的中戏青年，到开创全国文化大篷车模式、享誉全国的基层文艺工作者，王志洪用六十余年光阴证明文艺的根脉在人民，最好的舞台在田间地头。车轮不息，戏声不绝。黄沙漫过贺兰山，文化大篷车依旧穿梭在宁夏乡村路上。

　　（作者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何巧悦、代嘉然；指导教师郭翠玲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