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中国西北角|韩春平：见证敦煌学从“数字化”走向“数字人文”与“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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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年前，一部《敦煌学数字化问题研究》系统梳理了敦煌学数字化的历程与理论框架，成为该领域国内首部专著。十四年后，敦煌学数字化走到了哪一步？

　　7月26日，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重走西北角的师生对本书作者、兰州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韩春平进行专访，围绕数字化进展、数字人文转向、国际合作、智能化前景等问题展开深度对话。

　　从Excel表到高清数据库

　　韩春平在2012年出版的专著中，将敦煌学数字化历程划分为“发轫时期（1988—1996）”“全面发展时期（1996—2005）”“联合时期（2005年至今）”三个阶段。如今十四年过去，他坦言：“进展肯定有，成果数量比以往多得多。”

　　“以敦煌文献数字资源为例，2012年以前能关注到的数据库，尽管也有文献图版资源，但更多的是一些便于制作的文献目录库，甚至还有比较初级的Excel表目录。”韩春平回忆。当时国内文献数据库中的数字文献资源只有像素很低的黑白图版，且数量普遍有限，因为其底本要么是来自上世纪50至70年代英藏、法藏和北图藏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要么是翻拍这些缩微胶卷的《敦煌宝藏》。如今的文献数据库文献图版不仅涉及更多藏家的藏品，而且逐渐在上传高清晰的彩色图版，目录质量也普遍有所提升。再就石窟艺术文物而言，当时虽然已经开始采集洞窟数字信息，但是在网上还几乎看不到任何相关的数字资料。目前在敦煌研究院网站上传的为数众多的洞窟数字化成果，“几乎都是这十几年以来出现的”，“不管是敦煌文献、石窟艺术文物，还是相关研究文献，今天的数字资源都比以前充实得多”。

　　他特别提到2015年法国国家图书馆将法藏敦煌文献高清数字图版赠予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敦煌研究院，以便在学术范围内公开使用一事。“国家图书馆网站的古籍特藏文献中，有了法藏的资源，敦煌研究院也把资源挂到了网站上，并且不断增加其他藏地的资源”。韩春平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遗书数据库建设”相关成果也于2022年正式上线，“该数据库目录质量高，图版也远非之前可比，并且新增了文献内容的录文数据”。

　　从技术驱动到数字人文驱动

　　韩春平在书中曾指出，早期的敦煌学数字化相关工作“偏重技术开发，疏于顾及人文视角”。近年来，随着“数字人文”技术的飚兴，他发表文章呼吁人们关注人工智能、数字人文等新兴技术，在加强数字化的基础上，搭建数字人文平台，实现各种资源的共享与整合，将数字人文引入敦煌学研究。

　　“目前的现状距离我们理想中的数字人文还有很大的距离。”韩春平坦言，“我想象中的数字人文，应该是全部学术资源，至少也是绝大部分学术资源——文献、石窟洞窟、研究文献，都已经完成信息数字化，这些数字信息能够在共同的平台中彼此交融，并可以被智能技术去关联、重构，进行深度的知识发现，呈现更加深湛的文化意蕴。”

　　他为数字人文语境下的敦煌学研究设想了这样的可能性：“比如我要研究张议潮，可以在综合数字资源平台调动敦煌文献里有关张议潮的文本内容、敦煌石窟中的相关壁画内容，以及其他可能与张议潮有关的绢画、碑刻等方面的文献资料，通过类似DeepSeek的技术软件去解析各有关信息资料，从而获得非智能条件下难以获取甚至无法想象的结果。”他强调，“要在敦煌学领域实现数字人文驱动的知识发现，只要条件具备，是有可能性的。”

　　IDP成就与甘肃方案

　　“国际敦煌项目（IDP）”是韩春平书中重点分析的国际合作典范。IDP自1994年启动，至今已有三十余年历史。韩春平指出，“IDP数据库是一个内容庞杂的数字资源库。仅以其中的敦煌文献为例，该数据库的优点是数字图版比较清晰，而且是彩色图版，有利于文献的考察研究，国内早期的多个文献数据库都还做不到这一点。”不过IDP的目录数据存在“很大缺陷”，只有英文的简单目录，且检索界面设计颇为繁琐，又难以实现汉文检索。相比之下，“国内文献库在目录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方面远胜于IDP”。后来国内出现的不少文献数据库，目录质量普遍不错。

　　2022年，中办、国办联合发布《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甘肃也相应制定了《甘肃省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支持敦煌研究院加快实施‘全球敦煌文物资源数字平台’建设项目”。韩春平认为，“这项工程意义重大，后期大概还需要把海内外的敦煌文献数字化工作重新理一遍，工程量也不小。”

工作中的韩春平老师（资料图） 兰州大学图书馆提供

　　学者的好助手

　　谈到数字化对文献研究的影响，韩春平认为“改变肯定是有的”，数字化称得上是研究人员的好助手。早期研究敦煌文献，学者们哪怕是考察国内文献藏品也往往异常困难，有时候还需要远涉重洋到国外拍照或抄录，“有的连拍照都不让，只能抄录”。即便后来有了《敦煌宝藏》乃至《英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等大型图录，“但出的都是黑白图，清晰度依然有限，而且都没有把各藏家的文献出版齐全，已有图版中的彩色信息如红色印章等通常都难以有效辨识”。

　　“自从有了文献数字资源，在数据库里用关键词或编号一下子就可以轻松找到所需要的文献”，“以前可能花一两周甚至一两个月才能找到的文献，现在一般几分钟就能找到，不仅改变了文献的查阅方式，而且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献的研究方式”。这种低成本、高效率获得研究对象的方法，一定程度上也适合于石窟艺术文物的研究。他还特别提到浙江大学师生研发的缀残技术，“通过计算机算法去完成残损文献的缀接，比仅仅通过人工记忆、联想去进行缀合，速度和效率可以说是霄壤之别”。

　　警惕“去物质化”

　　数字化跨越了研究对象原件难以有效接触的障碍，但韩春平也提醒警惕“去物质化”倾向。“仍然以敦煌文献为例，如果研究的是文献内容，翻阅黑白图版或彩色照片通常都没有什么不同。但如果研究纸张材质、文献图文中的墨迹或色彩，以及文献是否存在拼接情况等，都必须亲自考察文献原件。”

　　“你在图版上看不出文献的纸张纤维，更看不到显微镜下才能呈现的纸张载体的微观细节。”特别是研究敦煌文献还存在一个判断真伪的问题，“这就需要考察纸张纤维、文献墨迹和相关印记等。如果在相关检测中发现文献所用的是清朝、民国甚至今天的纸张，可以判断文献必然有假，这时候必须看原书。”“此外数字资源的使用，也必须有实物研究对象作保障，因为使用数字资源难免会遭遇网络、电源或终端故障等问题，如果遇到服务器意外损坏而资源未曾备份的情况，损失会非常惨重。”

　　智能化已起步

　　面对“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和“数智实验室”的成立，韩春平认为：“在智能化这个方向上，有些目标可以说已经初步实现了，但是距离理想的目标还很遥远”。他的理想是：“将各种类型的敦煌学研究对象都数字化了，统一汇集到综合数字资源平台上，就可以通过类似DeepSeek那样的智能技术来深度解析这些资源，回答尽可能多的、甚至之前根本想象不到的问题。”

　　“我们以前只有简单的平面图版、简单的目录，谈不上任何智能。现在不一样了，已经能够初步实现深度的知识挖掘，完成部分人力无法完成的工作了。”他说。

　　从1988年敦煌学数字化发轫，到2026年数智实验室成立，这条路走了三十八年。韩春平以一部专著为这段历程的前期立传，又以十四年的持续关注，见证着敦煌学从“数字化”走向“数字人文”与“智能化”的新阶段。

　　（作者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苏蕾、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5级国际传播创新班李嘉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