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中国西北角|让山歌“被看见”：三代人共唱《刘三姐》，守护八桂大地戏曲精粹

　　“多谢了，多谢四方众乡亲。”

　　“我今没有好茶饭，只有山歌敬亲人。”

　　清亮的嗓音从后台飘出。灯光亮起，精致的舞台上，何雁云与小女儿黎美杉并肩演绎，齐唱电影《刘三姐》主演黄婉秋唱过的歌。

　　台下几十把椅子排得紧凑，每张桌角都立着一盏彩玻璃小灯，橘色的光透过碎玻璃漫出来，在地上投出斑驳的色块。头顶是裸露的木梁，台口上方悬着一块蓝底金字的牌匾，写着“三姐有戏”四个大字。

　　走进小剧场，熟悉的名字忽然有了来处

　　七月的桂林，空气里热得可以拧得出水来。

　　夜色落在正阳东西巷一带时，街上的人声、灯影和远处山水的轮廓一起慢下来。

　　朴素的小剧场里，灯光亮起，演员从观众近旁经过，扇子翻开，渔鼓声响，桂林话带着清亮的尾音落到耳边。那一刻，“刘三姐”不再只是课本上、电视里、长辈口中的一个名字，从山水记忆里走出来，展现在我们眼前。

　　对许多外地观众来说，“刘三姐”是一个看似熟悉、实则未必真正了解的文化符号。

　　熟悉的是这个名字，是那句被一代代人哼唱过的山歌，陌生的是她到底从哪里来，为什么会在广西、在桂林，被人如此珍重地讲述和传唱。也正因为这种“熟悉而陌生”，坐进《三姐有戏》的演出现场，看见何雁云和女儿唱、跳、演，看见孩子们在互动环节笑得格外开怀，才更能感觉到，文化像种子，被写进名录只是给它做了一个标签，真正让它活过来的，是重新播种在人们的日子里。

　　舞台上，经典唱段被压缩进更适合当代游客观看的节奏里，彩调、桂林渔鼓等地方非遗也被融入同一个空间。观众不必先做功课，也不必带着接受教育的心理走进来。这里更像一次小小的相遇，老一辈观众可以在歌声里找回熟悉的银幕记忆；年轻观众可以在近距离的表演中重新认识刘三姐；孩子们则在学方言、学动作、学唱腔的嬉笑里，初尝桂林本土文化的韵味。

　　何雁云说，这台节目是做给游客看的。旅游演艺每天演出的内容大体相同，但每场的观众完全不一样。演员们把同一首歌唱给未曾听过它的人，把同一个故事讲给刚刚来到桂林的人。

　　歌声每一次的响起，都是一次新的抵达。

　　她们把文化传承当成了日常

　　采访中，何雁云没有把传承说得很宏大。她反复提到的，是热爱与本分。母亲黄婉秋在世时，她跟着母亲登台演出，后来，她又把两个女儿带上舞台。大女儿5岁，小女儿3岁半，便在外婆和母亲身边接触表演。对这个家庭而言，刘三姐文化不是某一天突然降临的任务，更像是多年生活自然长出的方向。

　　这种自然，并不等于轻松。何雁云说，小时候跟随母亲做传承，像呼吸空气一样稀松平常。而在母亲离世后，继续唱下去、演下去，便成了对母亲最好的怀念。黄婉秋留下的，是一门必须继续练、继续唱、继续面对观众的艺术。

　　黄婉秋曾因电影《刘三姐》成为中国几代人的文化记忆。资料显示，电影《刘三姐》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在广西实景拍摄，银幕上的山水、歌声和人物形象，让刘三姐的故事从地方民间传说，走进千家万户。黄婉秋一生与这个角色紧紧相连，到了何雁云，传承不再只是能不能唱经典桥段，还包括如何把这份文化记忆递到下一代手中。

何雁云与小女儿黎美杉 唐政/摄

　　何雁云对两个女儿的培养有着清晰的方向。大女儿黎玥杉学习音乐剧，小女儿黎美杉今年考取浙江嵊州越剧艺术学校。一个面向音乐剧，一个走向戏曲。何雁云心里清楚，学什么剧种是手段，不是目的。“艺术的基本功都是一样的，唱念做打，哪个剧种都有。只是唱腔不同。一样可以用到刘三姐里面来。”

　　传统必须守住，创新也要跟上。基本功要扎实，新表达也要补充进来。

　　让何雁云欣慰的，是女儿们越来越懂得“黄婉秋后代”这几个字背后的分量。大女儿曾对她说，不能丢外婆的脸。小女儿常被人说神态像外婆，站上舞台时，也在一点点学习如何接住那份神韵。说起这些，何雁云的语气里满是自豪。

　　祖孙三代都曾站在舞台上，其中的珍贵动人之处，在于每一代都要重新面对自己的难题。黄婉秋把民间传说里的歌仙带到银幕上，让刘三姐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何雁云在母亲离去后，把演出、剧场和传承一点点接起来；两个年轻的女儿还要继续学习声乐、音乐剧、戏曲，也要面对今天的观众、今天的舞台和今天的审美。

　　四次改版只为更好接近观众

　　何雁云介绍，她们围绕刘三姐文化做过四版旅游演艺，由《刘三姐》《歌仙刘三姐》，到《遇见刘三姐》《三姐有戏》，不断适应观演环境、满足游客观赏需求、呼应时代主题需要。经典唱段是根基，创新的内容就像新生的枝叶，总要迎着观众和时代的阳光生长。

　　《三姐有戏》把“刘三姐”文化符号与桂林本土非遗放在同场展出，让观众能在较短时间内感受到一个更加立体的桂林。这里不只有山水，也有方言、曲艺、戏曲、歌圩传统和民间生活的幽默。彩调的活泼、桂林渔鼓的说唱、山歌的明亮，在小剧场里彼此呼应，交映成辉。

　　这种组合是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资料显示，刘三姐歌谣于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彩调同样于2006年列入国家级名录，桂林渔鼓则于2014年列入国家级名录。名录确认了价值，但无法自动解决传承难题。何雁云谈到彩调、桂林渔鼓时直言，非遗普遍面临传承人不足、年轻受众不足的压力。年轻人是否愿意学，能不能靠它生活，愿不愿意把几十年交给同一件事，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三姐有戏》正在给出一个不一样的解决方案，让传统文化被看见，让现代人更愿意接近。演出设置了很多互动环节，调动观众学说桂林话、体验扇子动作、演唱《刘三姐》经典桥段，让传统文化变得触手可及。孩子会因为好玩而记住一段旋律，年轻人会因为新鲜而多问一句“这是什么”，外地游客会因为亲身参与而把刘三姐与桂林这座城市联系在一起。

演员与观众台上互动 田明敏/摄

　　这是何雁云对非物质文化传承创新的理解。她反复强调，传统一定不能丢。只有先知道刘三姐是谁，知道故事从哪里来，才谈得上发扬光大。所谓沉浸式参与体验，不在于空间变近、互动变多，重在打破观演隔阂，引导观众深度融入完整的文化语境。

　　当演员从舞台走向观众，当方言和山歌不再隔着屏幕，当一个孩子在笑声里学着说出陌生的桂林话，传统文化忽然显得不那么遥远。它不应被束之高阁，而是能让人开心、让人愿意多停留几分钟，参与观赏、体验。

　　“被看见”之后，还要被喜欢、被传扬

　　采访快结束时，何雁云把许多话归结为三个字：被看见。她说，不只是刘三姐，许多非遗都希望被看见。食品、技艺、体育、曲艺、戏剧，各有各的难处，也各有各的光。问题是，在信息流不断翻涌、年轻人注意力被快速分散的今天，什么样的传统文化还能被人停下来看一眼、听一曲、记一段？

　　“被看见”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期许。对于长期驻场演出的剧目而言，获得关注才能稳住票房、保住演出场地、维系演员生计，这群老艺人与传承者多年的坚守，也才能收获匹配的回馈。何雁云坦言，文化行业本就难盈利，不少老一辈艺术家深知同行皆在坚守传承，因而从未将收益摆在首位。这样的坚守令人动容，但也不该被理所当然地消耗。传统文化若要活下去，既需要情怀，也需要更稳定的舞台、更热情的观众和更长久的支持。

　　细究之下，可供记录与引人深思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继续唱刘三姐，也不是一台剧目如何包装地方文旅，而是另一个更质朴的问题。当我们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传承创新时，具体由谁来做？他们怎样练习、怎样招生、怎样编排节目？又怎样在守住传统和让年轻人接受之间，一次次寻找细小而艰难的平衡？

剧场一隅 唐政/摄

　　何雁云自有她的实践与坚守。客人满场也演，只有两位观众也认真演；孩子自觉不够时，仍要盯着练基本功；新的音乐剧构想可以慢慢来，但唱念做打、台风艺德不能松。她说，演员若不能打动自己，就很难打动观众。这句话放在刘三姐文化传承里，也许同样成立，只有传承者自己仍被这首歌打动，观众才可能再次被它打动。

　　山歌好比春江水。

　　这句短短的歌词流传很久，久到许多人未必完整记得出处，却仍能在听到旋律时心头一亮。今天的桂林小剧场里，这道“春江水”并没有停在旧电影里。它流过黄婉秋的一生，流过何雁云的半生，也正在流向两个年轻女儿尚未完全展开的人生。

　　刘三姐不只是一个听过的名字，她的歌声曾从广西山水间传出，又被一代代人小心接住。文化传承有时并不轰烈，它更像一盏灯，有人守着，有人添油，有人被它照见。

　　不被看见的光，再亮也照不远。所谓“被看见”，不过就是：有人唱，有人听，听了之后，还想接着唱。

　　（作者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田明敏、唐政；指导教师谭泽明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