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中国西北角|桂林《救亡日报》：以笔为炬救亡图存旧址留存不灭新闻风骨

2026-07-23 09:15 来源：中国甘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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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市秀峰区太平路4号，一栋普通民居藏在闹市商铺之间，这里是《救亡日报》社旧址，如今已改造为专题展馆。报社外观朴素，空间局促，没有恢弘的展陈，也没有如织的人流，却静静地讲述着80多年前新闻人以笔锋为刃、救亡图存的光辉往事。

　　烽火硝烟早已散尽，太平路的商铺换了一茬又一茬，唯有这栋老房子留了下来，成了那段历史为数不多的见证。

　　如今的救亡日报旧址，更像是“时空胶囊”，不仅保留了报馆的原有格局，还陈列着当年报纸的影印件、老照片与办报工具。没有布设炫目的声光特效，也没有迂回复杂的展线，几步就能走完，却足够让每一个走进来的人驻足良久，安静而有力量。

桂林《救亡日报》社旧址张可欣/摄

　　淞沪炮火中诞生的救亡呐喊

　　1937年，淞沪会战硝烟正浓，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决定创办一份报纸，以笔墨为炬，凝聚起抗日的赤诚民心。怀揣这份救国初心，8月24日，《救亡日报》在上海正式创刊，由郭沫若出任社长，刚满37岁的夏衍担任总编辑。

　　自问世之日起，《救亡日报》便立足文化阵地传递抗战呐喊、凝聚民族共识。报纸开设战地通讯、时局评论、救亡文艺等多元栏目，既如实播报前线战况，又回应百姓救国心声，创刊短短两个月，就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救亡刊物之一。

　　上海沦陷后，《救亡日报》被迫南迁广州。不足一年，广州告急，报社队伍带着印刷设备与稿件资料再次辗转迁徙，最终在1939年1月落脚桂林。

报社排版印刷工具张可欣/摄

　　作为西南大后方的核心城市，彼时的桂林云集了上千名进步文化人士，是全国闻名的“抗战文化城”，相对稳定的环境与浓厚的文化氛围，给了《救亡日报》喘息与生长的土壤。

　　辗转多地后扎根在古荫榕城

　　复刊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这份报纸迎来了它最具生命力的阶段：发行量从最初的几千份涨到上万份，发行范围覆盖西南各省，甚至远达南洋华侨群体，成为大后方抗日救亡舆论的重要阵地。报纸不仅刊登严肃的时局分析，还开辟了青年信箱、大众文艺等贴近普通读者的专栏，不少西南地区的爱国青年正是受这份报纸的感召，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皖南事变爆发后，桂林的政治环境急转直下，国民党当局以“言论越界”为由强行查封报社，军警连夜围堵太平路的编辑部，已经完成排版的当期报纸最终没能付印。危急关头，夏衍提前接到党组织预警，有条不紊安排所有报社人员分批隐蔽撤离，保全了整支进步文化队伍。这为后来的解放事业贡献了重要力量。

　　支撑起刊物风骨的灵魂人物

　　在整部《救亡日报》的历史里，夏衍是当之无愧的顶梁柱，是这份报纸从创刊到停刊始终不倒的精神支柱。作为总编辑，他从不是挂名的主笔，而是报社里最核心的运转轴。从选题策划、社论撰写，到版面编排、印刷发行，再到经费筹措、人员协调，大大小小的事务全压在他的肩上。

　　在桂林的两年，是夏衍办报生涯里最艰苦也最酣畅的一段岁月。当时物资匮乏、经费紧张，报社常常入不敷出，他一边四处奔走筹措资金，甚至靠创作剧本、筹措稿费补贴报社开支，一边守好内容的底线，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既不妥协于当局的施压，也不偏离团结抗战的核心方向。

　　他亲自撰写了大量社论与短评，笔锋犀利又不失温度，既能一针见血地剖析抗战形势，戳破投降派的虚伪论调，也能体察普通民众的苦难与希望，记录大后方百姓的救亡努力。他以报纸为平台，串联起数百位旅居桂林的进步文化人，茅盾、巴金、艾青、田汉等名家都曾为报纸撰稿，让《救亡日报》成为当时西南文化界的核心纽带，也让桂林的抗战文化氛围愈发浓厚。

　　哪怕在被查封前的最后时刻，他优先考虑的是同事的安全，把撤离路线、联络方式一一安排妥当，才最后离开编辑部，守住了一批珍贵的文化火种。后来有研究者评价，没有夏衍，就没有《救亡日报》的风骨，这份报纸的温度与硬气，大半都来自这位总编辑的坚守。

　　烽火余韵中不朽的精神火种

　　如今，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与桂林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小小的空间常年迎接着前来寻访的市民与学生。一位刚结束中考来此地参观的中学生表示：“有不少的博物馆会用很多文字告诉观众相关历史，这个地方更多的是用实际场景和物品来讲述历史，让我们自己去体会。”

　　站在泛黄的报纸影印展柜前，看着当年报人一字一句编排的版面，对救亡历史萌生新的理解。一位参观者说：“我觉得抗战有很多不同的奋斗方式，战士上前线浴血拼杀，为民族而战，也有人像办《救亡日报》的先辈一样，用自己的专业为抗战出力。为民族奉献，本来就有很多种形式。”这样朴素的感悟，恰恰是对当年办报人最好的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