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好学习传承南梁精神的排头兵

当好学习传承南梁精神的排头兵

——参加全国政协书院“从南梁到延安”政协委员读书活动南梁精神学习小结

杨维军

　　10月15日以来，利用全国政协“从南梁到延安”甘肃政协主题读书群平台，系统学习回顾了以南梁为中心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历程，先后与323名政协委员互动、交流4520多条次，其中全国政协委员、副省级以上领导同志发言点赞500多条，深刻认识到以南梁为中心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决定性、里程碑式的重要地位，真切感悟了彪炳史册、丰厚宝贵的南梁精神，让人深受感动，催人更加振奋。

　　一、只有重温南梁非同一般的过去，才能更加全面地知晓了南梁为什么是一座红色的丰碑

　　南梁，曾是一个不起眼的地名，她的有名源于一块红色根据地的创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的西北，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走毛泽东同志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吸取在甘肃正宁寺村塬、陕西耀县照金创建革命根据地受挫的经验教训，最终在桥山山脉中段，成功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落脚南梁既有地利天时，也具人和基础。南梁沟壑、梢林密布，南边的关中是杨虎城势力范围，北边的陕北是井岳秀的地盘，西边的宁夏是马鸿宾在控制。既活跃在敌人附近，也有战略纵深。1930年太白起义后，刘志丹就曾在南梁组建了游击队。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荔园堡成立。1934年7月20日，谢子长率陕北游击队到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42师胜利会合，联手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1935年2月21日，在偷袭河口镇时负伤的谢子长与世长辞，年仅38岁。1935年2月18日，刘志丹亲笔起草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动员令》。四个月里，先后解放安定、延川、安塞、保安、靖边等6座县城，歼敌5000余人，不但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还在陕甘30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将根据地面积扩展到6万平方公里。以瓦窑堡为中心的陕北根据地和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一个统一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从此，南梁红旗不倒，成为中国北方最耀眼的一颗星辰，挺起了中国革命的脊梁。

　　甘肃省政协发挥存史资政职责，开创性地推动红色南梁研究走出了一片新的天地。从2011年到甘肃工作负责党建党史以来，欧阳坚同志谋划建设了一批像南梁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等水准的国内一流纪念馆，同时有计划组织红色甘肃研究，亲自担纲南梁精神研究、宣传、传承和弘扬工作。已有了“一个中心、三本书、一部曲、两个片子”等成果。一个中心：2018年推动在陇东学院成立南梁研究中心。三本书：主编出版《南梁革命根据地史》《南梁红色故事》《传承和弘扬南梁精神》三本专著。一部曲：策划《南梁颂》交响合唱组曲，2021年9月27日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两个片子：已完成《南梁纪事》电视纪录片，正在创制《红色南梁》电视文献片。

　　二、只有了解了为什么能够硕果仅存、什么背景下的落脚点、在哪里休整后的出发点，就会更加深刻地明白南梁是甘肃这片红色土地中可比日月的高地

　　毛泽东同志曾说，陕甘边区“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从总体上讲是“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2009年和2019年，习近平同志曾经两次发表与陕甘革命根据地相关的重要讲话，将其总结为“两点一存”。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我们党发展史上，至少具有10个方面的重要地位和独特贡献。

　　一是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实践，既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找准了方向，也为我们党探索符合实际的革命道路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经历清涧、渭华、两当、靖远等数十次武装起义失败的沉痛教训后，在陕甘边革命去向何方的关键时刻，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总结出一条真理，就是“要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并成功落实到以南梁为中心的这块红色土地上。与此同时，由于受王明“左”倾错误思想的危害及敌人的重兵“围剿”，我们党创建的中央苏区等12个南方革命根据地基本全部沦陷，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踏上万里长征路。这块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仅存的红色区域，在西北地区竖起了不倒的红旗，成为中国革命的脊梁。

　　二是由南梁革命根据地发展而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了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1934年10月10日长征开始，中共中央每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几乎都要讨论落脚点问题。战略目标由最初的湘西，到黎平会议的川黔边、遵义会议的川西北、扎西会议的云贵边、两河口会议的川陕甘、俄界会议的“与苏联接近的地方”，一直到哈达铺和榜罗镇会议，终于确定“到陕北去”。在次日那的俄界会议上，带有7000名红军的毛泽东同志曾有部队被打散后到白区做地下工作的考虑。正如毛泽东同志曾讲，“如果没有陕甘，那就不得下地”。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道路的转折点，那么正是由于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硕果仅存”，最终让历史转折落下了地。

　　三是由南梁革命根据地发展而成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成为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出发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后，先后发起东征、西征战役，将南梁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面积12万平方公里、人口150万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为瓦窑堡会议的胜利召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稳定政治环境。党中央和毛主席是依托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同东北军、十七路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局面得以形成。

　　四是以南梁革命根据地为基础发展而成的陕甘宁边区，成为了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洛川会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研究制定了抗日战争的总路线和总战略以及各方面的基本方针政策，中央军委制定发布了无数的作战指示和命令。我们党依托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推动抗日武装力量得到极大发展。全面内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又成为党领导中国人民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进行解放战争的大本营。1949年12月26日，毛泽东同志曾饱含深情地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干部群众发去电报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可以说，新中国是从石库门和红船走来的，是从井冈山走来的，是从中央苏区走来的，也是从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走来的。

　　五是坚持不“左”不右的斗争方针，最终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提供了生动实践。刘志丹、谢之长、习仲勋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陕甘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了“梢林”中的马克思主义，有效避免了根据地因自身“折腾”而大起大落。这种来自山沟的正确斗争方针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重要原因之一，也为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成熟提供了重要的源泉和基础。毛泽东同志曾评价说，“这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

　　六是创造性地实施了“三色”建军、“三窟”建政的斗争策略，为我们党巩固和发展革命政权提供了鲜活范式。“三色”建军方针，“红色”就是发动工农群众建立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灰色”就是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白色”就是派共产党员深入白区或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狡兔三窟”，建立分别以安定、南梁、照金为中心的三路游击区，形成了“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区域武装斗争模式。正是采取这些策略，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创建起多支游击队伍，并逐步发展为具有正式番号的红军队伍，使革命武装不断壮大起来。这些策略是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灵活运用和重大发展，毛泽东称赞刘志丹领导实施的多区域游击战略“很高明”

　　七是构建了“又斗争又联合”的统一战线，既为根据地生存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也为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形成提供了宝贵经验。刘志丹说，“干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比如，对极端反动的地主民团坚决消灭；对同情靠近共产党、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民团，则与之建立统战关系，互不侵犯；对哥老会则采取争取政策，建立长期统战关系；对国民党开明人士、乡绅，则积极做工作、争取联合，这些策略对建立游击队、补充红军兵源、巩固发展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习仲勋同志在总结陕甘边根据地历史经验时就说，“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

　　八是以群众为天，创造性开展群众工作，为党的群众路线形成提供了实践依据。刘志丹曾说，“我相信，只要红军和老百姓一条心，再强大的敌人也不会吃掉我们，他们来多少我们就消灭多少”。群众都把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同志当成自家的亲人，刘志丹同志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谢子长同志是“民族英雄、虽死犹生”，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正是由于建立了生死相依的鱼水关系，“把屁股端端地坐在群众一边”，才铸就了根据地的铜墙铁壁。这也是“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思想产生的实践来源。

　　九是制定实施“十大政策”，为我们党局部执政提供了新的路径。南梁苏维埃政府颁布实施了土地、财政粮食、军事、统一战线、民政劳资、文化教育、知识分子、肃反、廉政、社会等“十大政策”，全面系统、针对性很强，充满了执政的智慧和艺术，推动根据地开辟了全面巩固、快速发展的崭新局面，使南梁成为百姓向往的好地方。比如，在发展经济方面，陕甘边区政府开设集市、保护商贩、搞活流通，鼓励边区内外开展贸易往来；针对当时货币混乱的局面，设立了边区政府银行，发行苏区货币，便利了群众的经济生活，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发展繁荣了根据地经济。“十大政策”的颁布实施和局部成功执政，为党后来在陕甘宁边区制定实施各项政策，乃至在全国范围执政，都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十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成功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1934年7月，陕甘边区特委制定发布了《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即“七月决议”），提出了加强党的政治工作的各项任务，全面加强了陕甘边根据地党的建设，健全了党的组织，推动形成了由边区、县、区、乡、村各级苏维埃组成的红色政权体系。“七月决议”是陕甘边党组织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纲领性文献，标志着陕甘边党和红军领导干部在思想政治上的成熟，标志着陕甘边根据地建党建军工作的成熟，为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以及延安时期党的理论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营养。

　　三、南梁精神具有丰厚内涵，是革命先辈留给甘肃人民的宝贵财富

　　在南梁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铸就的伟大南梁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精神成果。不仅是精神富矿，也是宝贵遗产。

　　南梁精神的核心，就是共产党人面向群众、忠诚为民的奋斗精神。南梁革命根据地创建者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刘志丹常说，“我们是红军战士，是为穷人谋幸福的，必须有群众观念，没有这一条，就会失去群众的支援，更谈不上打胜仗”。根据地生存发展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正是一心为民、一切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了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

　　南梁精神的灵魂，就是共产党人坚守信念、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复“围剿”和疯狂镇压，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始终坚信“革命理想高于天”。比如，刘志丹始终对党赤诚丹心，让“同志们不要对党有二心”；谢子长一家先后有17人投身革命，9人献出了生命；习仲勋19岁领导两当兵变，被肃反错误关押时说“为党尽忠”。正是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从不灰心，以垮了再来、再垮再来的勇气不懈斗争，终于走出了一条具有陕甘特色的红军和根据地创建之路。

　　南梁精神的特质，就是共产党人立党为公、顾全大局的奉献精神。南梁共产党人将立党为公、忠诚为党、救国救民、为劳苦大众谋幸福作为矢志不渝的追求，立志把穷中国、弱中国变成富中国、强中国。无论是面对“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无端指责和降职，还是面对兄弟党组织乃至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争论，甚至在错误肃反中身陷囹圄，革命先辈都不计得失，将生死置之度外，始终以“只知有党，不知有其身”的宝贵品格，使党和红军保持了强大凝聚力。

　　南梁精神的精髓，就是共产党人求实开拓、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革命先辈一直秉持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不迷信书本教条，坚持走井冈山道路，践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比如，在包家寨会议上，他们深刻剖析了“左”倾错误对陕甘边革命斗争的束缚和影响，最后确定了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敢于坚持真理，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敢于坚持正确的革命道路，陕甘革命根据地才得以创建，并立于不败之地。

　　四、不辱初心使命，汲取精神力量，做好南梁精神的信仰者、践行者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也是中国人民的奋斗史。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参加单位、各界各方面代表人士共商国是的政治组织，是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赋予了我们的参政权。我们应向党史学习，向革命先辈学习，用政协话语权讲好中国共产党史，特别是我们身边的党史。

　　一要讲好并弘扬“面向群众、忠诚为民”的奋斗精神，坚定不移践行群众路线，做到人民政协为人民。

　　二要讲好并弘扬“坚守信念、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矢志不渝地坚守理想信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尽心忠心履职尽责。

　　三要讲好并弘扬“立党为公、顾全大局”的奉献精神，牢记“国之大者”，在自觉服从服务大局中建言资政。

　　四要讲好并弘扬“求实开拓、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开拓创新中协商议政。

　　南梁精神不仅属于历史，更属于现在和未来。我们要研究好南梁历史，传承好红色基因，当好弘扬南梁精神的排头兵，更好地谱写新时代的履职作业。

　　（作者系省政协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