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乍起（一）——中共甘肃特支在大革命时期的斗争

　　原标题：风暴乍起（一）

　　——中共甘肃特支在大革命时期的斗争

　　1925年的兰州

　　《甘边藏民后援会宣言》手稿

　　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秘密联络点—兰州道升巷70号“兰州中外大药房”

　　在大革命风暴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从1925年冬起，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以其卓越的斗争，在甘肃革命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这一时期，特支将一大批进步青年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股比较坚强的骨干力量，在斗争中培养锻炼了一些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战士，为甘肃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引导妇女群众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投身大革命洪流，积极支持甘南藏族人民同封建军阀展开不懈的斗争；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终站在斗争前列，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反复的较量，从而为党在甘肃的发展建设及其以后更加艰巨的革命斗争，从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奠定了基础。特支的活动在全省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在1926年11月5日《关于中央局报告》中曾明确指出：“甘肃工作的同志很好……”

　　(一)

　　1924年初，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孙中山先生主持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反帝怒潮席卷全国，反军阀斗争如火如荼。

　　10月，驻守张家口的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将军，委派其国民联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率领全师，进驻甘肃。共产党员宣侠父、钱崝泉、贾宗周、邱纪明和国民党左派延国符等随军来到兰州，掌管军队和督办公署的政治工作大权。

　　接着，宣侠父等与先期回兰州的共产党员张一悟接上组织关系。1925年冬，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诞生，张一悟任书记，宣侠父，钱崝泉为委员。党员有贾宗周、寿跃南，李印平等。根据当时的历史特点，特支的任务是：协助国民党整理党务，推动反帝反封建斗争，宣传新三民主义，宣传共产主义，公开发展国民党员，秘密发展共产党员，积极开展民众运动。

　　（二）

　　特支一经成立，就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组织各方面力量，展开了广泛的革命宣传活动。宣侠父，钱崝泉、贾宗周等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与合法地位，在军队、督办公署、机关、学校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说，张一悟等则依托甘肃籍的有利条件，活跃于学校和社会各阶层。

　　他们宣讲新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史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阐明孙中山制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重要性；宣传为什么国共要合作，实行北伐，驱逐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道理；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人民翻身解放的幸福生活等等。同时，在街头组织出售《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帝国主义论》以及各类进步小说、诗歌等书刊，甚至《共产主义ABC》一类书籍也出现在书摊上。驻军的营门两侧贴着“勿忘国耻”、“誓死救国”的大字标语。军队在行进途中，一路高歌“打倒列强，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经宣侠父、钱崝泉争取，由督办公署拨出一笔款项，创办了《民声周刊》，省临时党部门前学生络绎不绝地前来索要各类宣传品。省立第一中学学生在钱崝泉组织领导下，以进步青年教师王陶为发起人，组织《醒社》，创办了铅印对开《醒社周刊》(又称《一中周刊》)。《民声》和《醒社》两个刊物，刊载各种文章，宣传革命道理，以唤起民众，响应北伐战争。与此同时，各校联合创办的进化剧社也应运而生。在贾宗周的组织下，师生们因陋就简，自筹服装道具，排演《工人之家》、《爱国贼》、《徐锡麟革命记》等戏剧，钱崝泉几乎每场必参加演出，王陶、王孔璋、丁尚谦、王有章等进步青年积极参加。晚会中穿插双簧时，钱崝泉扮演的前台角色滑稽逗人，每每使观众捧腹大笑，宣传效果特别好。为救济灾民，特支还在皖江会馆组织救灾捐款演出。女教师谈仲瑜、韩志惠、冯玉洁等和男同志一起登台演出或在台下出售瓜子。演出的全部收入交省党部救济灾民。

　　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使甘肃的人民群众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命运牵动着人们的心，要革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命，要革封建军阀的命的道理，家喻户晓。大街小巷响起了“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革命歌声。死气沉沉的兰州城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革命新景象。

　　（三）

　　波澜壮阔的大革命，使人们的精神境界发生了重大变化，新思想、新文化启迪着、滋润着长期被封建落后意识禁锢着的人们。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共产党人日益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尊重。尤其宣侠父、钱崝泉、张一悟身上那种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朴素无华、平易近人的思想作风深深感染着许多渴求进步的青年，他们团结在特支周围，积极接受特支分配的任务，经过一段了解，一中教师王陶加入了党的组织，成为特支在甘肃发展的第一名共产党员。

　　特支在陆续发展了几名党员之后，1926下半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开始。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采纳李大钊同志“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方针，率部参加北伐战争，部队向陕西进发。

　　在大好形势下，特支决定抓紧时机，培养骨干，加快建党，以适应革命的迅猛发展，结合当时的条件，在方法上采取集体培训和个别教育相结合。此时宣侠父已担任刘郁芬的第二师政治处处长，延国符和钱崝泉分别担任督办公署政治处正副处长(延、钱之后由贾宗周任处长)。他们倡导举办政治人员训练研究所，吸收平时靠拢党的积极分子参加。同时，钱崝泉又与同属北方区委领导的陕北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以国民联军少将军衔身份，亲往榆林、绥德、定边等地，通过当地党组织，招收4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多数在军阀井岳秀部队)到兰州，一部分人参加政训所或刘郁芬军事政治学校，一部分人派到新疆等地开辟工作。返兰途中钱崝泉还在银川建立了中共宁夏特支，留下7名同志，李株铭担任书记。同时还建立了国民党宁夏党部，领导成员多为共产党员。

　　政治人员训练研究所里延国符兼任所长，宣侠父、钱崝泉先后兼任教务主任，张一悟、邱纪明，寿耀南分别担任讲课和训练工作。主要课程是《三民主义》和《建国大纲》等，也讲授社会进化史和唯物史观，从苏联归来的包仲良专授俄文。政训所里政治空气相当浓厚，课讲的深入浅出、具体生动，很受学员欢迎。军事训练一丝不苟，堂上堂下气氛十分活跃，《国际歌》、《国民革命歌》、《工农兵大联合》、《少年先锋队歌》等革命歌声，时时在所里飞扬。每周举行的一次演讲会，有力地吸引着学员，他们争相登台，不拿讲稿，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锻炼各自的口才，把学到的革命知识当堂抒发于众。

　　政训所办得有声有色，远近闻名，象磁石吸引着进步的青年男女。许多人不请自来，坐在课堂一角，怀着好奇心想听听讲些什么。女师附小教员冯玉洁第一次听课就感到内容新鲜，有吸引力，老师在课堂上讲打倒土豪劣绅的道理，打动了她，觉得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以后，她就常常去听课，逐渐地和政训所里的同志熟悉了，觉悟提高了，走出校门，参加社会活动，不久加入了共产党。到政训所听课的不仅有本地的青年，外地来的藏族青年也常来听课。同一时期，国民党也办起省党部训练班，但这个训练班为国民党右派控制，因此，政训所与国民党右派发生了斗争，“无论开会讨论，一切行动，处处与临时省党部训练班学生相冲突。显然已分国共之异”。

　　经过一段学习训练，就是在政训所的学员中泾渭也分明了。少部分学员明显地暴露出国民党右派面孔，企图拉帮结派，培植势力。钱崝泉、张一悟当即采取相应措施，对思想进步的学员加强个别辅导，利用课余时间给他们灌输共产主义思想，讲苏联十月革命斗争等等，提高了学员的认识，思想觉悟有了新的飞跃，同右派划清了界限，纷纷要求加入共产党。到政训所结业时，在40多名学员中，就有28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与此同时，特支还在社会上和学校中，通过各种方式接触，锻炼培养了一批先进分子，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秘密吸收为共产党员。当时党的纪律很严，入党后必须绝对保密，均以国民党员身份活动；共产党员之间不发生横的联系，阅读文件或开党小组会都是秘密进行。

　　（四）

　　1925年初冬的一天，宣侠父在督办公署延国符办公室遇上了嘉木样五世之兄黄正清和翻译三木旦。黄正清等人是因为青海省宁海镇守使马麒(马步芳之父)自1918年入侵甘南以来，烧杀掳掠，横征暴敛，在上诉北洋政府，各方要人均未解决的情况下，听说国民联军到了兰州，便率10人代表团前来申诉，请求解决。宣侠父听过黄正清的陈述后，意识到与马麒的斗争，不仅是反军阀的斗争，更重要的是一场民族解放斗争。第二天宣侠父来到代表的住地，详细询问了事件的全过程。他对黄正清等人说：“少数民族受压迫，要解放，必须首先自己解放自己，掌握文化，有了觉悟，团结起来，对付马家军阀。”宣侠父在与黄正清频繁的接触中，继续不断地开导他们要懂得天下不是一个马麒，弱小民族要生存，必须团结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才可以在任何时候战胜外来的压迫。他们相互敬重，十分投机，很快交成了朋友。不久，宣侠父介绍黄正清和三木旦加入了国民党，黄正清并担任了兰州市党部的监察委员。同时黄正清为他起了一个藏族名字，叫札喜才仁。

　　宣侠父想到要提高民众觉悟，首先必须使他们受教育，再逐步影响整个地区，就向黄正清提议在兰州成立藏民文化促进会，黄等欣然接受。在宣侠父的帮助下，文化促进会很快筹办起来。文化促进会的会址设在兰州的浙江会馆内。在促进会里，汉藏两族青年互教互学本民族的文字和语言。宣侠父每周必有两天参加活动，他除给大家宣讲革命形势，启发汉藏青年阶级觉悟，还和另一位汉族同志专门给藏民教汉文汉话，黄正清也给宣侠父教藏文藏话。

　　1926年7月，宣侠父由三木旦等陪同，前往嘉木样避难处——甘南俄拉草地(今玛曲县境)参扎寺。在俄拉草地，宣侠父会见了嘉木样五世及其父亲黄位中。在同黄位中等藏族上层人士长时间的交谈中，宣侠父进一步了解了马麒一伙军阀侵占甘南，对平民残酷的杀戮，穷凶极恶地掠夺罪行。他反复告诉大家：“一个民族只有提高自身的力量，才能不受外来的侵略和压迫……，第一步是先团结近地的民众，再由近及远，联络所有的民众，在整个组织之下，集结起来，然后提高一般人民的文化，充实自身的武力，只要这样，就有10个马麒也不敢压迫你们了。”黄位中等欣然地接受了宣侠父的指教。在宣侠父提议下，他们决定召集方圆400里部落头人会议成立甘青藏民大同盟。

　　七、八天后，230多名头人，各带了四、五个护送者，聚集到俄拉草地，宣布甘青藏民大同盟正式成立。宣侠父解释了大同盟的重要性，他再一次阐述“团结起来，自求生存”的道理。说着说着，他弯腰从地下薅起一扎青草，边讲边比划：一两根草，一拉就断，捆在一起用力拉，拉不断。生动的比喻，深刻的道理，头人们听了非常信服激动，一个接着一个地站起来发言，一致拥护甘青藏民大同盟的成立。最后，盟主黄位中宣读誓词。

　　草原一行，耳闻目睹，更坚定了宣侠父为帮助民众驱赶马麒的决心。回到兰州后立即帮助黄正清起草上告状子，特别是由他拟定的散向全国的《甘边藏民泣诉国人书》像一发重炮，打向了马麒一伙军阀，使他们惊恐不安。泣诉书中淋沥尽致地揭发了马麒军在拉卜楞残杀无辜百姓，占据拉卜楞寺院，实行敲骨吸髓的苛捐杂税等一系列罪行。这一讨马檄文，同时也使督署当局害怕，唯恐惹恼马麒，不准向全国散发，宣侠父巧妙地将泣诉书卷在省临时党部外发的材料中间，顺利地邮往全国各地。

　　这一场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军阀马麒的嚣张气焰，来自各方面迫使马麒撤军的压力越来越大。1927年初，宣侠父随军北伐途经西安，向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郑重提出，请于右任责令马麒撤军。于即给刘郁芬发电着其立刻解决，此时担任督办公署政治处长的贾宗周也亲往甘南协助黄位中，遂使持续近10年之久的甘南民众反马斗争取得最后胜利，马麒的侵略军终于被迫从甘南撤出。

　　由于在兰州受到宣侠父、钱崝泉等同志的帮助教育，以及参与了将近两年的各种斗争，黄正清体会到人民要翻身求解放，不掌握文化是不行的，回到甘南他立即办起了草原上第一所小学——拉卜楞藏民小学，他自己担任校长。接着，又在果洛办起康沙小学、康根小学，教员是由兰州藏民文化促进会派去的。后来，嘉木样五世又在拉卜楞寺院里办起喇嘛职业学校，汉族教员黄明新担任教务主任。接着又办起一所女子学校，黄正清的妻子策仁娜姆担任校长。这些学校使文化教育极其落后的甘南草原发生了重大变化，为藏族人民培养了一批人材，其中有的解放后担任了县委书记、县长，更多的成了各基层政权的骨干。

　　1926年11月，宣侠父离开兰州，就任冯部第三路军政治处长随军东征，参加北伐战争。在河南洛阳，再次同冯玉样见面。宣侠父在甘肃一年多的革命活动，冯玉祥早有所闻。这时，已经开始右转的冯玉祥对宣侠父说；“你只要不再为共产党工作，我还要重用你。”宣侠父答道：“你只要不变，我愿为你当一辈子马夫!”这是不为权位所动的宣侠父，在国民军里从事革命活动最后发出的落地有声的钢铁般的语言。从此，他被“礼送”出国民军了。随着宣侠父的离开和钱崝泉的突然被捕，甘肃特支的活动陷入了低潮。

　　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牢牢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与国民党右派分裂势力展开的数次斗争，保证了大革命时期兰州地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始终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按照党的三大精神和国民党一大的政策方针不断向前发展，不仅给国民党右派分裂势力以坚决有力的打击，而且震撼了那些企图阻止、破坏革命的封建卫道土和政客、野心家，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巩固和扩大了革命统一战线，纯洁了革命队伍，使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力量更加壮大，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在斗争中，特支成员以争夺革命领导权为核心，以团结国民党左派、号召广大国民党员揭露右派分子的分裂破坏罪行，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为基本策略，有组织、有步骤地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不仅使刚刚成立的党组织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而且显现了特支成员坚定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斗争艺术，为党在兰州地区早期的革命斗争史写下了精彩的一页。

　　□本版由中共兰州市委党史办公室与兰州日报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