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古丝绸之路上的“昭武九姓”

　　原标题：【溯源甘肃】

　　古丝绸之路上的“昭武九姓”

天水市出土的粟特人贵族墓葬乐伎俑。

敦煌壁画上的张骞出使西域图。

张掖市高台县骆驼城遗址出土的胡俑牵马木雕。

位于临泽县鸭暖乡昭武村的昭武故地半个城遗址。

　　合黎山下，黑河之畔，有一个叫昭武的村庄，恍若二十多世纪前月氏人孑遗人间的某个部落，依旧沿袭着亘古不变的地名，生生不息，源远流长，这个地名让人推及远在中亚的“昭武九姓”。作此观想，只是耽于想象而已，事实上，此地早已物是人非，寻不到半点“月氏人”或“昭武九姓”的痕迹。然而，在古代丝绸之路历史上，从这里走出的“昭武九姓”却留下了深远影响。

　　本报特约撰稿人 寇克英

　　月氏人的“昭武古城”

　　昭武村是甘肃省临泽县鸭暖镇的一个村子，北依合黎山，地处黑河沿岸，当地人叫城河湾。寻觅传说中的“昭武古城”已了无踪迹，只有村小学旁的路口立一石碑，上书“昭武故地”。

　　月氏是西北的一个古老游牧民族，其来源不详，一说是古羌族一支，一说是义渠西戎一支。月氏在历史典籍中的活动，《史记》《汉书》记载确凿的是：“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同一时期，还有一个乌孙族与之共存。他们活跃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相当于秦末汉初时期。

　　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风云际会的时期。中原大地上，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大秦帝国；北方草原上也是一片喧嚣，强大的民族逐渐吞并弱小民族，或者与其合并，结成了具有奴隶制国家性质的民族联盟，所谓“东胡强，月氏盛”，就是说这两支民族在当时的势力和影响相当强大。东胡居东北，月氏居西北，都是北方草原上最早形成的大部落。《汉书·西域传》记载：“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这里说的“行国”，按宋元史学家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的说法即：“随畜牧逐水草而居，无城郭常处。”这是月氏及众多游牧民族早期的生息模式。月氏人在匈奴人雄霸北方草原之前，已率先强盛起来。这一时期匈奴的头曼单于，正被秦国大将蒙恬率军杀得大败而归，元气大损。匈奴人为了图存，不得不一面对东胡屈服，一面对月氏退让，甚至为结交月氏，头曼单于不得不将儿子冒顿送到月氏为人质，这也是当时中原与草原民族通行的一种外交策略。

　　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时期，游牧民族的强盛一方面依赖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另一方面凭借强大的武力。走向强盛的月氏人也不例外，黑河之畔、祁连山下水草丰茂，冬温夏凉，为其提供了天然牧场。

　　月氏人善养马，而马匹多少又是游牧民族综合实力的象征。这个民族能够“控弦十余万”，所需的马匹自然不少。《史记·大宛列传》中颜师古“正义”引康泰《外国传》云：“外国称天下三众，中国人众，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也。”因为“马众”，所以为其“控弦十余万”提供了保障。凭借武力，月氏人不断征服周边的弱小民族，逐走与其共居“敦煌祁连间”的乌孙，从而成为雄居祁连山下的霸主，在今临泽昭武一带建起了带有国都意义的昭武城，又在相距百余里外的今民乐县永固一带兴建了月氏城，俗称东城。

　　遗憾的是史料中缺乏这些古城的记载，后世的记载也仅仅是民间流传或人云亦云的讹传，如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建河西四郡，因境内月氏驻牧时筑昭武城，汉县因之，故名，设昭武县，隶于张掖郡。这一说流传甚广，后世史志野史均采用。

　　早期月氏人留在河西大地的遗产十分稀有，古遗迹几乎无迹可鉴，文化实物只是零星发现，最典型的是“花角铜麋鹿”，发现于甘州区龙渠乡木笼坝村南的平顶山石崖穴内，共七件。麋鹿皆为青铜范铸，有雌雄之分，雄性头部高昂，作嘶鸣状，鹿角作环状盘绕于背上，头部阴刻的线条简单勾勒出眼、鼻形状，蹄部上沿用二道刻纹逼真地显示出性别特征；雌性头微抬，似在应和，环状叉角十分俊美，颈部柔和细长，眼鼻秀巧，腰部略细，臀部浑圆。七件铜麋鹿造型独特，形神兼备，是不可多得的青铜艺术珍品。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兔首形青铜当卢，当卢为马额头的饰物，战争中还有防护马首受伤的作用。这件兔首形当卢凸面上首为圆形，下首为兔首纹，两眼突圆，两耳直竖，纹饰秉承游牧民族粗犷写意的传统。此外，山丹县博物馆和肃南县民族博物馆还收藏有两件鄂尔多斯风格的青铜镰、一件青铜刀、一件青铜饰牌，铜镰略呈弧形，柄部饰鸟首纹；青铜刀柄两侧厚圆，柄端有扁环孔；铜饰牌雕铸日轮、雄鹿、山羊和立人像。这些造型和纹饰明显具有游牧民族文化色彩，专家认为可以视作月氏人在河西活动时的文物，这也是古代河西走廊的游牧民族进行商业贸易的见证。

　　走向中亚的“昭武九姓”

　　月氏人和平兴盛的日子仅仅持续了数十年，随之，北方草原上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便打破了生活的宁静。

　　公元前209年，中原大地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起义，漠北草原的匈奴部落也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匈奴头曼单于送去月氏作人质的世子冒顿逃回了匈奴部，并训练了一支虎狼之师，弑父自立，拥兵自重，挥师征服诸部，先灭强大的东胡，又向西边的月氏发难。但月氏数十年休养生息，兵强马壮，又擅长骑射刀剑，冒顿单于与之较量未能全胜，只是将月氏部的地盘压缩在了焉支山至祁连山下的狭长地带。

　　前177年，月氏趁匈奴右贤王进攻汉朝控制下的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鄂尔多斯一带）之际，又集结兵力迅速攻打了其西边的乌孙，乌孙昆莫（王）难兜靡被杀，残部向西逃散。月氏再度强盛，占据了祁连山到敦煌间的所有土地。

　　前174年，冒顿单于去世，老上单于继位，月氏成为他的心腹之患，唯除之而后快。十三年后（前161年），老上单于发动了第一次对月氏的大规模战争，被匈奴养大的乌孙王子猎骄靡率部参加。原本乌孙部与月氏有血海深仇，因而乌孙部个个奋勇杀敌，月氏难敌匈奴乌孙联合，迅速成溃败之势，月氏王被杀，残部四散西逃。一部逃到祁连山中，与羌人杂居，称作“小月氏”。霍去病平定河西后，小月氏出山，与汉人杂居。共有七个大种，分布在湟中及令居，称“湟中月氏胡”。另有数百户在张掖，称“义从胡”。还有融入匈奴人中的月氏人，被称为匈奴别部“卢水胡”，其中沮渠家族推后凉汉官段业为主，在今高台县境内建立北凉，后沮渠蒙逊杀段业，自立为北凉主。

　　月氏残部大部分逃至今伊犁河流域，掀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大迁移。

　　伊犁河流域原为塞族所居。月氏人的到来，逐走塞种人，迫使塞族向西南迁徙，跨过锡尔河，到达妫水（今阿姆河）以北的索格底亚那地区，并在监氏城建都（《后汉书·西域传》误记为“蓝氏城”）。留下的塞种部众成为月氏人的臣仆，逐渐融为月氏部族。

　　这件事在《汉书·张骞传》中记载明确：“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又过了二十九年（前130年），原已移居天山北麓并臣属匈奴的乌孙，在其王猎骄靡的统领下，“西攻破大月氏”，迫使大月氏和塞族一样向西南迁徙，乌孙又占领了他们生息的地方。月氏人的西迁，再次搅动人口迁移，《汉书·西域传》载：“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这里的大夏国即为此前迁徙来此的塞族人所建。月氏人再度占据后，又把监氏城作为王庭。张骞在前128年第一次出使西域到达大月氏时，大月氏已经征服了大夏人，“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地肥饶”“志安乐”，俨然中亚一大强国。

　　此后，月氏分枝在中亚、南亚建立了多个小国，诸国皆称“贵霜王”， 这便是西方历史上强盛一时的贵霜王朝的来历，而中国文献中一般仍称之为“大月氏”。贵霜帝国衰亡后，月氏后裔则以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的阿姆河流域一带）为中心，建立十多个小国，皆以“昭武”为姓。

　　公元605年，隋炀帝为加强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管控，即位后派遣两位官员出使西蕃诸国。这两位官员是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对于韦、杜二人的外交大事，仅在《隋书·西域传》中提及，十分简略，好在韦节是个有心人，一路记行，后来撰写了《西蕃记》一书，记录了出使见闻。但《西蕃记》已佚，唐朝杜佑的《杜氏通典》中收录了若干篇片断，记录韦杜二人的行经诸国，如康国、史国、安国、罽宾等。在记录康国时明确说：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的月氏人，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所以康国左右诸国都以昭武为姓，以示不忘本。有米国、史国、曹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共9个小国归附于它。《新唐书》依此分为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九姓。

　　这应该是关于“昭武九姓”最早的信息来源。还有一种学说认为，吐火罗语中的“昭武”二字，其实就是“张掖”的另一个称谓。“昭武”与“张掖”在吐火罗语中都是指王郡。

　　丝路商旅 “昭武九姓”

　　月氏人原本以游牧为主，自迁徙大夏后，大部分逐渐定居，从事农业和商业。由于古丝绸之路在西域的南北两道越过葱岭均进入大月氏境内，因此，大月氏诸国曾是古代沟通欧亚经济文化联系的咽喉要道和中转站，对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起过重要的中介作用。

　　自东汉开始，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胡商在中国的踪迹屡现于史籍。这里的胡商，粟特人是最活跃的角色。而历史上的粟特人正是“昭武九姓”的组成部分，康、安、米、石皆为粟特姓氏。史载康国粟特“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 他们不辞劳苦，跨越千山万水从事商贸活动，在古丝绸之路上逐渐形成了许多粟特聚落，例如丝路北道的碎叶城即粟特人所筑，新疆蒲昌海（罗布泊）、西州（吐鲁番）、伊州（哈密），甘肃敦煌、酒泉、张掖、武威，以及长安、洛阳等地都有粟特人的聚落，不少人还久居长安。粟特人的商业活动包括丝绸、珠宝、珍玩、牲畜、奴隶、放货等，几乎覆盖了一切重要交易领域，控制了丝路贸易的命脉。

　　出土的高台地埂坡胡人墓、西安安伽墓、史君墓、青海郭里木吐蕃墓棺板画中都有关于商队运营的场面，敦煌莫高窟壁画、唐三彩中的胡商俑等，都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图像资料。

　　河西走廊作为粟特人必经之路，留下了多处遗迹。如敦煌文书《沙州都督府图经》中记载：“……其水苦咸，唯泉堪食，胡商从玉门关往还居住，因以为号。”这里的胡商即指粟特人，他们在沙州经过并居住。敦煌遗书《沙州伊州地志》中也记载：“东去沙洲一千五百八十里，去上都六千一百里……贞观中，康国大道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这则史料说的是唐贞观年间，康国商贸首领康艳典在沙州居住，并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聚落。

　　史料记载，公元750年左右，敦煌的安城有三个里，人口约1400人，大部分是粟特人。酒泉、张掖、武威也是当时粟特人常居之所，出土文献多有印证。从北魏开始，出身粟特地区的家族成员已成为凉州胡人首领，以安氏为首的中胡人聚落在这里数世经营，势力极大且拥有武装。随着时间迁移，这些胡商世代居住中国，大都逐渐汉化，融入了汉族之中。

　　昭武九姓胡擅长经商，也多依附一定政治势力开展商业活动，如西魏时，酒泉胡安诺盘陀曾奉使突厥；粟特人马涅亚克曾代表突厥，奉使波斯、东罗马；唐代著名粟特商人康艳典、石万年、康拂耽延、何伏帝延等皆拥有城主称号。入唐后，一些粟特人还担任唐朝的军队要职，如曹令忠官拜北庭节度使、康感曾任凉州刺史、康进德为安西大都护府果毅、康仙昂为河南府慕善府右果毅，安禄山原为康国人，后改姓安；史思明亦出自史国；哥舒翰父为突厥，母为九姓胡。从“昭武九姓”追踪溯源，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的诸多名人，都与之有一定渊源，其例不胜枚举。

　　粟特人除了在丝路贸易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在文化交流方面，他们也充当了“使者”角色，在宗教、绘画、音乐、舞蹈等方面为中原带来了新元素。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盛赞北齐粟特画家曹仲达的“湿衣贴体”的画风。康国人康萨陁善画异兽奇禽，深受人们的喜爱。在音乐方面，康国乐、安国乐皆名闻天下，粟特琵琶高手曹婆罗门、曹僧奴、曹明达祖孙三代皆擅绝技，历仕西魏、北齐、隋三朝，皆大红大紫，其中曹明达还为北齐主封为郡王。著名歌手何满子誉满京师，元稹诗云“何满能歌声婉转，天宝年中世称罕”；曹刚善于右手琵琶，人谓其运拨“若风雨”；康昆仑更是号称弹琵琶“长安第一手”，歌手米嘉荣歌声凄楚动人，刘禹锡诗云：“三朝供奉米嘉荣，能变新声作旧声。”又云“唱得凉州意外声，故人唯数米嘉荣。”音乐理论家何妥曾为隋朝正音律，出任国子监祭酒。在舞蹈方面，康国粟特善胡旋舞、石国粟特善柘枝舞，舞蹈家安叱奴、安警新、石宝山，都以能歌善舞而参加唐代的教坊。

　　“昭武九姓”的后裔们为增进西域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丰富和充实着我国的艺术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