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古开新 “书”写甘肃文化发展新篇章

　　原标题：承古开新 “书”写甘肃文化发展新篇章

　　1993年3月正式更名《读者》本版图片分别由读者出版集团和受访者姜洪源提供。

　　《读者文摘》创刊号

　　文溯阁《四库全书》

　　核心提示：2019年5月，随着第11期《读者》杂志的如期上市，其累计发行量突破20亿册。

　　20亿册——这个数字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甘肃文化发展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的一份见证。

　　70年来，文化给予甘肃全新的发展机会，这片神奇的大地以文化为笔书写着隽永的历史：文化建设立足省情，抢抓国家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始终坚持“保护祖业、繁荣事业、发展产业”三业并举，沿着保护、传承、发展、创新的科学之路一路高歌猛进，各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

　　一本杂志折射的当今成就

　　1982年，25岁的王继宏第一次偶然读到了《读者文摘》（《读者》前身）第二期。

　　彼时的王继宏正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在“知识大厦”的门前，没有攀上几个台阶就落败而归的他心有不甘。他浮躁，他急于求成，但他更迷茫。

　　“（杂志）上面有一篇约翰·加德纳的文章——《人生的忠告》，看完约翰这个美国人对生活、爱、学习、思考、给予、欢笑和尝试的诠释，眼前豁然一亮。在约翰简练而清晰的忠告里，我明白了，怨恨和郁闷没有理由占据心灵，必须振奋精神，直面人生。”

　　与《读者》的相遇，让王继宏干涸的心灵得到甘霖滋润。他迷上了这本杂志。“那时的着迷，不是像今天的追星族茫然追逐时尚，而是在杂志的人生教益中，汲取养分，获得力量。”在《读者》杂志创刊30周年的那一年，王继宏出了一本书——《三十年〈读者〉阅读笔记》，在这本属于“一个人心灵记录”的书籍中，浓缩着一个普通读者30年来对一本杂志的情感。

　　王继宏不是什么特殊人物，他只是《读者》杂志千万普通读者中的一员，也是一个书柜里收藏着这本杂志从创刊号到最新一期无一遗漏的忠实读者。

　　“一个人从25岁到55岁，是人生最为重要的阶段，而在这样横跨30年的人生历程中，始终被一本杂志伴随着，鼓舞着，不能不说明这本杂志的力量是如此巨大。说实话，凭着55岁的阅历，很少见到有哪一本杂志能这样长久地影响着它的千万读者。《读者》是一个奇迹，作为个人，在人生最重要的30年里，始终领悟《读者》的教诲，确是人生的大幸和大运。”在《三十年〈读者〉阅读笔记》一书的后记中，王继宏直抒心扉。

　　读着《读者》长大的孩子不会变坏。很多人都这么说。

　　1981年5月，《读者文摘》（1993年更名为《读者》）杂志创刊。创刊号印了3万册，定价每册0.30元。

　　“拿到带有墨香的《读者文摘》创刊号，我们俩欣喜不已。老郑问：‘像杂志吗？’我答：‘当然，一本好杂志。’”38年前的往事，于《读者》创办者之一胡亚权而言如昨日一样犹在眼前。胡亚权口中的老郑，是《读者》杂志另一位创办者郑元绪。

　　1981年《读者文摘》共出版了5期，年底期发行量达到9万册。1982年，发行量达到29万册，1983年达到90万册，1984年超过136万册。“《读者文摘》第一期在新华书店寄售2万册，所剩1万册一部分由出版社职工晚上骑自行车在兰州街头零售，其余的向全国各省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地县市文化馆、群众艺术馆，以及职工亲友赠送。全社职工聚集在大院里，兴高采烈地把创刊号卷起装进信封，打捆送到邮局的景象至今记忆犹新。”前一段时间，胡亚权在一篇回忆杂志创刊的文章中深情记述了往昔岁月。

　　《读者》杂志自创刊以来，一直秉持“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阔眼界”的办刊宗旨，笃信“内容为王”，把提供高品质的精神食粮视若杂志的生命，始终关注人的成长，激励人的意志，丰富人的精神需求，抚慰人的心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用人文精神滋养国人素质，在价值坚守中与时俱进，一步步成长为中国期刊著名品牌。38年来，它始终坚持弘扬“真善美”，传播优秀文化，彰显人文关怀，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国人的精神塑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肯定和喜爱。

　　有这样一个统计数据：1952年，甘肃杂志出版总量为3万份，1957年为48万份，到1981年《读者文摘》创刊之年，甘肃杂志出版总量为911万份。

　　数据是枯燥的，却是发展成就最具权威性的说明。

　　一部大书呈现的历史繁荣

　　2001年12月18日，列入甘肃省“十五”规划和文化建设标志性工程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楼，在兰州市北山九州台奠基。

　　4年后，文溯阁《四库全书》全部装入新制作的香樟木书箱，被井然有序地从榆中甘草店的专库搬进了九州台藏书楼中。至此，九州台藏书楼最终成为这部饱经患难的文溯阁《四库全书》最终的安身之地，而甘肃也成为这部“国宝”的第二个故乡。

　　文溯阁《四库全书》于1966年由原藏地沈阳历经千里而迁于甘肃。

　　《四库全书》创修于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至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完成了全书的编纂与抄写，历时15年。《四库全书》成书后，遵循乾隆旨意，共抄写了7部，并模仿浙江宁波天一阁藏书楼式样，建阁庋藏。其中，存放在内廷的称为文渊阁，圆明园的称为文源阁，热河避暑山庄的称为文津阁，盛京（沈阳）故宫的称为文溯阁，统称北四阁。存放在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和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统称南三阁。北四阁专供御览，南三阁对外开放，允许读书人阅览抄录。各阁的名称都有“文”字，也都与“水”有关，其中含义非同寻常。

　　“随着清王朝的由盛而衰，《四库全书》在成书后不到百年就屡遭劫难。咸丰年间，太平军攻克镇江、扬州，文宗阁和文汇阁《四库全书》毁于兵燹；文澜阁《四库全书》也在战火中散佚大半。英法联军入侵圆明园时，文源阁《四库全书》亦毁于一旦。至此，7部《四库全书》已毁掉3部半。幸存的3部半也辗转千里，饱受颠沛。文渊阁《四库全书》最终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津阁《四库全书》入藏国家图书馆；文澜阁《四库全书》残存本现藏于浙江省图书馆；而原藏于沈阳的文溯阁《四库全书》最终落户于甘肃兰州。”曾任甘肃省档案馆副馆长的姜洪源在一篇题为《文溯阁〈四库全书〉迁往甘肃始末》的文章中详细记述这部大书的波折命运。

　　永登连城鲁土司衙门的大金堂是文溯阁《四库全书》初抵兰州的第一个安身之地，在这里藏身4年多后又迁至由省上财政拨款在榆中甘草店建的文溯阁《四库全书》专库。

　　“九州台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楼的建设借鉴了文津阁、文澜阁的特色，在外观与主体结构上保留着与原有几阁一致的仿清建筑风格，采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完全是按照国家特级文物的馆藏标准和安全规范建设。”姜洪源觉得九州台这个名字很吉祥，并坚信文溯阁《四库全书》在得以妥善的保管和广泛的研究利用中能发挥出它应有的文化价值。

　　管窥一斑，可见全豹。文溯阁《四库全书》安身之地——九州台藏书楼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甘肃在公共文化事业建设领域取得非凡成就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 1949年，我省仅拥有公共图书馆1个。经过70年的发展，全省共建公共图书馆103个，文化馆103个，各类博物馆、纪念馆385个，美术馆、画院54个，乡镇综合文化站1228个、城市社区文化活动室344个，形成了省、市、县、乡、村五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体系。

　　毋庸置疑，甘肃文化大省的地位正是由这些过去的繁荣还有今天的辉煌共同铸就的。

　　地处河西走廊孔道的甘肃，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多样的民族融合与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孕育了独特的甘肃文化，在这份文化里，有报纸杂志、舞剧、博物馆、乡村舞台、电影院、文化产业、文化平台、文化工程、新甘肃云等现代文明的成分，更有敦煌、长城、彩陶、简牍、遗址、古籍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

　　文溯阁《四库全书》是甘肃文化底蕴深厚的一个侧面，在甘肃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沉淀了诸多如文溯阁《四库全书》般伟大的文化存在，因为有它们，甘肃的文化配得上厚重一词，还是因为它们，我们发展的基地坚实而高昂。

　　为有源头活水来。

　　像汇入大河的一条小河，新中国成立70年来，甘肃文化正是靠着汲取大河的养分而生生不息，这条波澜壮阔的大河就是“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 雷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