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是一种 伟大而沉静的力量

　　原标题：敦煌是一种 伟大而沉静的力量

　　【编者按】2018年12月，著名诗人、小说家、全国政协委员、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甘肃日报主任编辑、甘肃日报社叶舟工作室主任叶舟历时十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敦煌本纪》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近日，叶舟接受出版社该书责编魏玮的访谈，首度深入全面地谈论了创作百万余字长篇小说《敦煌本纪》的创作缘起、过程等。

　　叶舟：诗人、小说家，著有《大敦煌》《边疆诗》《叶舟诗选》《敦煌诗经》《引舟如叶》《丝绸之路》《自己的心经》《月光照耀甘肃省》《漫山遍野的今天》《漫唱》《西北纪》《叶舟小说》《我的帐篷里有平安》《秦尼巴克》《兄弟我》《诗般若》《所有的上帝长羽毛》《汝今能持否》《敦煌本纪》等。作品曾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小说奖、《人民文学》年度诗人奖、《十月》文学奖、《钟山》文学奖等。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甘肃日报主任编辑。

　　责编：您一直在书写敦煌，这些年，已经为她写出了《大敦煌》《敦煌诗经》《蓝色的敦煌》《敦煌卷轴》《敦煌短歌》等篇章。您对敦煌是怎样的情感，为何如此迷恋？

　　叶舟：我对敦煌的迷恋，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只要一看见“敦煌”二字，我甚至会有一种触电般的反应，雪夜投奔，喜乐，信赖，醉氧了一般。打个比喻吧，敦煌就像一座超级发电站，一旦靠近她，我就发亮，天空和想象也会彻底打开，一览无余，赐予我无穷的动力。我从19岁开始写下第一首关于敦煌的小诗，这么些年来，陆续出版了《大敦煌》《敦煌诗经》《蓝色的敦煌》《敦煌卷轴》《敦煌短歌》《燃情岁月》等篇什，体裁包括了短制、抒情诗、长诗、诗剧、散文等，现在又有了10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敦煌本纪》，可以说一直在用文字供养着敦煌。或许，人是有宿命的。我很清楚，自己确凿是干旱的儿子，荒凉的儿子，旷野的儿子……当我这一只船划进了万顷黄沙、千里戈壁时，我才能碰见这一生真正的命题，也才感觉安全。

　　事实上，对于敦煌的态度，渐渐地成了我甄别一个同伴高下的准绳。我可以准确地挑出战友和兄弟，也能够与冷漠者走失，彼此天涯不问。这很执拗，但屡试不爽。许多年前，我和李修文有过一次甘青之行，长途奔袭了几千公里，在河西走廊上迎送晨昏，在敦煌莫高窟下给常书鸿先生上坟，在玉门关及阳关之间背诵李白和王昌龄，后来他写就了一本奇崛之书，名叫《山河袈裟》。李修文说过，恰是这一趟远行，改变了他的文风和语言。我信赖他的这句话，他其实在指一种生命的姿态。

　　敦煌是我诗歌的版图，是我的文字安身立命的疆土，也是我个人一命所悬的天空。惟有她，才能配得上“本纪”这个称谓。

　　责编：在文坛，一说起叶舟，大家率先想到的是您的诗歌和散文，《敦煌本纪》是您的首部长篇小说吗？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您发愿写这样一部大作品？

　　叶舟：其实，落实在具体的写作中，我个人并没有什么禁忌，也不会被哪一种体裁所制约。诗歌、小说、散文、剧本，只不过像是当年莫高窟一位画匠手中颜色各异的石料，为其所用罢了。重要的在于，究竟是菩萨低眉，抑或是金刚怒目，这才是需要文字去探究的，也才能形成一个人凛冽的风格。

　　我此前写过大量的中短篇，也发表过几部小长篇，但严格地讲，《敦煌本纪》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2000年的冬季，大年初一，我独自一人逗留在莫高窟下，徘徊在宕泉河畔，跟众多的菩萨和飞天娘娘过了一个新年。也是那一年，我将自己在整个九十年代写下的诗歌和散文结集出版了，名叫《大敦煌》。现在想来，那不过是一种前期的储备和预热，也是一番暗中的寻找。在那个日光如雪崩一般的早上，我磕了头，我秘密地发愿，将来一定要用一个大部头，用一部长篇小说，去描摹整个敦煌的威仪与不朽，让她凌空独尊，卓立天际。

　　十六年之后，终于，我动手了。

　　我开始动手写一本飞沙走石的故事，一本执命狂奔的故事，一本少年英雄马革裹尸、席卷边疆的故事，一本有关河西一线四郡两关的故事。这部小说事关尊严与时间，也涉及困境和败北，但我力图刻画出一片独异的天地，并跟随生息于其间的人民、落日、神祇、鸟兽和滚滚而来的美，迎风领受，驻扎在地平线上，探问这一块圣地的今生及前世，守住最后的正信。

　　现在，我兑现了诺言，交出了《敦煌本纪》。

　　责编：《敦煌本纪》全书109万字，出场人物上百位，完成这样一个大部头，无疑是一次艰辛而漫长的跋涉。从资料准备到搁笔成文，您用了多长时间，怎么就坐住了冷板凳？

　　叶舟：像刚才讲的那样，《敦煌本纪》的酝酿和发酵长达16年，实地踏勘足有十几次，资料的准备和消化也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个中滋味，难以言表。我以为，一部长篇小说至为关键的，在于找见第一句话，找见那一根线头，找见黑暗中的灯绳。2016年年底，我从扬州赶往南京的禄口机场，眺望着车窗外的那一轮落日，突然觉得它竟然像一介少年游侠，先我而去，奔向了敦煌。在那一刻，我知道我找见了。

　　翻过年的2月18日，我在电脑上认真地敲下了第一句话：“这一门人天罡地煞，披着血衣，在河西走廊一带迎风顶罪，忠勇热烈，攒足了声名。前后六辈子爷孙，一共捐出了七颗脑袋，满腔子的血，至今仍未淌尽。”由此，《敦煌本纪》开始了。

　　速度很快，虽然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碰见了几个难以逾越的关口，也有一些不忍割舍的情节，但因为整个故事的筋骨与血脉趺坐心中，万方鼎沸，一望旷然，基本上一口气写到了最后一个句号。我控制得很好，不管是故事的走向与流变，还是人物的塑造，包括当初预计的篇幅，一切均在掌控之中，不曾塌陷。我记得，定稿的那一天，著名的民谣歌手吴俊德背着一把冬不拉，从大理来到了兰州，给我弹唱了一支曲子。莲花开了，满世界都是菩萨的微笑，这一句歌词，代表了我当时的心情。

　　现在回头一想，我真是被自己吓了一跳，暗自心惊。在3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敦煌本纪》应该是我面对的最大考验。它的时间跨度，它庞大的体量和纵深，它所呈现的故事弧度，以及主要人物的成长与畸变，对我都是一种狂野的挑战，一种全新而陌生的感受。不过，在此期间，我也彻底释放了血勇之气，打开了想象的边境，并且收获了不少的经验。森严的写作纪律，对美的实践与追取，人民的立场，这一片土地的温度和恩义，生而为人的操守，语言的正派及肃穆……这是需要我耐心思考，去认真处理的。经此一役，我不能说自己有过一种死生如蜕的体验，但至少浣洗一新，获得了某种底气，留给将来的写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