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文字当中都有作家的自传——访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蒋子龙（图）

　　原标题：【文化人物】

　　所有的文字当中都有作家的自传

　　——访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蒋子龙

蒋子龙寄语《甘肃日报》创刊70周年。王 莉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莉

　　今年78岁的蒋子龙，笔耕不辍一甲子。他对中国文坛的特殊贡献在于，首开“改革文学”的先河，以《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等一系列表现工厂、城市改革的中短篇小说，对引领思想观念转变、推进改革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2018年12月，蒋子龙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2019年5月9日，在蒋子龙为我省宣传文化系统大讲堂授课的间隙，记者采访了他。

　　蒋子龙说，所有的文字当中都有作家的自传，命中注定他是要写作的。

　　甘肃是重要的一站，很亲切

　　“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在《甘肃文艺》上发的。”蒋子龙说，甘肃是自己人生中重要的一站，他经常来，感觉很亲切。

　　蒋子龙毕业于海军制图学校，应征入伍后，在部队当制图员。1965年，他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部小说《新站长》。有个甘肃籍的战友建议他给《甘肃文艺》投稿，没想到寄过来就刊发了。

　　刚从部队复员时，蒋子龙不想回天津，想去新疆的勘测大队，继续做制图员。然而，当列车行至兰州时，意外发生了，他身上携带的所有证件和钱，还有一只鞋子，全部被偷。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在车站民警的帮助下，找到了甘肃省荣复转退军人办公室。蒋子龙清晰地记得，办公室有一个叫老胡的负责人接待了他。

　　“老胡很朴实，所有事情都是他一手包办，我在他那儿吃了午饭，还在小床上睡了一觉，下午他把我送到车站，买了车票，找到列车长，让给我管3顿饭。”蒋子龙说，后来他一直想找老胡，还写了篇文章，题目就叫《寻找老胡》，但一直都没有找到。

　　“要不是在路上被偷，我就去了新疆，现在未必写作。”很偶然的一件小事，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乔厂长”是社会的共同记忆

　　有评论认为，蒋子龙是改革开放40年来，最真实地揭示中国体制改革深层肌理与变革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是“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但在蒋子龙看来，“改革文学”是约定俗成的概念，如今登堂入室，显然已经被时间和现实接受并承认，其意义在于鼓励文学表现现实。

　　采访中，他还讲述了《乔厂长上任记》的创作过程。

　　1979年，蒋子龙在天津重型机械厂当工段长。他懂技术又熟悉情况，很想干一番事业，然而当时工厂积重难返，修设备的时间比用设备的时间还长，完不成生产任务，还要天天“救火”，经常连轴转，家也顾不上，觉得非常痛苦。接到《人民文学》的约稿时，正躺在病床上的他，把自己的理想、激情和对当时生活的理解全都写进了文字里，写得顺风顺水，三天时间一气呵成。

　　“假如我是厂长，我会这样当”是他的创作动机。

　　小说一经发表即引起轰动，激发了人们的改革热情。一家化工厂厂长拿着刊发这篇小说的《人民文学》第7期，以此为据对工厂进行改革整治；沈阳一位护士给蒋子龙写了7页长信讲“乔厂长”对她父亲的影响，甚至还有报纸文章以《欢迎“乔厂长”来上任》为题。直到现在，蒋子龙还时常碰到有人向他提起“乔厂长”。

　　“‘乔厂长’已经成为社会的共同记忆。”他说。

　　脱离现实的文学是脆弱的

　　当记者与蒋子龙探讨起《乔厂长上任记》在当下的现实意义时，蒋子龙坦言，《乔厂长上任记》已经过时了。在当代如果还有意义，只存在于文学层面上，是他对文坛的贡献，不一定载入史册。他还打趣道，自己敢来做讲座，就有“乔厂长”壮胆，一个作家写了一辈子，能有点过时的东西也不错，就怕连一点过时的东西都没有。

　　对此，记者表示并不认同，认为《乔厂长上任记》切中社会痛点，以文学经验解答现实难题的创作方法，在当下依然有借鉴意义。蒋子龙回应说，这是个很深刻的问题，牵扯到现在文坛的现状。一个时代的文学如果脱离了现实，那一定是脆弱的。

　　在题为《文化的精变》的讲座中，他说，这是一个讲故事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故事，而故事就在基层、在普通大众中。在应对“文化精变”的过程中，我们要守住自己的本心和灵魂，刻苦做事，讲好自己的故事。

　　散文滋养灵魂，小说鞭挞现实

　　“时间和数字是有生命、有感情的，只要你掏出心来追求它，它就属于你。”从1960年开始发表作品，蒋子龙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已走过了60年，一百多部不同版本的著作，是他用文字对自己的加冕。

　　综观这些作品，变化着的是蒋子龙对自己创作风格和创作领域的不断探索和突破，不变的是他一直以来对现实的关注，因为“命中注定我是要写现实的”。

　　蒋子龙认为，一个作家的风格跟自身的性格、生活、经历都有关系。《机电局长的一天》是他创作风格形成的苗头，到《乔厂长上任记》已大体形成。其作品高度精练的特点和多层次的艺术结构，能催动读者精神上的觉醒，但是强烈的个人风格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老困在自己的风格里，能把人困死”。自我突破了好多年，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中篇小说《收审记》，再到后来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他的风格终于有所变化。

　　1992年左右，蒋子龙将创作重点转向散文、随笔，“是被逼的，也有我的习惯性”，自此，他开始思考，向哲学靠拢，向思想靠拢。无论千把字的短文章，还是像《空洞》《农民帝国》这样的长篇小说，都安放着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他的激情。他用散文滋养灵魂，写令人振奋的事情；他用小说鞭挞现实，写让人沉重的东西。

　　《农民帝国》是蒋子龙创作领域从工业题材到农业题材实现重大转变的一部作品。小说以改革开放30年为背景，描绘了以郭存先为代表的农民群像，细腻而深刻地揭露了“农民性”和“工业性”之间的冲突，给在改革大潮冲击下一路走来的奋斗者以强烈的情感冲撞和深刻的思考。

　　蒋子龙坚持传统写作，不跟潮，不追潮。他把自己对文学世界的贡献，总结为创造了“三个模式”：一个是大胆、改革、用人的“乔厂长模式”，一个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里年轻、玩世不恭、有想法、关键时刻能顶得上去的“刘思佳模式”，还有一个就是《农民帝国》里的“郭存先模式”。这些特征鲜明的人物形象，一度引起了文学影视界的竞相借鉴，有些人物类型至今依然长盛不衰。

　　蒋子龙说，作家到老了，能不能写，不是取决于他的能力、文字、技巧，而是取决于他的情感。有情感，文字就滋润了，但是，如果不投入生命，就不可能有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