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嬴秦西垂陵区览要

　　原标题：【溯源甘肃】嬴秦西垂陵区览要

甘肃秦文化博物馆还原秦时征战场景模型。

参观者观看大堡子山发掘现场图。

大堡子山出土的青铜镈。

秦文化博物馆展出的秦公鼎。

秦文化博物馆展出的蟠虺纹扁圆盉。

位于礼县的秦文化博物馆。

　　特约撰稿人 祝中熹

　　改革开放以前，早期秦史研究是我国先秦史领域的薄弱环节。有关论著或语焉不详，或误说频现。20世纪90年代礼县嬴秦西垂陵区的发现及其后续考古成就，使局面为之改观。陵区的面世拨开了两千六七百年的历史积尘，唤醒了华夏文明沉睡已久的一段记忆，早期秦史，秦文化探讨随之沛然兴起，至今热度不减。

　　秦公陵园的发现

　　在礼县永兴镇与永坪镇交界处的西汉水北岸，有一座黄土山丘，那是西秦岭祁山脉系的最西端，东距礼县城约26华里。西南部山嘴上曾有座清代民间为避乱而修的土堡，故俗称“大堡子山”。谁也未曾料到，就在山丘顶部的向阳坡地上，竟隐藏着嬴秦第一座国君陵园。

　　陵园是在20世纪90年代刮起的盗墓黑风中被发现的。及至相关部门关注此事时，两座大墓、两座车马坑及众多的中、小型墓葬，已被洗劫一空。但陵园发现本身极具重大意义。考古人员对陵区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明确了陵园的位置、布局和规模，弄清了墓葬的形制、结构和品位。经公安部门从犯罪分子手中追缴，以及文博机构努力征集，部分被盗文物已收归公有。流失海外的许多珍品也大都披露，相关资料信息被陆续反馈回国内。这一切都为学界对陵园的深入了解和研究创造了条件。

　　陵园东西长约250米，南北宽约140米，总面积近5万平方米。自上而下平行并列两座东西向大墓。上部即北面一座为目字形（M3），全长115米，墓室口长24.65米、宽9.8米，墓深16.5米。下部即南面一座为中字形（M2），全长88米，墓室口长12.1米、宽11.7米，墓深15.1米。二墓均有东西两条斜坡墓道，皆设二层台，台上和墓道填土中均有殉人。棺下皆设腰坑，各殉犬一只，玉琮一件。墓主葬式为仰身直肢，殉人多屈肢。中字形大墓以南，附一东一西两座车马坑。已清理的是东面一座（M1），殉车4排，每排并列3乘，每乘两服两骖，辕车舆西。大墓周围有规律地分布着200多座中、小型墓葬，皆坐西朝东。陵园正上方有夯土台基遗存，附近发现不少秦瓦残片及瓦当，表明那里曾存在陵寝类建筑。

　　据目前已披露的信息可知，陵园所出器物以青铜礼器和金器为大宗。金器中最引人瞩目的为成对金虎和饰于棺椁的大量金片。其中大型金鸷片4对8件，高52厘米、宽32厘米，钩喙、环目，凸胸、屈爪，饰不规则勾云纹。有4件在纹饰空白处随纹样镂出10个形状各异的透孔，原本可能镶嵌着宝石类饰物，以示雄雌之别。另有众多不同形制的小型金片，多呈羽瓣形，应为呈鳞状联排成鸟身与尾的构件。用成对华美的大金鸷装饰棺椁，反映了嬴秦以鸷鸟为始祖图腾的宗教观念。青铜器有鼎、簋、方壶、编钟等，数量甚巨，流散于世界各地。上海博物馆和甘肃省博物馆也有部分收藏。最大鼎高47厘米、口径42.3厘米，厚立耳，浅垂腹，三蹄足，饰窃曲纹。腹内铸铭2行6字：“秦公乍铸用鼎”。最大簋高23.9厘米、口径18.6厘米，弇口，高盖，兽面耳垂珥，圈足下附3支足，饰窃曲纹配瓦棱纹。盖与器内铸对铭2行5字：“秦公乍宝簋”。

　　对两座大墓的墓主，业界尚有不同认识。根据两墓的处位、规格及出土器物显示的时差判断，上方目字形大墓当为开国之君襄公之墓，其下中字形大墓当为继位者文公之墓。此即先秦族茔传统所谓“父登子肩”。陵园距嬴秦国都西邑10余华里，这正是秦国公陵与都邑的通常距离。史言襄、文二公所葬之“西山”，即指大堡子山无疑。

　　陵园的后续考古发现

　　2006年，由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五家单位组成的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在大堡子山地区开展了新的调查、发掘工作。主要收获有以下几项：

　　陵园围垣。垣墙所围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大致呈长方形。东西断续长约1000米，南北断续长约250米，依山势而修，夯土建筑，大都残毁严重。保存较好的一段长约5米多，残高约3米多。发掘者称之为“城”，但并未发现城门、通衢等配套建筑遗迹；又因只做了初步考察尚未试掘，故墙体准确走向和结构，以及修建和废弃年代等均不明确。由于墙垣内的文化面貌几乎全是墓葬及墓葬附属遗存，故其性质应属保护茔域的兆垣，而非城邑之围墙。

　　乐器祭祀坑。坑址在中字形大墓西南方约20余米处的平缓地带，包括1座乐器坑、4座殉人坑（共殉6人）、6个灰坑。乐器坑东西长8.8米，南北宽2.1米、残深1.1-1.6米。坑内乐器分两排设置：南部置8件甬式青铜编钟，3件青铜编镈，呈一字形摆开，3件编镈上或其侧各附1件铜虎。北部置两组石编磬，5件一组。最大镈透雕扁体龙纹繁纽，舞部与镈身均分区饰对称的组合龙纹。三件镈形制、纹饰大致相同，规格递小，各附挂钩，唯最大镈有铭。造型宏伟，纹饰繁丽，铸制精良。所附铜虎呈蹲距状，顾首向上，虎体中空，最大虎长22.6厘米、宽8.11厘米，当含守护钟镈的意义。8件甬钟形制，纹饰基本相同，规格递小，各附挂钩。

　　乐器坑的处位和方向，显示其为祭祀中字形大墓墓主而建。祭祀者秦子为何人，他与墓主是什么关系，成为业界讨论的聚焦点，歧说甚多。据乐器的时代推论，镈铭中的秦子当为秦宪公，乐器是为祭祀其父即中字形大墓墓主文公所作。依当时的礼制，国君去世后，继位新君在一年之内不能称“公”。宪公是继祖父之位的，“秦子”是他在丧期内的自称。

　　大型建筑基址。基址位于围垣内南端高处两个相邻的台地上，为夯土建筑，呈南北向纵长方形。南北长107米、东西宽16.4米，东西两墙间距11.4米。墙基宽3.2米、深1.12米。东西两墙正中有南北一字形排列的17个柱础，础间距约5米，另一柱础被移位至西北方5米以外处。柱础石质为当地有所暴露的青灰色页岩，形状不规则，未经加工，也未高出室内平面，应为暗础。未发现有柱朽失后留下的柱洞痕迹，表明立柱非隔墙所用的壁内柱。也未发现瓦片堆积及门道、台阶类设施。综合诸因素思考，这应是一座梁架结构的两面坡式大型建筑，茅草屋顶，室内无隔间，构造简陋。据夯土墙内所含可断代陶片，以及基址与墓葬的前后打破关系分析，此房屋始建于春秋早期偏晚或中期偏早，战国时期即被废弃。发掘者认为，这应是一座大型府库性质的建筑。大堡子山陵园埋葬着嬴秦发展史上位势最崇高的两位国君，都邑东迁后也有高级贵族留守，对陵园的警戒和管理必然会高度重视。这座相对宽敞的大型房屋，当为驻扎护卫陵园的军队而建。

　　圆顶山秦贵族墓地

　　圆顶山位于礼县永兴镇西汉水南岸的赵坪村西侧。与大堡子山隔河相望，距离不过六七华里，是嬴秦都邑所处川原的最西端。圆顶山北坡广阔平缓的二级台地上，散布着许多古墓，这一带往昔即曾屡屡出土过贵重文物。20世纪90年代礼县盗墓黑风猖獗时，此处自难逃厄运，许多古墓遭劫。1998年，在盗墓风被初步遏制的同时，考古工作者先后两次对圆顶山部分古墓进行了发掘，共清理了4座春秋中期贵族墓和1座车马坑。诸墓皆为圆角长方形直壁竖穴土圹，坐西朝东。棺椁葬，二层台上均有殉人，棺内撒朱砂。车马坑葬车5乘，前后相随，辕东舆西，3乘为驷马，2乘两马挽驾，首乘舆内殉御人1。墓区出土物甚丰，含金、铜、铁、玉、骨、贝、陶等各类，仅青铜器即多达317件。诸墓以M2规格最高，保存也较完整，值得做重点介绍：东西长6.25米，南北宽3.25米、深7米。1棺1椁，曾髹红、黑二色漆，棺内残留大量朱砂。墓室四壁二层台上共殉7人，侧身屈肢。棺下有长方形腰坑殉犬1。共出青铜器38件，另出玉器32件，石器23件，陶器8件，铁剑之金首、金格各1。这应是一座7鼎墓，列鼎中有2件盗失。

　　墓区所出青铜器，从器类、器型、组合到形制、纹饰以及工艺，全面承袭了西周晚期的青铜制作传统，但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了不少新的因素和趋势，已基本奠定了秦国青铜器独具的风格。尤其是在形饰上，有两大特征需特意指出。一是器表喜欢附饰虎、熊、鸟等动物，各类器型的显著部位，几乎都有动物在守据，数量之多，形象之生动，令人惊叹。如M2所出镂空凤耳盨，全器附饰动物多达46只，大都为圆雕，姿态各异，配置匀称，错落有致；有些动物还彼此呼应，或有机套合，情趣盎然。这种装饰手法，已全无商周青铜器动物形象森然可怖的气氛，洋溢着玲珑清新的意韵，表现出一种贴近现实生活、崇尚动态美的艺术风格。二是蟠虺纹的天下。这种缘自交龙纹或勾连凤纹后被图案化了的细密纹饰，早已失却母型的神秘意境，而纯然追求线条盘绕纠结、绵密纷繁的视觉效果。这不仅反映了秦人审美观念的个性，也和模印法出现标志的青铜工艺进步有关。预制的纹式模样在铸范上压印，同型纹样可据需要接连压印以使图案，二向或四向展开，从而节省大量复杂繁琐的手工劳作。

　　经初步勘察，圆顶山墓区范围较广，跨时甚长，既有春秋早期也有春秋中晚期乃至战国时期的墓葬，表明在秦都东移后仍有公族留守西邑地区。这里应是嬴秦最早的一处国人墓地，它和大堡子山公陵一南一北成犄角之势，共同拱卫着都邑的西郊，可以合称西垂陵区。

　　西垂陵区的发现，印证了《史记》对早期秦史一系列关键问题的记载，坐实了嬴秦经营西汉水上游的那段创业经历，使我们对春秋前期秦文化达到的高度，以及秦文化的渊源和特征，有了实质性的直观认识，同时也为西邑地望的探寻，提供了可靠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