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商乌氏倮：活跃在古丝路的秦代大商人

　　原标题：陇商乌氏倮：活跃在古丝路的秦代大商人

　　乌氏倮画像

　　丝绸之路示意图

　　驼铃声声，在岁月的时空中传响；丝路漫漫，在历史的长河中延伸。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丝绸之路贯穿甘肃全境，构成了甘肃古代文化中光彩夺目的篇章。令甘肃人值得骄傲的是，在秦代，古丝绸之路上活跃着一位大商人——甘肃平凉人乌氏倮，他是甘肃历史上第一位被载入“正史”的大商人，是古代陇商的杰出典范，其商业理念影响深远。

　　本报特约撰稿人 任重

　　有史可查的大商人

　　乌氏倮，战国末期秦国乌氏族人，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秦代一位从事民族贸易致富的大商人，也是秦代出现在古丝绸之路要道上通过丝绸马匹贸易而致富的大商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列传的大商人不过十几位，在范蠡、子贡等之后，乌氏倮位列第五。班固所撰《汉书·货殖传》为大商人立传也沿用了司马迁的定位和说法，乌氏倮仍位列第五。

　　古丝绸之路总长7000多公里，分东段、中段、西段，其东段从长安出发，经甘肃东部、河西走廊到玉门关、阳关以西，帕米尔高原和巴尔喀什湖以东及以南。甘肃境内的丝绸之路属于东段，长达1600多公里，约占古丝绸之路总长度的五分之一。

　　在乌氏倮利用丝绸之路从事贸易活动之前，古丝绸之路事实上已然存在，但由于沿途一些部族间相互敌对，战乱不断，因此，古丝绸之路形成早期一直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在当时，此通道开发利用主要局限于民间。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以及文献资料记载，在俄罗斯阿尔泰巴泽雷克附近地区，发现12座公元前6世纪的墓葬，其中出土了大量中国丝织品。由此推断，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中国丝绸就已传到了欧洲，也证明从那时起，中国与欧洲之间就有贸易通道往来，丝绸之路也早已存在，只是没有如后世这样明确的命名。据目前已有文献看，最早基于这条通道往来贸易的商人，历史上有记载的是早于张骞出使西域77年的秦国大商人——甘肃平凉人乌氏倮。

　　乌氏乃县名，倮为人名。乌氏县属秦陇之地，即今甘肃平凉北部及宁夏固原南部一带。据《陇州志》记载：“山高而长曰陇，有陇山而左千河，面五峰而枕灵谷，为秦峰要塞之地。秦始皇尝表此，以为秦之西门。”历史上，这里是中原通往边塞的交通要道，也是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古有“秦都陇关”之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其时，北陇山之六盘山、南陇山之关山绵延数百里，植被繁茂，水源充足，草场宽广，为西戎部族乌氏发展畜牧业创造了条件。

　　古丝绸之路起初就是一条贸易之路。在此通道上，除了有中国的丝绸交易外，还有漆器、瓷器等产品交易，也有西方的皮毛、琉璃等产品交易。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色诺芬曾多次提到帕提亚(即古代安息国)人穿着华丽、昂贵的米底亚式衣裳。所谓“米底亚式衣裳”，实际上就是丝绸做的衣服。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首先使用“丝绸之路”一词。1910年，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正式采用了“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汉武帝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之后，进一步加强了中原与西域各民族间的沟通和联系，丝绸之路才得以逐渐畅通，并渐趋繁荣。

　　追溯历史可知，张骞作为汉代的外交使者、军事使者，朝廷派遣他通西域主要出于军事和外交目的，联合大月氏以夹攻匈奴。从这个视角来说，对于当时的汉政府而言，这条通道首先应该是“外交之路”或者“军事之路”，其次才是商旅之路。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丝绸之路虽然几起几落，但商贸之路的主体地位始终未变。丝绸之路的商旅功能的发现者及其使用者主要是商人，乌氏倮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随着地中海贸易的兴起，各国之间的商旅活动逐渐增多，欧洲人日渐对中国的商品尤其是丝织品有了更多需求，客观上需要一条联结东西方世界的贸易通道，而这一需要正好被商人“乌氏倮”们所发现。乌氏倮在此通道上辗转贸易，并成为秦国屈指可数的大商人之一。秦始皇在巡视云中郡时，了解到乌氏倮通过丝绸马匹贸易发财致富的消息，由此看到了其中所蕴含的巨大商机。为了给秦帝国开辟更多获取财富的路径，奠定更为坚实的经济基础，以支持修长城、筑帝陵等巨额开支所需，便支持和推动了这一贸易活动的开展。他给乌氏倮很高的待遇和认可，肯定了乌氏倮在丝绸之路贸易中的历史功勋。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载：“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意思是说，他将乌氏倮册封为贵族，可以定期觐见皇帝。

　　乌氏倮的经营之道

　　按司马迁所言，“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意思是说，要想发财赚钱，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是最佳途径。乌氏倮作为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商人，深知唯有使资金与商品流通不息，才能使利润滚滚而来。

　　秦统一中国之前，在河西走廊一带生活的主要是月氏人，他们和散居中亚北部的塞人，常年过着游牧生活，同时充当起了中原与西域各国间最古老丝绸贸易商的角色。但东西方之间的辗转贸易直到“乌氏倮”们这些历史上杰出的大商人手中才得以联通，大月氏也因此由中西交通的中转站变成了中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商贸活动迅速发展。据文献记载，公元前216年，乌氏倮向秦国政府索要了一批丝绸，并用这批丝绸同部族首领交换牛马。而部族首领则用这些丝绸向盘踞在河西走廊的月氏和塞人交换他们从中亚、西亚、罗马人手中换来的黄金，这些贸易活动既加强了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又在更大、更广的范围内起到了互通有无的作用。

　　乌氏倮是一个有远见的大商人。他的远见在于以畜牧为生的同时，就有了用剩余产品与他人交换并获利的商品经营理念。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载：“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缯”为先秦丝织物之总称。“间献”说明是一种私人贸易形式。“什倍其偿，与之畜”，即指戎王给乌氏倮所偿之牛马是原来的十倍，可见，丝绸马匹贸易利润之大！乌氏倮作为一个边陲牧人，能够发现商机，抓住商机，最终通过丝绸马匹贸易集聚巨额财富，靠的是超凡的胆识和无人企及的远见。因而，“转鬻于戎，致富用谷量牛马，名显天下。”

　　乌氏倮堪称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大商人。春秋战国时期的商贸活动，掀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商业高潮，在我国商业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当时，地处中原内地的农桑经济不断发展和繁荣，丝绸、谷物产量丰富，而远在西北的内陆草原地带，多马、牛、羊等畜产品，游牧经济趋向发达。在此背景下，各地互通有无，以丝绸与马牛等交易为主的商贸之路的开辟与繁华即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乌氏倮的非凡之处在于他不仅仅在本地域进行商品交易活动，而且把视野放到了更大的范围内寻求获利机会，甚至跨越国界互通有无，克服了气候恶劣、交通不畅、民族间隔阂等诸多困难。乌氏倮机智地穿梭于丝绸之路上，并基于地中海贸易以及欧洲人对中国丝绸的需求，利用这个联结中西方的贸易通道，辗转进行丝马贸易，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大商人。

　　乌氏倮理所当然称得上是一个善于经营的大商人。乌氏倮是少数民族，当时民族之间经常发生战争，戎王所代表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被朝廷隔绝，不许与内地随便通商。对那些胆小谨慎之人来讲，不许随便通商意味着交易机会的缺失，但乌氏倮却领悟到了其间蕴含的商机。在他看来，利用各地间的经济差异，从事互补性的易货贸易一定能够发财致富。他决心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和机智进行一搏，这便为乌氏倮带来了聚敛财富的转折点，也成为乌氏倮的命运转折点。他把牲畜卖掉获得本钱后，购买丝绸和其他珍稀物品，私下运进少数民族地区。乌氏倮既有财商又有情商，他的预判十分准确，不仅满足了当地的市场需求，而且还抓住了戎王的需求心理。戎王不懂丝绸与牛羊如何进行价值换算，也没有商品经营的头脑，只是因为稀缺、因为喜欢，就和他不计成本地交易了。一来二去的商贸交易，使乌氏倮成为当时少有的富豪之一。最终的结果是，乌氏倮的牲畜多得没办法按头计算，只好根据占了多少个山谷来统计，史称“谷量牛马”。乌氏倮以边陲平凡之人，最终富可敌国，创立功业，载入史册。

　　乌氏倮的贡献及其影响

　　不要说在秦代，即使站在二十一世纪，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乌氏倮的商业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

　　乌氏倮大规模的商贸活动，为当时秦国的统一和增强国力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作为周王朝主要支柱之一的分封制日趋衰颓，西周以来由周天子一统天下的稳定局面不复存在。诸侯争霸，群雄逐鹿，许多人开始“离制而背本”投入到商业大潮中。在彻底破坏了自西周开始实行的“工商食官”制度的同时，涌现出了一批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富商大贾，他们“家累千金”“结驷连骑”“与王者同乐”，成为名扬天下的富贵阶层。乌氏倮即为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们因拥有财富而闻名，因此受到秦王朝的赏识、重视，自然成为增强国力和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乌氏倮能享高规格的政治待遇，与他能向秦朝官府提供大量优种军马、为秦国发展骑兵服务有着密切关系。乌氏倮作为陇山地区著名的大商人，在秦国政府和戎族部落之间客观上发挥了中介与桥梁作用，最终富可助国，既符合秦国一统天下的要求，也对于促进陇山地区的经济繁荣发挥着重要作用。

　　乌氏倮引领跨地区的商贸活动，为推动古丝绸之路趋于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管子·国蓄》的“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说明，大商人在各国的存在，并不是个别现象。在乌氏倮所处的时代，随着商贸活动迅速发展，剩余产品越来越多，天南海北的商品互通有无，各地物产开始在较大的范围内流通。以乌氏倮为代表的大商人们密切关注到了各地区间不同产品互换的可能性，把握商机，调剂余缺，在地区与地区之间穿梭往来，一方面为秦帝国统一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客观上推动了古丝绸之路商贸通道的兴起和繁荣。换言之，他在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活动不仅为其本人积累了大量财富，更重要的是，他的活动对引领民族地区的商贸活动，打破地域界限，促进丝绸之路这一商贸通道趋于繁荣和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导引作用。

　　乌氏倮所开展的贸易活动，对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繁荣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秦代在理论与实践上虽然贯彻“重本抑末”政策，但秦代以商鞅为代表的“抑商”主要是为了重农，防止农业劳动力分流，并不是从根本上扼杀商业的生命力。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客观上创造了商业资本走向全面发展的条件。在当时，乌氏倮能引起秦始皇的高度重视，与秦国政权的主要支持者是商人地主有密切关系，也体现出经济表象背后所隐藏着的政治动机，符合安定少数民族地区与国家稳定相统一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正是我国历史上战乱叠起、纠纷不断的时期，少数民族地区部落之间冲突纷争四起。秦国统一后，急需有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局面，乌氏倮抓住了这种机遇，与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贸易活动，符合秦国稳定发展的要求，对于强化国家职能，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从《史记·货殖列传》看，乌氏倮和巴寡妇清一样，都是被秦始皇力捧的大商人。乌氏倮作为一位戎族的牧主与商人，竟能享受“封君”待遇，与朝臣一块儿朝觐皇帝，议论国事，殊荣至此，少有人能企及。

　　时代的车轮已迈进二十一世纪，商业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乌氏倮所处时代。但我们应该看到，乌氏倮的经商之道对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借鉴和启示作用：一个真正的大商人，赢取财富仅仅是最基本的技能，而活络市场，方便民众，助力国家，造福社会，才是永远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