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长和：国际体系发展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几乎每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会为世界提供一套具有其民族风格的国际关系理论。当前，在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陷入一片沉闷之际，不少人将目光转向中国，并寄予厚望。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交往关系是演绎和归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有益样本。中国一直是战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建设者与贡献者，不照搬别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为国际体系改革和国际秩序转型提供概念体系和解释体系。这套解释体系不仅能解释中国自身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能为他国处理与世界的关系提供借鉴。

　　一以贯之地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国际体系这一概念，随时代变化而被赋予不同含义。不同国家在使用“国际体系”时，其所指往往有所不同。从法律意义上看，二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形成了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加入联合国体系，联合国体系持续扩容。与刚成立时相比，今天的联合国成员数量翻了近两番，联合国成员体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际政治经济组织意义上看，美苏冷战爆发后，国际体系分裂为两个体系、两大阵营，各自所言的国际体系含义不同。苏联解体后，两个体系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人们现在所说的国际体系，更多是从全球或世界整体意义上讲的，与冷战时期的语境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西方国家习惯用普遍性词语命名功能性组织，如“国际”“世界”“全球”等词语，使得不少西方世界内部组建的国际组织从一开始就给人以世界性、国际性的认知效果。而不在这个体系之内的国家往往被归为“异类”“另类”。这是我们理解西方政治学著作和外交措辞时需要注意的一个词语现象。

　　在战后国际体系的复杂演变中，中国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即对改革开放前后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看法。有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被孤立在国际体系之外，是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改革开放后中国改变了自己的国际体系战略，开始主动“加入”“融入”国际体系，成为国际体系的建设者、贡献者。显然，这种观点受到英美国际关系史的影响，并不客观、准确。

　　其实，中国一直是联合国主权国际体系的维护者。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阻挠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即使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并没有否定联合国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新中国用了20多年的时间，最终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被人为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的年代，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同新兴独立国家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会议十项原则，是对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重要丰富和发展。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后，中国也一直是联合国尊重主权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维护者。因此，从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主权国际体系来说，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国际体系的挑战者、改革开放后才是国际体系的建设者，这种说法既不全面也不客观。

　　进而言之，中国以实际行动推动了联合国主权国际体系的扩容，使得联合国体系更加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60多年前的万隆会议对当时殖民地地区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运动、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产生了很大鼓舞作用，并最终使国际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可以说，当时的国际关系潮流、主题和民心所向还不是和平与发展，而是解放与独立。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本身就对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具有示范效应。新中国抓住这一世界民心和大义所向，支持、援助、引导并紧跟亚非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潮流。同时，一大批亚非新兴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主权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联合国体系的成员结构。所以，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史，不是割裂的，而是连贯的，即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直是国际体系改革和国际秩序转型的建设者和贡献者。

　　当前国际体系的新变化

　　当前国际体系与战后国际体系早期相比已经出现许多新情况，呈现出一些具有新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变化及特点。

　　形成一个互相承认、互相确认的主权国际体系。解放和独立作为世界潮流，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就已经进入尾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新的时代潮流。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主权国际体系的定型是对主权国家完整性的一种保证，主权国家之间互相承认、互相确认，至少从形式上抑制了霸权国家像历史上的大国那样肆意侵略、瓜分、占有他国。同时，也出现了各种对主权国家的新干涉主义逆流，直接或间接、公开或隐蔽地支持主权国家内部的反对派、分离主义、各类所谓“颜色”革命等，威胁到本应互相承认、互相确认的主权体系。这是当前主权国际体系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它实际上已经导致西亚北非国家内部的分裂和动荡。

　　地区合作和地区性组织兴起。当前，国际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为地区合作和地区性组织的兴起，反映出国际政治多中心化的趋势。这一变化对联合国体系有一定的稀释作用，但在一些情况下也具有补充效果。一方面，地区性组织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联合国体系及其下属组织在地区层面难以实施的项目和议题；另一方面，近年来地区性组织或者地区内核心国家开始处理越来越多的安全事务。非盟正在加速组建自己的维和部队，处理非洲安全问题；第二十六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决定成立阿拉伯国家联合部队，介入也门内部冲突。地区性组织频繁介入地区成员的内部冲突，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安理会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的核心作用。

　　避免大国之间陷入结盟对抗。一个互相承认的主权国际体系已将各国纳入一个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国际体系成员需要从几百年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努力避免国际体系内部再度分裂，走向对抗。今天，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中，冷战时期惯用的外交词汇重新开始流行；希望通过制造外部战争来转嫁国内经济危机的想法和做法，也需引起国际社会的警惕。国际体系虽然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寻找敌人、制造敌人的对抗性国际政治文化并没有消退，国际政治如果被这种敌友文化所支配，就难以发展到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状态。这就需要寻找新的文化和伦理资源。

　　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过程带来的启示

　　中国在历史上就形成了一个自己与周边国家相互依托的国际体系，有着相对丰富的大国与国际体系交往的经验。可从历史观和世界观层面思考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过程带来的启示。

　　从历史观来看，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改革和建设进程受到新的世界历史观的支配和影响。二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和殖民体系土崩瓦解，预示着新的世界历史逐渐展开。占人类大多数的被压迫民族的觉醒和独立，进而作为一个主体和整体首次参与到世界历史的塑造过程中，这是20世纪下半叶改变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力量之一，影响既远且深，至今仍未消退。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还将对未来世界地缘经济版图产生重大影响。随着霸权史学和西方中心论逐步消退，世界史撰写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这本身就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政治自觉和文化自觉运动对国际政治格局变动的深远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新的世界历史展开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建设和改革也是新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新的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方向的准确把握，保证中国外交始终将自身发展与最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的命运、利益、责任联系在一起，建构出与发展中国家多层次的相互依托的共生关系。

　　从世界观来说，中国把国际体系视为既有对立也有共生的一个整体。这种整体主义世界观与对立主义世界观形成一种对照，后者倾向于假设世界是敌友分明的状态，而前者则认为各方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各种关系作为一个整体在流动中存在相互转换的多种可能，应通过促进共生来形成一个和平共同体。和谐共生是一种很高的价值追求，实际上国际关系实践中经常充满着不和谐、不共生的现象。在趋向和谐共生的国际体系进程中，首先应赋予国际体系成员更多平等内涵，互不干涉内政应视为一种政治美德。但人们在不同文明、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发展道路上还没有形成互相承认、互相确认的共生体系。形成这种共生体系，应是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进步的方向。可以预见的是，国际体系从转型到定型的过程，必然也是一场知识范式的革命。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出现在世界历史领域，而国际关系理论对此更为敏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不仅仅表现为对一些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概念进行再阐释，如国家、权力、民主等，更表现为自觉、自主地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中国自己的新概念、新表述，如和谐、共生、新型义利观、命运共同体等。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