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吸纳了丰富的东西方文化，同时也滋养了无数的国内外艺术家。艺术之花在此竞相绽放的同时，敦煌的文化交流、民心相通纽带作用愈加显现。

敦煌：终其一生也无法探索完它的美

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敦煌。公元前111年，汉朝正式设敦煌郡。千年长河中，敦煌文化在大漠深处枝繁叶茂，并结硕果于天下。这里是艺术的神圣殿堂，赋含时光密码。跨五湖越四海慕名而来的人中，陈着从地球的另一端出发。这位西班牙裔美国籍油画家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一样，被这里深深吸引，他开始用手中的画笔描绘他自己心中的敦煌。尽管他的作品并非被所有人认同，但他认为自己对艺术的虔诚、对敦煌的崇敬，和其他艺术家是一样的。

记者：听说为了办这次展览，您在敦煌停留了半年。作为一名西方艺术家，您在敦煌感受到了什么？

陈着：敦煌民风淳朴、风景优美、文化深厚，还拥有着重要的艺术圣地--莫高窟。我第一次来敦煌时仿佛是一张白纸，我在这里经历的一切，都仿佛在这张白纸上书写一首优美的诗歌。这半年，我一直在探索敦煌，这段经历改变了我和我的作品。但敦煌文化太博大了，就算花费一百年也无法完全探索敦煌的美。但我非常享受探索与发现的过程。

不仅是画作 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丝绸之路绵延千万里，展示着数千年人类文明交融的历程，文化与艺术在交流中碰撞出无数火花。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拥有千年艺术宝库----莫高窟，在当代也吸引了张大千、常书鸿等艺术家来敦煌进行艺术创作。如今，越来越多像陈着一样的西方艺术家也开始关注敦煌。以文化来解读敦煌、理解中国，成为不少外国艺术家的追求。艺术，这一全世界通用的语言，逐渐成为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

记者：我们可以在您的画作中看到东方和西方元素，您如何看待不同文化的关系并将其在作品中融合？

陈着：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就如朋友之间的关系一样。你应该以谦逊的态度去吸收其他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这将改变你整个人和你的作品。我在作品中没有很刻意地融合两种文化，我的生活就是充满了多元的文化，所以这也展示在了我的作品中。我希望能通过作品整合东方和西方、结合古代与当代，使之成为东西方文化的桥梁。

开放包容才能让艺术之花绽放敦煌

敦煌因古代丝绸之路的繁盛，使中国、印度、希腊等不同文明在这里交汇。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敦煌先后在美、英、法、德、俄、日等18个国家（地区）举办敦煌艺术展，再度吸引世界目光。在开放包容的胸怀下，一个国际性的艺术“博物馆”正在形成。

记者：敦煌近几年吸引了很多国内外的艺术家，那么您认为敦煌艺术具有哪些价值呢？

詹顺舟：第一，敦煌拥有开放包容、向善守正、崇高唯美的文化和艺术。 第二，敦煌艺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都是其它地方的文化艺术不兼具的。 第三，敦煌的文化可以让艺术家汲取无穷无尽的营养。敦煌莫高窟是文化艺术强大的基因库，不论是建筑、服饰、音乐、绘画都可以从中获取灵感。

敦煌文化焕新生

自从人类诞生起，交流就从未止步，这种交流的特点就是互通。丝绸之路上的驼队、商贾、旅者、文人行至今日，方式多有改变，但千年古道搭建起来的道路联通之中，演绎着欣欣向荣的文化互通。2016年起，敦煌开始举办一年一届的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敦煌文博会承载着重要的使命，将敦煌文化进一步推向世界，并促进整个“一带一路”的文化繁荣和发展。

记者：敦煌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在未来，敦煌将如何吸引更多的艺术家前来宣传丝绸之路的文化？它又将怎么推动整个甘肃的经济社会发展呢？

詹顺舟：敦煌文化承载了整个丝绸之路的千年历史，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的初衷之一就是要弘扬没有国界的丝绸之路文化和艺术。一些刚刚接触敦煌的外国艺术家，对博大精深的敦煌艺术的理解，带有其个人的尝试与局限。但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热情甚至痴迷，从另一方面展示了敦煌的无限魅力与潜力。今年的文博会除了艺术品的展示，还有衍生的文化创意产品。我们将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将中外文化艺术融合，体现“一带一路”发展的一种精神融合。

敦煌作为文化艺术的基因库，不仅承担了文化传播的使命，也是甘肃乃至全国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通过激发内生动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张闪亮名片。2017年，敦煌全年接待游客超过9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3%；实现旅游收入92.8亿元，同比增长18.3%。而 2018年前10个月，敦煌接待游客数量已经达到976.52万人次。从甘肃全省来看，2014年起，甘肃省每年接待游客人次、旅游综合收入两项指标的增速都超过20％。

嘉峪关市因长城雄关而闻名，因酒钢公司而兴盛，“一钢独大”曾经让这座城市的发展备受瞩目。如今，钢城站在了转型关口。如何转型？本期《共话陇原》专访了嘉峪关市市委书记李忠科，听他讲述嘉峪关转型的难度、决心、路径和目标。

风险

主持人：在嘉峪关市，以酒钢为代表的企业为甘肃省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这座因钢而兴的城市一度被称为“一钢独大”。当地人都说“酒钢打个喷嚏，嘉峪关就得感冒”。长期以来，嘉峪关市的经济发展对企业的依赖度极高，嘉峪关市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了潜在的结构型风险？

李忠科：嘉峪关市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风险，是长期以来客观存在的。从1958年酒钢上马，到1965年设市，嘉峪关市属于典型的资源工矿型城市，工业比重一度占到80%，全市70%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围绕酒钢搞配套，酒钢职工占全市人口的20%，“酒钢打个喷嚏，嘉峪关就得感冒”，深刻反映了酒钢公司和嘉峪关市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上述问题，遇到经济深度调整，就成了“定时炸弹”，近几年钢铁产能过剩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集中暴露出来，两次都留下了“切肤之痛”。

觉醒

李忠科：最严峻的情况出现在2015年，钢铁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出现“一吨钢材卖不过一吨白菜”的情况，酒钢公司当年亏损93亿元，成为当年最大的钢铁行业亏损企业。从2015年起，我市GDP增速从两位数滑落至9%并逐年下降，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和增速“双回落”，发展形势之严峻、压力之大前所未有。应该说，对“一钢独大”长期不可持续的问题，历届市委市政府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也采取了一些针对性措施。比如，“十二五”时期，引进光伏能源产业，酒钢公司上马铝电联营板块、电解铝深加工产业等等，但总体上转型的步伐仍不够快。今年以来，我们按照“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实现高水平全面小康”的工作思路，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心态打基础、谋长远。

转型

主持人：这里有一组近五年来嘉峪关市的经济数据：2013年农业、工业、服务业结构比为1.4:71.6:27，到2017年结构比为2.2:51.8:46，这组数据里是否正蕴含着嘉峪关市转型的努力与变化？

李忠科：一个产业的创新不易、一座城市的转型更难。正因为难，所以要始终保持头脑清醒；正因为难，所以要有拿得出手的管用办法；正因为难，所以要下决心咬牙坚持下去。

城市转型成功与否，并不单纯看第三产业结构占比，更要看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发展是否体现了质量变革、动力变革、效率变革的要求。针对 “一产小、二产大、三产弱”、产业结构不合理、抗风险能力弱的市情实际，我们坚持“做精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坚持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与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并重。继续谋划实施一批重点优势项目，包括甘肃益工25万吨高精度交通用铝板项目、总投资28.6亿元的鑫海成大数据中心项目、中核龙瑞生活基地和研发中心项目等等，随着这些大项目在今后几年陆续投产，全市整体竞争力、发展局面和结构层次有望再迈上一个大的台阶。

难题

主持人：专家们形象地将资源型城市的结果比喻为“春蚕型”和“蝌蚪型”：“春蚕型”城市就像春蚕作茧、丝尽而亡，最后只好整体搬迁；“蝌蚪型”城市仿佛蝌蚪上岸，摆脱对资源的依赖，成长为“青蛙”，得到可持续发展。嘉峪关市在蜕变“上岸”的过程中，是否遭遇难题？

李忠科：的确，在转型过程中，我们碰到了一些这样那样的难题， 一是“单”的问题。发展纵深不够，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经济总量不大和发展质量不优的问题并存，GDP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等主要经济指标回升缓慢，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发展基础还不牢固。解决上述问题，根本上还是要依靠引进带动力强、技术水平高、发展前景好的大项目、好项目。 二是“短”的问题。交通等旅游基础设施存在短板，全域全季旅游处于成长期、培育期，文化旅游支撑作用还不明显，第三产业发展势头还不稳固。三是“少”的问题。非公经济仍然数量少、实力弱、质量低，精深加工企业少，名优特新产品缺乏，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存在。比如，非公经济只占全市GDP的35%，不要说与浙江等发达地区70%以上的比例相比，就是与全国60%以上、全省48%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也非常大。通过多年努力，这一局面正在得到初步缓解。 四是“粗”的问题。嘉峪关市拥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但挖掘利用还比较落后、粗放。五是“缺”的问题。高层次人才引不来、留不住的矛盾比较突出。

谋划

主持人：嘉峪关市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自古就是边陲锁钥、丝路重镇，蕴含璀璨的人文历史和现代工业文明，有着向西开放的独特优势，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有怎样的谋划？

我市地理区位和立体交通的优势比较明显，扩大向西开放可以说是基础好、条件好、机遇好、前景好，要努力打造连接甘、新、青、内蒙古，形成“大十字”交汇格局的丝路枢纽城市。我这里有一组数字，去年我市进出口总额17.93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3.99亿元，进口13.94亿元，出口包括钢材、钢结构件、汽车刹车片等多种产品，出口地包括印度尼西亚、越南、韩国、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以及中亚地区。

2017年11月，嘉峪关市摘取了全国文明城市的“桂冠”，实现了建设幸福、文明、和谐嘉峪关的重大跨越。作为全国文明城市中的“新兵”，嘉峪关市在转型的关口，持续加强文化旅游融合，大力发展节会经济，打造了嘉峪关国际短片电影节、航空滑翔节、国际铁人三项赛等多项节会和赛事，又以“方特效应”为启发，不断地升级着嘉峪关市的知名度。李忠科期望，未来转型成功的嘉峪关市，无论是游客还是当地人，都能真切体会到这座城市的幸福与美好。

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甘肃，这家民营企业从一个濒临倒闭的酿酒厂，到年销售额超过16亿元的上市企业，期间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又能给甘肃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什么启示？

很多人不知道地处西北的甘肃省坐拥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就如同很多人不知道甘肃也产茶叶和美酒。甘肃省陇南市徽县伏家镇，早在西汉时期就开始酿酒。南宋绍兴4年(公元1134年)，有将士在仙人关抗金大捷后，用金兵头盔盛徽酒畅饮，此地所产之酒又名“金徽酒”。

营商环境重要吗？

记者：窦美霞大姐到这个企业来了23年了，可以说见证了厂子的跌宕起伏，给大家讲讲这“过山车”您是怎么一路“坐”过来的。

窦美霞：初中毕业那会儿正好赶上这儿招工，那时候还叫陇南春酒厂，效益真是不错，销售火爆，多买几瓶酒还得托熟人。但后来说不行就不行了，管理松动，市场也打不开。到1999年的时候基本上运转就很难了。

后来，陇南春酒厂经历了改制、重组，除了一部分工人留下来观望之外，有个1984年出生的年轻人从银行辞职跑了过来，这个人就是张斌。回忆过往，张斌觉得企业能够起死回生，和当地政府注重营商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记者：很多人不满意甘肃的营商环境，认为这是甘肃企业发展所碰到的硬伤。在你的眼里，营商环境真的能决定一个企业的命运吗？

张斌：我不敢说营商环境是否能决定一个企业的命运，但对于企业发展好坏影响很大。如果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处处碰壁，毫无疑问就会挫伤企业的积极性，那么极有可能就会走急功近利的路子。反过来再举一个例子，当我们企业的产品被市场认可之后，很多假冒伪劣产品也出现了，当时单靠企业的能力很难去维护市场，这时候地方党委政府出面了。

把人才当宝贝

坚持留下来的窦美霞成了包装车间的“元老”，后来被大家选为车间主任，常常第一个上班来，最后一个下班去。让她想不到的是，她和一些高学历的年轻员工都被企业当做人才，像宝贝一样捧着。企业的十八项福利一视同仁。

记者：我听说窦美霞大姐任劳任怨、以厂为家，那您觉得仅凭这一点，您被企业当做“人才”看了吗？

窦美霞：嗯，我认为是。我享受着公司的这些优厚待遇，爱心公寓我也在里面住着，那里边的环境特别的好，设备全部给我们配齐的，假如有时候家里有啥东西坏了，就给物业打个电话，他来马上就给你修复了。种种的这些服务特别好，保障性也很可靠。

管理也要有工匠精神

只有人才，没有管理，可能金徽酒业也走不了多远。在甘肃人嘴里有句话叫“一年喝倒一个酒牌子”。一方面反映出西北人好客爱热闹，另一方面也说明一些企业的产品质量很难保持稳定。前车之鉴，不能重蹈覆辙，保持了酒作坊的原始工艺，却不敢留着作坊式的管理。

记者：家越大越不好当，这个道理谁都知道，但做起来就分出了高下，你们怎么做的？

张斌：首先，我们组织员工、管理人员分批去到日本、欧洲进行游学、考察、学习。到德国去考察宝马工厂，到日本去丰田汽车，去借鉴人家管理的经验，学习人家管理的方方面面，然后寻找差距。寻找出来差距之后，我们就按照国际上的先进管理方法向人家靠拢。

管理出效益，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金徽酒业推出“6S”管理体系，建立健全了绩效考核管理制度和市场化精细化管理制度。而且规定，高管子女及亲戚不能在企业任职，防止家族化管理干扰公平公正。

甘肃企业差什么？

记者：有一种说法，认为咱们甘肃的企业都比较“土气”和“小气”，你觉得是这样吗？

张斌：对，以前遇到过这种说法。我想这个“土气”和“小气”一个就是由于地域原因，好些人对甘肃企业甚至甘肃这个地方有偏见。像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在上交所A股主板上市，然后产品出口美国，销往香港、台湾地区，累计捐资助学上亿元，参与各种献爱心工作，上缴国家税费达到30多亿元了，还能叫小气吗？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甘肃企业自身的原因，很多企业本身和东南沿海这些发达地区的企业来比有差距，基础落后，但是没有更新观念，急功近利，没有沉下心来搞企业，所以在企业长足发展上做不了文章，下不了功夫。

营商环境的支持、人才战略的支撑、管理理念的支助，让金徽酒业发展成为多元的企业集团，下属6个子公司，员工2500余人。有中国白酒评酒大师1名，国家级白酒评委5名、省级白酒评委14名，中级以上专业人员300多人，管理人员中有30名获得EMBA证书。

曾经和甘肃同属发展“后进生”的贵州，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接连突破、创新，实现后发赶超，去年GDP增速位列全国首位，创造了贫困省份逆势崛起的“贵州速度”。

今年年初，甘肃省组织贫困县党政领导干部赴贵州考察学习。通过实地学习、亲身感受，寻找差距，对照不足，干部们增强了如期脱贫的信心和动力。在耳闻目睹“贵州之变”后，他们会交出一份什么样的“作业”？

为什么要向贵州学习？

记者：在脱贫攻坚三年决战的关键当口，省里还组织这么大规模的干部外出考察，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马振亚：四、五年以前，贵州和甘肃还是“难兄难弟”，经济指标全国垫底。就是这四、五年时间，贵州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全省上下展示出的干事创业的劲头，得到了方方面面的肯定。

我们省的脱贫攻坚，现在处在一个艰难决战的关键时刻，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把广大干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用什么样的办法使我们的干部能够进一步开拓思路，凝聚起决战脱贫攻坚的强大力量，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今年年初，甘肃省委省政府在研究脱贫攻坚工作的过程中，提出向做得好的省份学习。就这样催生了组织全省58个贫困县(市、区)的党政主要领导和扶贫领域分管领导，前往贵州培训学习的决定。

通过专题辅导、实地调研、现场教学，参训干部耳闻目睹了“贵州之变”，“刷新”了认识。不少干部都说，印象中的贵州“地无三尺平”，此次所见，却是崇山峻岭间一路高速。县县通高速，乡乡通油路，“人畅其行、货畅其流”，盘活了全省的资源。永靖县委书记尹宝山就是参训干部之一。

半个月的考察学习，让干部们从贵州经验中找到了加快发展的共识，也深刻认识到，黔陇之差，基础设施只是表象。

只有镶嵌在产业里脱贫才可持续

记者：干部们在考察学习归来之后，都交上了各自的“作业”。您从这些“作业”中看到了什么样的共识？和您当时的感受一致吗？

马振亚：第一期学习结束，我们收集到的体会、建议就有两三百条之多。回来以后我们把这些意见建议进行了归纳梳理，大致涉及几个大的方面：一是认为我们的思想认识、精神状态和贵州是有差距的；二是政策统筹的问题。只有统筹指挥得当，才能把力量凝聚起来，把有限的资金、时间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三是产业发展。大家深切感觉到和贵州的产业发展相比，我们的起点是低的，我们的格局、我们的规模远远是不够的。贫困户的脱贫只有镶嵌在产业里边，脱贫才是长久的，才是可持续的。

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也是六盘山片区县，又属于“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标签不少、脱贫攻坚压力不小。学习结束，尹宝山也将自己所学所悟带回县里。

记者：从这份“作业”带回县里，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半年的时间，您觉得在这半年里落实最好或者最有成效的是什么？

尹宝山：从贵州回来以后，我们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事：一是提振干部士气。我们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开展了决胜脱贫攻坚千日冲锋行动，成立了四级指挥作战体系，实行千日倒计时，增强干部紧迫感。二是抓产业。

“我们的干部干事的劲头挺足，学习的劲头不足”

记者：我们必须承认，甘肃在前几年的发展当中，确实经历了一些困境，也出现了一些差距。以贵州为参照，同样的基础条件，相似的发展环境，差距究竟在哪里？应当如何看待？

马振亚：要实现赶超，首先得知道我们落后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不如别人。我感觉，第一是我们的理念问题，我们思想解放的程度还是不够。

马振亚：我们的干部干事的劲头挺足，学习的劲头不足。我这些年带班出去培训，自己也参加培训，感觉发达省份的干部学习的意识非常强烈，接受新知识、新事物的愿望非常迫切。而我们的干部在这方面是存在一定差距的。学习不够，随之而来的就是能力的差别。面对同样的工作，面临同样的困难，我们付出的努力不比发达地方少，效果却可能不及他们。

另外我们工作的精细程度、谋划的精准程度，抓落实一抓到底、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状态，与发达地区比也是存在差距的。

尹宝山：刚才马部长说的，我觉得完全符合我们当前的实际。在我看来，我们在创新方面也做得不够。一方面干部的思想观念不够新，束手束脚；另一方面创新的氛围还没有形成。贵州、四川在县区经济发展中，都有创新，省级、市州层面也鼓励基层的同志去创新。

马振亚：眼下脱贫攻坚本身就是甘肃的机遇。这其中既包括政策的机遇，也包括人提振精神状态的机遇。

新“作业”：脱贫攻坚交上合格答卷

记者：学习贵州，关键在落实，关键还在人。打赢脱贫攻坚战，我们会交出一份什么样的新“作业”？

尹宝山：打赢脱贫攻坚战已不足千日，永靖县20多万干部群众有信心、有决心如期实现脱贫目标，为党中央、为全县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马振亚：尹书记的话让我也很受鼓舞。作为省委组织部来说，我们要为各级组织、党员干部做好服务，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具体来说，一是抓学习抓培训。前面也讲到了我们在培训、学习方面的差距，抓学习抓培训，特别是深入推进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党员干部，强化“四个意识”，坚持“两个维护”，坚定“四个自信”，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对全省上下统一思想、增强信心十分重要。二是抓好用干部的导向，把好干部用好。

2017年7月20日，中办、国办公布《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的通报》。作为祁连山生态破坏涉事地的干部和企业代表，两位受访嘉宾认为，“猛击一掌的警醒”让各地关停整肃态度更加坚决，绿色发展转型目标愈加明确。

一个市长和一个企业掌门人，曾经的交集更多是监管和被监管，检查和被检查。因为祁连山生态环保问题的浮出水面，两个人之后的经历既沿着之前的脉络，又变得“不同寻常”。

2017年7月，中办、国办关于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发出通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包括甘肃省3名副省级干部在内，已有上百人因祁连山生态破坏问题被问责。

记者：首先有个问题问黄市长，两办“通报”下来之后，您当时的心情或者说内心是什么样的。

黄泽元：中央对祁连山生态破坏问题发出了措辞非常严厉的通报，我自己的心情概括起来四个字，第一是“愧疚”，第二是“警醒”。我们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是在四个方面，有明显的差距。

闻斌：环保设施欠账太多

作为土生土长的张掖人，张掖巨龙铁合金有限公司的掌门人闻斌回想企业当初的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觉得自己无颜面对家乡父老。闻斌说，晚上电话响起都是一次“心惊肉跳”，怕相关部门来企业检查，那种侥幸并没有给企业带来良好的收益，反而更糟。

记者：在两办的“通报”当中，张掖巨龙铁合金有限公司也是同样被点了出来，而且闻斌个人也是被刑事拘留30多天，这30多天对您意味着什么。

闻斌：这在我的人生当中是一次非常深刻的警醒，让我深深地认识到，生态环保的红线是不可逾越的，法律的底线是不可触碰的。

从某种层面上讲，被问责的黄泽元和闻斌他们是否能够从内心真正接受、理解、落实“通报”，也从侧面反映着祁连山整改是否能达到中央及社会的要求，能否真正还祁连山以安宁，能否让绿色发展理念有效贯彻落实。

记者：围绕着祁连山的开发，作为市长，现在回过头来再想，之前为什么没有自觉或者说没有这种主动保护的意识，原因在哪里。

黄泽元：我想这是两个问题。第一首先是思想认识问题，也就是大家意识不到祁连山生态保护的极端重要性，张掖地区在祁连山开发高峰时期有七百七十家矿山企业。第二个是发展阶段的问题，在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为了能够增加财政的收入，增加就业，对这些矿山在没有科学依据或者没有做科学规划的情况下，实施了一些大规模的开采。

黄泽元：现在进山几公里就会有人拦住检查

人与山、生存与发展、眼下与未来，让黄泽元和闻斌这两条轨迹不是交叉，而是重合。闻斌说，当初企业是在夹缝中生存，这个夹缝有两层意思，一是落后产能在政策层面收紧、在市场层面收缩。另一种，是当时冶金行业的生产环境给不了工人应有的尊严，“即使去市里开个会，我们也坐在最后一排，因为我们的工作服上都是灰尘”。

彼时，黄泽元也把目光投向巨龙铁合金有限公司。

记者：除了“通报”之外，有什么事或者什么场景，是您现在感触最深的。

黄泽元：祁连山被中央通报到现在一年多时间，这一年多当中我们进行了力度非常大的整改，这个过程中有许多场景历历在目，也有许多事情刻骨铭心。我要讲的就是巨龙铁合金这件事，因为巨龙铁合金的偷排偷放造成严重污染，那个画面是非常触目惊心的。

这个企业我去了十几次，最后反复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企业也有了整改的决心，最后我们定下来，这个企业按照最先进的技术、最高的标准，实施环保改造，让它达标。我想让这个企业从一个破坏环境的典型，变成一个清洁生产的典型。

黄泽元：我们挨了最重的板子我们也得到最大的支持

一年前，西北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祁连山，开始经历近半个世纪来最大规模的生态环境整治，也开始进入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安静时期”。在张掖，我们看到了从“遮遮掩掩”到“主动揭短”，从“能保就保”到“坚决关停”，从“凑合发展”到“杜绝污染”的变化。

此前的三年时间里，新华社记者曾十五次踏访祁连山，目睹了冻土剥离、碎石嶙峋、植被稀疏等多年累积的过度开发恶果。如今，作为祁连山生态环境整治的主战场，张掖市矿山探采项目已全面关停，水电站新安装摄像头24小时监控生态水下泄情况，各类旅游项目都已停业整顿，在建项目全部停工。除了坚决关停退出保护区内各类违规建设项目，祁连山沿线市县正在努力摆脱既有发展惯性，将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的理念融入未来规划。

黄泽元开始当起了张掖绿色发展的“推销员”。

黄泽元：用实践证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闻斌说，整改后的企业排放持续达标，大烟筒没了，树有了；身上的灰尘没了，进账的效益多了。他每次经过厂门口，总感觉那里缺点什么，于是，让人写下醒目的十六个字。

闻斌：厂门口的十六个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生态环境的破坏之地到绿色转型发展的受益者，张掖市用最新的一组数据，诠释了这一科学论断显现出的强大活力。2018年1-9月，张掖全市接待游客280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25%以上，旅游综合收入为180亿元，同比增长32%。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市接待游客近145万人次，同比增长15%，旅游总收入8.7亿元，同比增长20%。七彩丹霞、外星谷、亚洲离城市最近的湿地公园等景点名称，已经成为旅游热词。

汲取深刻教训，由乱到治，祁连山必将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样本。这场“史上最严”问责风暴带来的“绿色革命”，不仅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更要运用治理智慧，梳理矛盾、化解顽症，完善绿色制度，树立绿色导向，寻找绿色出路，实现绿色发展。

裕固族是甘肃省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世世代代扎根在丝路，奔腾在马背，歌唱在草原。1万多的人口传承着刺绣、编织、说唱等丰富多彩的民族艺术形式。本期共话陇原我们将和花腔女高音歌唱家玛尔健的裕固族大家庭聊聊他们的“非遗”情怀。

没有文字，靠什么传承？

玛尔健：我们过去就是以民歌的形式，口传很多故事、历史，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民俗、礼仪、礼节，方方面面都在传承这个脉络。

亚罗格？米道(玛尔健的父亲)：裕固族文化传承的这一块，是我们的老人、前辈对我们的口传特别重视，特别是我们这个家族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传统家族，她很重视民俗的、传统的、优质的语言和做法，生活的经验，这方面我们是听老人传承下来的。我们没有文字，在传承方面还是比较困难，全是死记硬背口传，这些东西再不传承的话，可能就真的成为历史了。

裕固族姑娘唱美声，行得通吗？

玛尔健：我从2001年考上大学，后来工作，然后又考上研究生，一直到现在主要教的还是声乐专业，其实一直在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很困难也很苦恼，作为一个裕固族的女儿，我更希望把我们裕固族的歌唱给更多的人，就想在这个基础上去学习、去提高，但是行不通，我的老师告诉我，把美声唱好一样可以唱这些民族的作品。

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去塔吉克斯坦出访的时候，要求我唱一首塔吉克斯坦的民歌，然后唱一首我们家乡的民歌。塔吉克斯坦语言当时我们团里没有人能学下来，这个重任就交给了我。一个星期，没有文字资料，只有一个录音，我很快就把它学了下来，而且对着他们全国的观众直播，当我唱完以后引起他们很大的共鸣，说你怎么可能唱得像我们自己国家的人在唱一样，他们都不敢相信。其实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后来经过学习了解以后才知道，我们语言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有些词根或是语气比较相近。所以这些东西也就无形之中更加地让我觉得有这个使命，要把它做好。

绘画中的“非遗”元素

主持人：作为裕固族的女婿，他们传承下来的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让您在创作当中有什么样的灵感？

房建平(玛尔健的丈夫)：我从他们的民族中吸取了好多的元素，比如他们的服饰、他们的穿戴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我的作品里有大红大绿，实际上这里面细细地去观察，还有中间色，中间色就是他们服装上有红色、绿色、蓝色，还有一点点黄色。这个民族不光是对我绘画产生了影响，实际上他们的家乡在甘肃，在“一带一路”上也是一个重要地段，他们生活在河西走廊一带，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元素。

老传承遇到新问题

主持人：因为时代在变，人的要求也在变。在您的大家庭当中，很多家庭成员都是搞文化传承的，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压力，打算怎么做？

亚罗格？米道：压力还是有的。像我们这些服饰的样式，特别是现在的舞台服装比较广泛，做的不伦不类，不讲究，我们感觉生气。生气归生气，没有文字记载，没办法和人家沟通，人家没办法与你交流，这是一大困难。年轻人的想法也不一样，有些人都不知道这些配饰是干啥的，实际性的东西他是不知道的。

玛尔健：当然我们年轻人要接受新的东西，要有改良，只是这个改良一定要建立在尊重文化的、历史的基础上。如果乱改了，那还叫裕固族吗？我们还有什么骄傲的资本给别人说我们的历史怎么样，我们的文化怎么样。因为我们没有文字记载，很多口传心授的东西如果都不准确的话，怎么让外面的人、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

主持人：其实从你们两位的身上我就可以看到新老之间的冲突和交替，叔叔说一定要坚持，但是你(玛尔健)可以接受改良。那么有了这种冲突以后该怎么做，才能减少这种差距？

玛尔健：我们不光要接过这个接力棒，还要去发扬、去传承，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改良。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年轻一代，这些传承者不断地去深入了解。我相信裕固族的文化传承和发扬会越来越好，通过一些影像和视频，把优秀文化保留下来。现在条件好了，它的生存力也强了，有录音就可以跟它学，它的宣传力度就高了。

在保护“非遗”中如何让老百姓增收

主持人：安部长，咱们裕固族的老百姓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保护，有些什么独特的地方，政府又做了哪些具体的保护措施？

安秀梅：因为裕固族文化具有唯一性、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所以无论是县委县政府，还是老百姓，大家都对裕固族文化的传承保护高度重视，民间保护的积极性也特别高。县委县政府通过不断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加强对文化人才的培养、加大对文艺精品的创作、加强与外界的沟通交流等等这些方式来积极地推进裕固族文化的传承保护。目前裕固族的民歌、服饰、婚俗，都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列入省级“非遗”保护名录有10项，裕固族的文化也多次走出甘肃、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贺卫国：我们明花乡是一个平川地区，而且也是裕固族的聚居地，裕固族占全乡人口的62%，比例也比较高，这个特点也有利于裕固族文化更好地传承。我们每年5-10月份每月都举办一次群众性文化活动，而且都是完全由群众参与。通过这种措施，一方面是把裕固族文化很好地传承，另一方面，通过文化交流把经济也能带动起来。

主持人：现在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结合这些元素以及资源，在推动旅游和带动老百姓致富方面，有什么思考？

贺卫国：下一步，我们要更好地把我们乡的“七彩”打出去，第二是把歌舞之乡的品牌一定要打好，让老百姓在更好的经济平台里发挥他们的作用，最终使老百姓增收。

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不和谐，这三大就医热点受到百姓、医院和政府高度关注，各方都在积极寻求破解之道。拥有90年发展历史的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是兰州第一家公立医院。近日，新华社记者针对上述热点问题，向兰大二院院长王琛“问诊求方”。

用分级诊疗化解大医院“一号难求”

记者：兰大二院每天门庭若市，作为院长，您觉得老百姓在医院挂号和住院难不难？

王琛：我们的医改逐渐向前推进、向前发展，但百姓还感觉到看病比较难，挂号的时候也要排队。我认为，如果分级诊疗都能够健全，特别是社区服务、社区医疗这块，能有高水平的医生和精良的设备，患者有一些小病就没必要来大医院，这样的话，能够缓解大医院患者过度拥挤。

医院创收压力不会"转嫁"给患者

记者：即使挂上了号，面对大医院高精尖设备和名医专家，群众的收入能消费得起吗？

王琛：甘肃省整个的收费标准还是比较低的，特别是去年取消药品加成，新版的医疗价格实行以来，检验、检查费用降低15%至20%，我们的药占比特别是耗材占比，相比过去下降幅度比较大。因此，对于患者来说应该是能够承受得起。

科普一下医院不能包治百病

记者：既然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不再突出，为什么医患关系紧张的问题还没有改善？

王琛：在咱们国家来说，当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医生生怕漏诊误诊，就给病人开一系列不同的检查，千方百计给病人一个交代，无形中使患者增添了检查费用，这也就导致了有一些地方经常出现过度医疗。所以，医患关系还不是很和谐。

我们的医学是存在非定论的。就是说，对于某种病来讲，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对某一种病的理解，对某一种病的治疗，还有对某一种病的探索，都要经过一个过程。应当尽快让医学科普走入寻常百姓家，让大家知道现代医学存在的高风险以及缺陷性。

身为省级三甲公立医院院长，最令王琛焦虑的，是尽快让学科发展在全国范围内从“追跑”变为“领跑”。2018年3月，兰大二院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中国科学院院士等高层次人才，期待通过“筑巢引凤”提升医疗水平。

记者：您刚才提到基层社区人才短缺，说明老百姓健康需求是无限的，我们的医疗资源是有限的，您认为应该怎么破解这对矛盾？

王琛：一是县级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本科生很少，医护人员严重缺乏。二是省会城市的大医院数量很少，全省数得出来的就几家，而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医院是相当多的，这就是医疗资源和患者就诊需求之间的矛盾。

如何破解这个供求之间的矛盾，那么就要增加医学的本科生教育。兰大今年增加了医学生的名额，这样会逐渐地减少矛盾。此外，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定向生，比方说从平凉来的定向生，毕业后你就到平凉去，这样的话就能够逐渐地缓解。

兰大二院之所以经常人满为患，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所医院是家“老字号”。诞生于1928年9月24日的兰大二院，前身是兰州中山医院，是兰州第一家公立医院。90年风雨，兰大二院既行医治病于抗日烽火，又经历过名医荟萃的“黄金时代”。

除了“并跑”和“追跑”我们还想“领跑”

记者：对于1928年建立的兰大二院来讲，积累了怎样的“财富”，这种积淀会为老百姓的就医给予怎样的信心？

王琛：我们医院从1928年建院，经历了90年的风风雨雨。特别是那些工作了30年以上的职工，他们把青春献给医院的事业发展，也献给我们甘肃省的广大病患者。他们的坚守、传承和奋进，厚德精医、博学笃行，是我们获得的最宝贵的财富。

目前，医院里不论医疗用房还是治疗设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科和人才梯队齐全，医院逐渐成为一个集医教研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三甲医院，有信心也有能力满足甘肃省广大病患需求。

在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有两位副县长都是挂职干部。他们不把自己当“摆设”，不搞“做客”“度假”式的表面文章，充分发挥眼界开阔、善于创新等优势，在加强金融扶贫、文旅扶贫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两年多过去了，他们做了什么？经历了怎样的心灵洗礼？让我们走近他们的扶贫故事。

在扶贫点上被抬进医院的“百合县长”

记者：您如何描述“挂职”带给您的感受和收获？

张亮：来这里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基层的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但挂职过程也是“累并快乐着”的。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每落地一件事情，每看到贫困户得到帮助，心里真的特别地高兴。我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记者：您谈到，来之后实施的几项金融扶贫举措效果不错，具体有哪些？其中是否有可推广复制的经验？

张亮：我来后不久，临洮县就被确定为全国普惠金融试点县，我们抓住这个机遇，做了金融扶贫的创新。比如针对政府服务体系不健全的情况，搭建了“一站式”“智慧式”富民产业服务中心，包括金融服务中心、电子商务中心、富民商学院、富民夜校等，同时，引入慈善信托参与金融扶贫。但这些是“专属定制”的，如果说可复制的，还是发展牛产业的“六位一体”模式。

记者：临洮县当地的干部和百姓称呼您为“百合县长”，这背后有什么故事？

张亮：“百合县长”是临洮干部百姓给予我的一个称谓。临洮县北部中铺镇七道梁沿线12个贫困村是全国最大的百合种植地之一。然而，近年因周边各地的三四百家加工企业管理不到位，加上常年无序竞争，销售渠道不畅，种植户们痛惜地说：“地里的宝贝销售不出去，受穷啊”。针对这种情况，我想方设法通过线上联系京东、融E购、善融商务、善品公社等电子商务平台，还有通过微信等新媒体联系全国金融系统职工购买。

还有就是引入慈善信托的资金。在金融行业里，信托是模式最为灵活、功能最为齐全、手段最为丰富的金融子行业。目前，共有中国银保监会、国投泰康信托、中诚信托、信保基金、民生信托等五家投入资金330万元，用于新建百合加工厂，以收益的7%进行分红，这种扶贫模式得到了国扶办的认可。

相对于张亮金融系统的丰富资源，王海妮来自于被称为“清水衙门”的文化单位，她琢磨最多的事是如何挖掘和整合现有文化资源开展扶贫，让贫困户真正实现“物质”和“精神”双脱贫。

挂职干部不是“挂历”，一定要实实在在做事情

记者：基层的情况和您来之前想象中的一样吗？

王海妮：说实话，在村上工作和在县上工作，还是差距很大。作为村支部第一书记有很多具体的工作和任务，直接面对群众打交道。而作为县级层面领导，需要统筹谋划和协调的事情更多。因为分管教育、卫生、文化、旅游，这些领域都有很多专业政策、业务知识需要吃透，同时结合县情，提出具体的部门指导意见。每天桌上都有厚厚的一摞文件等着你阅示，有很多调研、检查、督导需要实地去查看。

记者：在脱贫攻坚时间紧、任务重的现实下，挂职干部该如何发挥优势？

王海妮：作为一个经常和文化打交道的人，深知“扶贫贵在扶智，难在扶志”，最大的落后和贫困来自于村民的思想观念落后。所以，我在临洮县八里铺镇高庙村任帮扶工作队长和第一书记时，就提出将文艺优势和社会力量相结合，把物质扶贫和精神扶贫相结合，把文艺创作和扶贫攻坚相结合。

曾有一位朋友提醒我摆正位置，不要太把自己当主人，不要太累太辛苦。但我不这么想，倘若图舒服，那我就不会选择去基层，倘若不是为做事，那来这里做什么？人的生命短暂，在这里的两年大好时光，能做一件事是一件事，能帮一个人是一个人。

记者：您认为自己在挂职期间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

王海妮：在来临洮工作之前，我就听说临洮素有“彩陶之乡”文化县的美称，是个有着丰富文化底蕴的地方。来之后，我发现临洮的文化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对扶贫工作的贡献不是很大，可以说，大家对文化这座“金山”只是充当“守山人”的角色，没有变为“挖矿者”。

我心中特别着急，想了几个办法，一是联系国内著名书法家，将其作品进行拍卖，所拍款项全部用于县上的精准脱贫工作。二是策划了首届临洮文创大赛，让临洮优秀的文化资源与实体产业进行对接。三是大力展示临洮的美，举办了国际露营大会(临洮站)、牡丹之春越野跑、第三届紫斑牡丹节、读者集团研学游等活动，不仅扩大了临洮的文化旅游知名度，同时也带动了群众的增收。活动期间，洮阳镇刘家村曹家坪牡丹园，在短短一周时间里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0多万元。

从最开始的带着任务下基层挂职，到逐渐带着感情听诉求，再到带着责任解疑难，在甘肃，一批批来自中央以及省内各单位的干部扎下身子走到群众中。他们付真心、用真情、出真招，通过政策引导，让群众树立信心、找对路子，增强致富本领，依靠自身努力斩断穷根。

8月1日，张亮的挂职工作正式结束。离别在即，他用四个“忘不了”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今天我就要离开临洮，回到京畿，八百四十多个日月与共，现在的心情，真是非常难舍难分，依依别离……真的忘不了临洮的山水相依，忘不了一起奋战在扶贫战线的朋友兄弟，忘不了扶贫路上的每一个故事，更忘不了贫困百姓那充满信任的期冀……梦在临洮，心在一起！

面对矛盾和困难，甘肃经济正转变思维，走向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十大绿色生态产业，着力改善营商环境，甘肃经济充满希望。

对话题目一：“没治论”再次抬头，甘肃经济真是全国最差吗？

【屠国玺】好多人都觉得甘肃现在在给全国经济拖后腿，甘肃“没治”的这种想法又有所抬头，那么甘肃是不是全国最差，这个现在需要承认吗？

【陈波】2017年，你讲到的3.6%的(GDP实际)增速，这个确实是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结果。我前面讲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甘肃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一个成绩，但是2017年这个结果并不具有代表性。

【屠国玺】您还是没有回答我那个问题，甘肃和其他省份的发展差距是否在拉大？甘肃经济是否全国最差？

【陈波】我还不太认同这个观点。仅从数字来看，2017年是垫底的，但是前面我也讲了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从过去改革开放40年发展的轨迹来看，甘肃的各种潜力还是存在的。

【屠国玺】张教授，在基于这么多数据的情况下，你怎么评价甘肃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是不是全国最差？

【张建君】我觉得有必要承认，也应该承认，现在甘肃经济在全国成为一个垫底的角色。甚至我觉得有必要在甘肃面对落后状态时，展开一次真正的解放思想大讨论，让甘肃人都来谈一谈，甘肃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什么，我们怎么办。

对话题目二：甘肃提出发展十大生态产业，体现了怎样的发展思维之变？

【屠国玺】刚刚您说的一个词特别好，叫知耻而后勇。我们和全国的差距是很大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从去年开始我参加省上会议透露出的信息有很大变化。今年甘肃省“两会”上正式提出十大绿色生态产业，这算不算咱们甘肃省正视自己差距的一种变化或是转变？

【陈波】刚刚张教授谈了很多观点，我也能理解现在专家学者对甘肃面临困境的这种忧患意识，包括社会上这种忧患意识也很多，我觉得这是一种正能量，大家有了忧患意识才能够奋起直追。

那么今年谋划十大绿色生态产业可以说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现在从整个经济结构转型换挡，转向高质量发展是大势所趋，第二个就是基于祁连山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教训总结出来的一条路。

这十大绿色生态产业，我个人感觉既符合当前经济转型发展这个大方向的要求，尤其是新旧动能转换这个方向；也是立足甘肃自身的实际，勾画出的下一步努力方向。那么这里面有一些是基础性的，包括像循环农业，这都是立足于我们自身的优势。

有一些是转型升级或者是新旧动能转换，包括先进制造业，还有一些是下一步跟生态环保、生态修复、生态治理这些相辅相成的产业，比如说新能源产业、清洁能源的生产。

总之我是有这么一个感觉，十大绿色生态产业的谋划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是各级各部门，尤其是省委省政府深思熟虑后选择的突破方向，也是我们下一步产业转型升级的一条主干道。

【屠国玺】张教授，您这边觉得这是甘肃省正视差距的一种表现吗？

【张建君】甘肃未来的发展所面临的阶段性特点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第一个是决胜，第二个是打赢，第三个是开启。十大绿色生态产业的谋划，事实上事关决胜、打赢和开启这样一个阶段性的要求。

【陈波】过去，我们走粗放发展的路子教训很多，包括去年我们关停了很多矿，也是牺牲了当时的发展速度，甚至是利益。现在谋划这个产业是大势所趋，将来是一个普遍的走向，走节能环保、生态，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这条路，不能再走破坏性的生产路子。

【屠国玺】哪怕这个路走的慢一点，质量一定要很实是吧？

【陈波】步子要走的更稳一些，不要先破坏再去治理。

【屠国玺】张教授，那通过您的观察，从去年到今年甘肃的经济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是良性的还是在继续恶化？

【张建君】去年我们省提出了坚决打赢三场攻坚战这样一个行动的意见，应该讲，对于我们去年急剧下行的甘肃经济增速，特别是去年经济下行的态势起到了很好的缓解作用。乃至于最近一个时期我们看到甘肃经济也有企稳向好的一个态势，我们认为这样的政策还是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应。我个人觉得，我们要打基础利长远。

对话题目三：甘肃营商环境差应该如何改变？

【屠国玺】营商环境其实是长久以来企业界最为诟病的一个地方，张教授觉得以前我们对企业家服务这块儿有哪些不足？去年以来通过你自己的体会有改变吗？

【张建君】我个人的看法是，在我们甘肃当前亟需确立起一种认识，这个认识就是，“好就是好，坏就是坏”。要把好的典型放出来让大家看，把坏的典型也要放出来让大家看。

【屠国玺】就像您说的，营商环境方面是不是就应该敢于亮剑，好的东西果断当做典型来支持，坏的要当作典型快速地解决，并且件件处理要有结果。

【张建君】因为营商环境不能简单地说就是管理者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它是整体社会氛围的一种表现，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认真地反省甘肃所存在的问题。

我们把它概括为营商环境，事实上就是我们讲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为什么会呈现出沉闷格局，甚至为什么会呈现出最后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格局。

【屠国玺】许多甘肃“没治论”，就是针对您认为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甘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您认为有办法吗？

【张建君】应该有办法改。甘肃现在需要什么？ “顺风气正人心”。我们通过顺风气正人心让社会的各个阶层看到我们显著的变化，而不是说我们仍然走在传统性治理的道路上。

对话题目四：甘肃经济未来的希望产业是什么？

【屠国玺】我们每个人挑一个甘肃经济未来有希望的产业吧。我先说，我关注到一个数据，过去五年全省旅游的人数和综合收入增速是25%，在我认为，甘肃最大的优势就是“一带一路”的通道优势，包括它连带的旅游业等第三产业，我认为这个行业在甘肃未来可能会是一个主导型的产业。

陈局长，您觉得甘肃比较有希望的产业是什么？

【陈波】我觉得甘肃现在有一个很有基础也很有潜力的产业，就是我们的新能源产业。首先，甘肃的自然资源是存在的，第二个，这几年我们的相关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将来会大有发展前途。包括和新能源配套的一些新材料产业，像锂离子电池、石墨烯电池等等。

【张建君】我个人觉得是绿色生态产业，但是我们对绿色生态产业不要做狭隘化的考量，把绿色生态产业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有效地结合。

【屠国玺】最后，两位分别用一句话描述一下再过三年之后，您对外地的朋友怎么评价甘肃，您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状态？

【陈波】我希望大家说甘肃这几年确确实实尽心尽力发展了，确确实实取得了大家公认的成绩。

【张建君】甘肃好，陇原美。

专访甘肃省统计局局长 陈波

甘肃省委党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张建君

最近几年，甘肃省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在各省区市排名中持续下滑乃至“垫底”。如何看待2017年甘肃省GDP实际增速排名全国倒数第一？和贵州省对标，我们有哪些差距？相较历年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下称兰洽会)的签约额变化，以往的甘肃经济数据有水分吗？

甘肃省在脱贫攻坚、国家生态安全、“一带一路”建设中地位重要，但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明显，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由来已久且相对突出。新一届甘肃省委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践行新发展理念，聚力攻坚克难。新时代，甘肃如何展现新作为？2018年2月，新华社记者专访了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

林铎：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甘肃的反贫困斗争不断向纵深推进。到去年底，甘肃还有189万贫困人口，都是难中之难、困中之困，所以未来三年，脱贫攻坚仍然是我们的头号任务。

攻坚战得有攻坚战的姿态和作风。甘肃扶贫工作进行了多年，既有成果也有经验，余下的都是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所以工作起来容易“不慌不忙”。省委提出，既然是三年决战，首先要进入决战的状态，拿出“敢死拼命”的精神来打好这场脱贫攻坚战，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区域性整体脱贫、贫困县摘帽、贫困户退出的任务。

具体做法上，仍然要抓住“精准脱贫”这个要义，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细化工作措施。

当前，甘肃“两不愁”的问题已经解决，但农村供水保障程度不高的问题仍然存在，还有不少群众依然吃窖水，这些我们都要下决心及早解决。

“三保障”方面，住房是重头戏，去年基本消除D级危房，今年的重点任务是C级危房。既不降低标准，又不吊高胃口，能加固就加固，能维修就维修，房子不怕旧，主要是安全。

从政策上来说，基本医疗已覆盖全部贫困人口，但有的农民没有就医能力，有病不知道上哪儿去看；还有一些乡村诊室建设相对落后，分级诊疗还没有完全落实；报销的政策有，但不是每个贫困户都能理解，需要有人帮助来完成就医以后的报销。因病致贫在我们的贫困人口里占26%，比重很高，这个问题要继续解决好。

甘肃在做好义务教育保障的同时，也注意将贫困家庭幼儿教育提上日程，贫困地区的幼儿教育和家庭的脱贫是关联的，孩子如果上了幼儿园，大人就可以从照顾孩子中解脱出来，从事生产劳动；也为使用民族语言的儿童进入小学做好了衔接，减少义务教育初期辍学率。

我们提出“一户一策”精准帮扶，干部面对面与贫困户沟通商量，分析贫困原因，理清脱贫思路，倒排时间节点算收入账，因地制宜、因户而异制定脱贫计划，种什么、养什么、享受哪些惠农政策，都做到一清二楚、明明白白。有些县委书记和帮扶户面对面，一谈就是三四个小时，给贫困户算账，让他自觉自愿选择脱贫计划，激发起内生动力。

打好脱贫攻坚战，在做好这些工作的基础上，还要加强监管，确保资金使用安全，防范跑冒滴漏，严肃查处各类腐败问题。

有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周密部署，有全社会的支持，真正凝聚全省的力量，我们对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有信心、有把握。

林铎：中央就甘肃省祁连山生态环境破坏问题进行通报，意义重大，对我们的教训也极其深刻。我们把祁连山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整改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抓，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任务清单，逐项逐个狠抓整改，2017年国家确定的任务全部完成。其中，保护区内144宗矿业权关停143宗，天祝煤业以扣除方式退出；42座水电站完成分类处置，25个旅游项目完成整改和差别化整治。同时，我们还筹措约50亿元财政资金，采取宜林则林、宜草则草、乔灌草结合的方式，支持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修复。

我们把中央对祁连山的整改要求扩大到全省，全面筛查省内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对其中的矿业权、水电站等建设项目进行甄别，整改发现的问题，提出保护的措施，在全省布局推进生态产业，推动绿色崛起。

林铎：去年甘肃经济风险挑战多、下行压力大，经济增速仅为3.6%，而工业下降1%、投资下降40.3%，是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但从另一方面看，去年甘肃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在逐步提升，比如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47亿元、增长了1倍多，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增加值增长11.3%，高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增长8.7%，三产增加值占比提高到52.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比例都高于经济增速，民生事业没有受到影响，这为今年企稳向好提供了条件。

甘肃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根子还是发展方式粗放，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原”字号“初”字号产品比重过大，重化工业占比还在75%左右。针对这一顽症痼疾，省委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走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崛起之路，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持续增长。具体来说，就是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兴产业、提品质为重点推进质量变革，以强服务、优环境为重点推进效率变革，以抓创新、促改革为重点推进动力变革，力争到2022年初步建立现代产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