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边塞赋”命名商榷——从文体谱系差异与“塞”义引申看命名的学理限度

　　杨永发

　　屈全绳先生《“新边塞赋”命名的学理反思》对甘肃籍兵团赋家崔文魁的创作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虽然指出：“崔文魁以边塞诗的情感张力约束赋体容易滑向的堆砌与空洞。这种‘赋骨诗魂’的文体融合，是‘新边塞赋’在形式层面最值得关注的实验。”但屈全绳先生的主要意图不是批评崔文魁的创作，而是对当下“新边塞”系列命名的随意性提出审慎质疑。屈先生做出的“新边塞赋”在学理上难以稳立的结论我不敢苟同。本文将从词义发展、文体学谱系、文学史事实与兵团职责使命转型四个层面略述鄙见，申明“新边塞赋”的命名依据、文体条件与历史脉络，在承认差异的同时正视其学理限度。

　　一、词汇学的角度：现代列车还能叫“火车”吗？

　　屈文最有力之处，在于抓住“新边塞赋”概念的逻辑链条：“新边塞赋”依附于“新边塞诗”，而“新边塞诗”本身已面临“塞”之内容缺失的质疑。若“新边塞诗”尚不能稳立，以其为谱系前提的“新边塞赋”自然悬空。这一“釜底抽薪”的论证路径是清晰的。

　　然而“新边塞诗”、“新边塞赋”中的“塞”到底是否应该考虑并强调其实体意义呢？不管“塞”的实体意义是否存在，“边塞”一词是无法以个人意愿废止的，而且“边塞”一词的本质义素是“军事屏障”，与边疆、军旅密切相关，只要涉及军事生活、边疆守卫、部队建设，“边塞”一词就永远适用。根据辞书的解释，“塞”、“边塞”分别有如下义项：

　　塞（sài）与本文讨论内容相关的有如下义项：

　　1.险要之处。多指边界上可以据险固守的要地。2.指边界。3.构筑要塞。（《汉语大词典》2卷1180页）

　　边塞：边疆地区的要塞。泛指边疆。《史记·三王世家》：“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 唐 孟浩然 《同张明府清镜叹》诗：“寄語邊塞人，如何久離别。” （《汉语大词典》10卷1284页）

　　《汉语大词典》解释得十分清楚，“塞”并非专指阳关、玉门关等具体的关隘，而是一切险要之处，也指边界。即便是现代军事，也还是驻守险要之处。“边塞”就更清楚了：“泛指边疆”。那么，屈文认为缺失了“塞”是不能成立的。词义的发展，有本义、有象征义、有比喻义、有引申义。词的历史越是悠久，其本义的使用频率越低，象征义、比喻义、引申义使用频率越高。

　　汉语中许多词语在发展过程中都有某一语素意义丧失而其词仍在使用的现象。如“窗户”，其意义就是窗子，而“户”的义素丢失；“动静”只指动，“静”的义素脱落。有些词，其构成语素中的某一个逐渐趋向于抽象义，其实体义并不出现于使用语境之中。如“亮剑”、就是亮出武器，而不一定是实体意义上的剑；“防火墙”就是个比喻义，既没有火，也没有墙；“U盾”只是拦截程序，也没有实体意义上的盾。基于此理，我们不能因为现代列车不再燃煤，就限制人们使用“火车”这一词语。所以如果因为实体“塞”的因素否定“新边塞诗”、“新边塞赋”的概念建立，那就有胶柱鼓瑟之嫌了。

　　不过，词义层面可以不必拘泥实体，并不等于“塞”的防御性内核在当代生活中已自动获得对应。这一问题的落实，需留待第四节结合兵团职责使命转型再论。此处只先确立一点：以“实体塞缺失”为由否定命名，在词汇学上不能成立。

　　二、文体学谱系：文体断裂与命名限度

　　屈文在“辞与赋之别”上着墨甚多，用以支撑“新边塞辞赋”命名不合法，这一论证力度与论题并不匹配。辞与赋在汉以后确有分野，刘熙载《艺概》所谓“古者辞与赋通称”恰恰说明二者关系纠缠。但即便汉代以后辞、赋判然有别，也不能直接否证“新边塞赋”的可行性——因为被讨论的对象是赋，而非“辞赋”合体。屈文批评“新边塞辞赋”中“辞赋”连称的粗疏，是对的；但由此推出“新边塞赋”本身亦难成立，逻辑上跳了一步。更准确的批评应是：“新边塞辞赋”连称不够精准，但“新边塞赋”作为单一文体命名，需要与时俱进的文学作品来支撑，而不是某一评论个体主观规定的标准来检验。标准有没有？有。但这个标准应当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从作品实践中去总结，而不是想当然地去规定。

　　赋体确是中国古今延续性较强的文学体裁之一。自汉大赋、魏晋骈赋、唐宋律赋至现当代散赋创作，赋的铺陈手法、体物写志功能、骈散结合体制并未彻底中断。但同样需要看到，赋体内部经历了剧烈的体式演变，古赋与律赋、散赋之间的差异，未必小于古典诗与现代诗的差异。祝尧《古赋辨体》即以“情、辞、理”为标准，批评唐宋律赋、文赋“古意扫地”。因此不能笼统地说赋体“古今同质、范式统一”。

　　不过，相较于古典诗词彻底演变为现代新诗的文体转型，当代辞赋创作确实更多承袭了古赋的体制资源。崔文魁先生书写的边塞题材赋作，在文体上借鉴古赋铺陈、骈偶等手法，同时立足新时代边疆建设、屯垦戍边、维稳戍边的现实，更新书写内容、升华精神主旨，这是客观事实。

　　但赋体延续只能提供形式上的可能，命名是否成立，还需文学史事实与批评实践的双重检验，下节分论之。此处只先明确一点：文体学谱系上的“辞赋连称”之疏，不足以否定“新边塞赋”作为单一文体命名的可能性；但赋体延续本身，也不足以自动证成这一命名。从“新乐府”到“新边塞诗”，古典范畴的当代挪用，其合法性不在语义同质，而在批评实践能否将裂隙转化为有效阐释。

　　三、文学史事实：有实无名不影响概念归属

　　屈文由“新边塞诗”的困境推出“新边塞赋”悬空，这一“谱系连带”虽逻辑清晰，却需以两概念确属同一谱系为前提。事实上，二者文体条件并不相同。本节旨在排除“古代无此事实，故今不可命名”的否定性论据，而非证明古代存在一个连续、自觉的“边塞赋传统”——这一分寸须先交代清楚。

　　（一）“边塞诗“与“新边塞诗”

　　传统边塞诗建立在古典近体诗、古体诗体系之上，有相对固定的格律、句式、声韵、章法与古典语体，是传统韵文学的重要题材门类。而学界惯称的以杨牧、周涛、章德益等人为代表的“新边塞诗”，本质上属于现代汉语自由新诗。二者虽在书写边疆风物、雄浑气象、家国情志层面存在审美气质的相似性，但其文体载体、语言系统、艺术体制、创作规范并不属于同一体系。若将“新边塞诗”视为古典边塞诗在文体形制上的直接承袭与革新，确实存在难以弥合的断裂。

　　但问题在于，文学史中“新X”的命名并不必然以文体同源为唯一条件。“新乐府”之于汉乐府，即是跨文体改造的典型；其命名的合法性更多来自精神指向、题材关怀与诗学功能的延续，而非格律体制的同一。周政保、周涛等人当年提出“新边塞诗”，其核心也在于美学风格与精神气质的召唤，而非宣称自由新诗直接继承了近体诗的格律传统。因此更准确的判断是：“新边塞诗”作为严格的文体谱系命名，学理依据不足；但作为描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边疆诗歌创作风格与精神气象的批评概念，它仍有其历史合理性与阐释效力。不宜因其文体断裂，便全然否定其作为诗歌现象和研究对象的合理性。

　　（二）古代边塞赋：有实无名，但文学事实需承认

　　关于“古代有无边塞赋”，屈文以“缺乏创作集群与文体自觉”为由否认“边塞赋”作为文体范畴的存在，也偏于严苛。以古代文学研究惯例看，文体范畴的成立并不必须以“当时人的自我命名”为必要条件。边塞诗本身也是后世追认的产物，沈德潜评李益“边塞诗最佳”已是清代之事。若以“有无自觉流派”为唯一标准，多数题材分类都无法成立。更公允的表述是：“边塞赋”在赋体谱系中是一个未曾强势繁荣的题材类别，而非“不存在”。

　　与诗歌的情况不同，边塞赋创作在古代确有踪迹可寻。屈全绳先生指出古代并无成熟“边塞赋”定名体系，此论精准公允。但文学类目命名的缺失，不等于文学创作事实的绝对空白。自汉魏以降，纪行、征戍、出塞、边地风物、安边定国主题的赋作散见于各代，如班彪《北征赋》、繁钦《征天山赋》、孙楚《笳赋》等；至清代，和宁《西藏赋》、英和《卜魁城赋》、徐松《新疆赋》等边疆舆地赋更为集中，形成了值得关注的创作现象。

　　这些作品在古代赋体中确实并未形成独立命名的稳定门类，其分布具有零散性、跨代性和题材附属性。更稳妥的表述是：古代存在若干以边塞、边疆为题材的赋作，清代尤为突出，但它们是否构成一个连续、自觉的“边塞赋传统”，仍需具体文献梳理与实证研究。“有实无名”可以解释命名缺失，但不能自动证明传统的完整存在——命名的缺失，很多情况下与该文学现象的繁荣程度有关，也与后世对某一文学样式的研究程度有关。随着“新边塞赋”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相信会有人对“边塞赋”一类的古代作品给予更多的研究，那么“边塞赋”名称的产生是可以期待的。从历史的长度来说，“边塞赋”与“新边塞赋”在某一机缘下同时立名也不是不可以的。

　　四、兵团职责使命转型：“塞”义的当代对应与“屯垦戍边赋”之得失

　　第一节已论“塞”义不必拘泥实体，本节进一步论：“塞”的防御性内核在当代兵团职责中是否获得结构性对应。屈文指出“塞”在古典语境中指向关隘、烽燧、障塞的军事防御功能，具有地理临界性、功能军事性、心理隔绝性三重规定。然而，屈文由此判断“当代兵团屯垦生活虽与‘戍边’相关，但其日常形态是生产建设而非征戍体验，与古典‘边塞’的核心语义确有偏移”，这一判断的前提值得再审视。

　　其前提是：兵团的日常形态仍以“屯垦”即生产建设为主。但兵团职责使命已从“屯垦戍边”转变为“维稳戍边”。这一转变的学理意义在于：“戍边”的重心从“屯”回到了“戍”，从生产建设回到了安全防御。“维稳戍边”所面对的是边疆安全、社会稳定等日常化任务，其空间形态是哨所、卡点、巡边线等，其时间形态是常态化的值守与应急，其心理形态不乏临界状态下的警觉与坚守——这与古典“塞”所承载的地理临界性、功能防御性、心理隔绝性，恰恰形成了结构性对应，而非简单的语义偏移。

　　换言之，屈文所批评的“偏移”，在“屯垦戍边”阶段或许成立；但在“维稳戍边”阶段，“塞”的防御性内核反而被重新激活。当代兵团书写中的巡边、护边员、边境团场等经验，与古典边塞的征戍体验虽在具体形态上不同，却在“以临界空间守护中心秩序”这一功能结构上同构。因此，“新边塞赋”之“塞”，并非纯粹挪用古典光环，而是有当代职责形态作为语义支撑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边塞赋”命名由此自动成立。屈文对“辞赋”连称的批评仍然有效，“新边塞赋”能否作为独立文体范畴，仍需后文所述的实证条件来检验。但至少在“塞”的语义偏移这一环节，屈文的判断需要修正：偏移存在，但“维稳戍边”的职责转型使“塞”的防御性获得了当代对应物，偏移由此从“断裂”转为“转化”。

　　屈文最终建议以“屯垦戍边赋”或“兵团赋”取代“新边塞赋”。从指涉精确性看，这一方案确实更贴合崔文魁先生的书写对象——兵团人的屯垦生活，既保留“戍边”的功能指向，又以“屯垦”标明其与古典边塞征戍的差异。但从文学命名功能看，这一方案有“以史代文”之弊。“屯垦戍边”是一个政策-历史范畴，其概括力来自制度描述而非审美提炼，准确却缺乏文学概念应有的感发力量与阐释空间。“边塞”固然有语义偏移之险，但它携带的苍凉、壮阔、隔绝与坚守的美学积淀，恰恰是“屯垦戍边”四字无法承载的。一个文学命名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说得对”，还在于它“说得有意味”。

　　尤需指出的是，在兵团职责已转向“维稳戍边”的当下，“屯垦戍边赋”这一替代方案反而在指涉上滞后于现实——“屯垦”已不能完整概括兵团当下的日常形态，而“戍边”的防御性内涵恰恰在“维稳”中获得了与古典“塞”义相通的结构性对应。就此而言，屈文的替代方案在精确性上亦有可商之处。

　　五、结论：分而论之，避免先验判定

　　综上，可得出如下更为审慎的学术判断：

　　其一，屈全绳先生的辨析应被读作一次必要的警觉，而非最终的判决。其“谱系连带”的诘问是尖锐的，但“新边塞诗”与“新边塞赋”文体条件不同，不宜简单转嫁前者弊病于后者。其对“塞”之语义偏移的判断，亦需纳入兵团职责从“屯垦戍边”向“维稳戍边”转型的事实加以修正——“维稳戍边”使“塞”的防御性内核获得当代对应，偏移由断裂转为转化。

　　其二，“新边塞诗”作为严格的文体谱系命名，存在古今载体不同、文体断裂的问题，不宜简单视为古典边塞诗的新旧迭代；但作为描述当代边疆诗歌风格与精神气象的批评概念，它仍有历史合理性与研究价值，不宜全盘否定。

　　其三，“新边塞赋”具备一定的学理可能性：古代有边塞题材赋作，赋体有较强古今延续性，当代辞赋创作亦在接续古赋体制，且“维稳戍边”为“塞”的防御语义提供了当代支撑。但其命名合法性不能仅凭赋体延续与语义对应而自动成立，还需通过文本实证，说明当代创作与古代边塞赋传统之间确有文脉承袭，并已形成相对独立的批评话语。

　　其四，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古典文学范畴能否被挪用至当代经验的老问题。屈全绳的贡献在于以严格的语义与文体检验揭示了挪用中的裂隙；但学理辨析的终点，不应是宣告“旧瓶不能装新酒”，而应是追问：裂隙本身是否构成了命名的有效性条件？若使用者能明确回应质疑，阐明“新边塞”之“新”在于以维稳戍边的防御性经验重续“塞”的功能内核、以扎根替换过客视角，那么这一命名便从“贴标签”转化为有意识的批评建构；反之，若只借“边塞”光环而不承担辨析责任，屈文的批评就是切中要害的。

　　更合理的路径是：脱离诗歌批评的话语桎梏，分别建立符合文体规律、贴合创作实际的当代边塞诗与边塞辞赋研究体系，在实证基础上重新界定二者的谱系关系——分而论之，而非先验判定。(作者系语言文字学训诂学方向博士，兰州城市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