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夏：忆三位临夏学者

　　原标题：忆三位临夏学者

　　●陶柯

　　我出生于临夏，但长期在外地工作，对东乡族不是很了解。2010年退休回家后，我却渐渐熟悉了这个民族，还结识了三位东乡族学者——马自祥、马志勇和马如基。

　　马自祥是西北民族大学教授，他与著名作家汪玉良先生等人，被称作对东乡族文化建树最大的“三驾马车”。马自祥学术成果丰硕，著作多得惊人，代表性学术著作有《东乡族文学史》《东乡族民俗志》《东乡族文化形态研究》《甘肃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概论》《东乡族文化艺术研究》及小说《阿干歌》等，代表性学术论文有《东乡族文化艺术研究》《民族经济发展》《阿干歌——西秦史话》《甘肃特有民族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和发展》《回族舞蹈与回族宴席曲》等。其作品《东乡族文学史》2001年获第二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优秀奖，《东乡族民俗志》1998年获甘肃省社科兴陇奖二等奖，《东乡族文化形态研究》2001年获中国民间文学·山花奖学术著作三等奖。他曾担任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甘肃文联副主席，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这三位学者中，马自祥先生是我认识最早的一位，是在2007年参加岷县花儿研讨会期间认识的。他作为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经常主持大型花儿研讨会。他为人善良、谦逊，很有知人之明。记得2014年我们一起去西宁参加青海花儿论坛，会议规模很大，参会的专家学者来自全国各地。当时小组会议讨论热烈，与会代表争先恐后发言，眼看临近尾声，还轮不到我发言。我很想把我研究的藏族文化影响花儿的观点在会上陈述给大家，唯恐失去这个难得机会。当时马自祥先生主持本小组会议，他知道我的观点，也看出了我的急切，就主动点名让我发言，使我有了一次在大会发表自己观点的机会，也让众多与会花儿学者认识了我，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之后，我们又一起多次参加各种花儿研讨会和其他学术会议，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友谊，也了解到他众多的学术成果。

　　他虽然年纪大了，但在学术上始终充满朝气，思想一点也不保守。有一次，针对有的学者反对花儿创新的观点，他说：“花儿应该与时俱进，进行创新。老是在山沟里喊花儿有什么意思。”他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论文《花儿进城是一个新的命题——也谈城镇化进程中花儿的发展趋势》。文中，他以著名花儿演唱家何清祥在临夏成功创建“百花家园”花儿音乐餐厅的生动实例，说明花儿必须在新形势下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道理。

　　2018年2月，他在东乡县博物馆组织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专门做了一场题为《东乡族传统文化简述及文化的特点与类型》的学术讲座，这次学术讲座极为成功。他对东乡族文化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让与会人员受益匪浅。我应邀参加了这次学术讲座，有幸聆听了他关于东乡族文化的精彩介绍，感到自己对东乡族文化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他还给我赠送过一本他写的长篇小说《阿娜的憨敦敦》。

　　马志勇先生是临夏著名文史学者。曾任临夏州志办主任、总编，州文联副主席等职务。他聪明颖悟，早在西北民族学院读书期间，他的大学毕业论文《撒尔塔与东乡族族源》，首次提出东乡族族源的“撒尔塔人为主说”，受到民族学史学界的高度肯定。

　　数十年来，马志勇勤奋研究写作，学术成果特别丰硕。曾参与主持编写《临夏州志》，该书荣获全国优秀成果一等奖；出版了《中国西北角·河州民族论集》《东乡族源》《明嘉靖河州志校刊》《“河州志”点校本》《续修导河县志校刊》《甘肃东乡族史话》等；主编了《甘肃临夏史话》《甘肃东乡史话》《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等20多部书籍。

　　他在学术研究之余，还热心文学创作。2005年编写的河州贤孝《水梦成真》剧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荣获三等奖；纪实文学《拯救》，获得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学优秀奖。

　　我在参加临夏王竑文化研究会的有关活动时认识了马志勇先生。在我印象中，他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对临夏地方历史、民族、文化等都了解十分深入。有一次，我跟他谈起了临夏“阔陀”这一地名。我只知道临夏马集乡有一村名叫“科驮”，在藏语中“科驮”是“城头”“城墙”的意思。现在该村附近还可以看到有一个残存的城墙痕迹。我在《论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一书中，还专门提到过。而他一下子给我说出了临夏以“阔陀”命名的二十多个地方，而且其解释跟藏语“科驮”的意思大不一样，令我钦佩不已。他给我赠送了他的许多著作，如《中国西北角·河州民族论集》《东乡族源》《河州志校刊》《“河州志”点校本》《续修导河县志校刊》等。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建议我将喇震洲先生的爱国拥军文物捐赠给临夏州档案馆。2016年6月，当时喇震洲先生在病中打电话专门委托我将他的爱国拥军文物交给政府。我欣然接受了这一重托，但是交给临夏州市哪一级政府、哪一个部门合适呢？于是，我去找马志勇帮助，他建议交给临夏州档案馆。在他的帮助下，喇震洲先生的爱国拥军文物于2017年7月顺利移交给临夏州档案馆保存。同年9月，临夏州举行了移交仪式，我和马志勇应邀作为喇震洲先生的好友代表参加。

　　马志勇对待历史人物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尽量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清代在河州做过知州的王全臣的评价。在他的文章《政声知州王全臣》中，高度赞扬了王全臣仁德为怀、勤政为民、建树卓著，造福河州的事迹，他把这篇文章附录在他的《“河州志”点校本》之后。

　　三位东乡族学者中，马如基先生是跟我来往最多的一位。2011年，我参加临夏王竑文化研究会不久就认识了他，他为人谦虚平和。他是王竑文化研究会最早参加者，直到逝世前还是王竑墓园筹建委员会副主任和王竑文化研究会的顾问之一。

　　接触久了，才知道他是一位退休干部，曾长期从事东乡县农村基层工作和州县机关工作，退休前曾担任临夏州驻青海格尔木办事处副主任，临夏州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他也是我省一位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和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在全国和地方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民间故事、花儿等300多篇（首）。出版诗集《漫行集》，编写出版《活捉麻狼》《塔拉池的少年》连环画2本，主编《河州风情》一书。他的作品曾入选《全国少数民族诗选》《甘肃诗歌选》《青春似火》等多部文学选本。曾荣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首届敦煌文艺奖、甘肃省第三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奖、临夏州“五个一工程”奖等。

　　马如基送了我一本他写的散文集《山色秋韵》。他曾多次和我促膝谈心，向我讲述写这本书的目的：让全国人民了解东乡，也让东乡人民了解全国。该书第一部分“东乡情咏”，其中24篇文章大多是描写东乡族风情的；该书第二部分“神州履痕”，其中16篇文章全是记述他漫游全国的所闻所见。我仔细阅读每篇文章，感到该书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强烈的时代感，也特别佩服作者超凡的写作能力和优美的文笔。他的语言非常质朴且准确简练，无论写景状物、刻画人物，都惟妙惟肖，十分感人。这不光是一个写作技巧问题，也与他的精神境界、丰富的工作阅历及对生活敏锐细致的观察分析密切相关。该书中的第一篇《美丽的太阳——锁南坝》，对太阳从东乡县锁南坝升起的景象作了精彩的描绘。

　　我最欣赏《山色秋韵》第三部分“风雪高原”中的11篇文章，不仅让我们有幸了解有关青藏高原的奇异风光，也了解了为建设青藏公路、青藏铁路、格尔木新城等付出了辛勤劳动，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包括东乡族在内的各族建设者们的感人事迹，也被这些建设者不惧高原风雪严寒、艰苦奋斗开创事业，各民族团结互助亲如一家的精神所深深感动。

　　这三位学者都有如下一些共同特点：

　　他们都来自东乡基层，早期参加过基层工作，经受过艰苦生活的磨炼。马自祥早年曾任东乡县关卜小学、上庄小学教师；马志勇早年曾当过近十年普通劳动者，参加工作初期曾在东乡县教育局、政府办公室等地工作；马如基早年曾担任东乡县达板大队文书、供销社营业员，参加工作后曾担任东乡县春台乡党委书记。他们都曾在基层同东乡族群众长期生活在一起，熟悉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这些深厚的生活积淀，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为后来取得的学术成果奠定了基础。

　　他们学习特别刻苦，热爱文化艺术，并为之奋斗。作为东乡族学者，他们要比一般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正是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精神，才取得了学术上不凡的成就。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伟大的宽阔胸怀：热爱家乡，热爱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倡导各民族大团结，积极参与各项有益的社会活动，关心临夏乃至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之付出了巨大努力，作出了贡献。

　　2022年4月至2023年3月，这三位学者不幸相继逝世。但他们的著作，是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值得我们珍视和学习。他们刻苦治学，勤奋工作，积极维护民族大团结的精神，激励我们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