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蒙尘千年的敦煌宝藏

　　【光明书话】

　　近日，我的《蒙尘千年的敦煌宝藏》一书，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本旨在向读者普及“敦煌遗书”概况、内容及价值的“小书”。然而，体量虽小，也是多年研究所得。从普及传统文化的视角来看，似乎也有说道的理由。于是应邀撰文，写一点自己的心得。

　　敦煌遗书，非真的“遗书”

　　书名中的“敦煌宝藏”，指的是敦煌遗书。这遗书，并非指死者临死前留下的书信，而是敦煌古代先民留下来的经卷和文书。

　　1900年6月22日(农历五月二十六日)，道士王园禄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偶然发现了一个复洞(现编号为第17窟)，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这批总数在7万件以上的古代文献被后人称为“敦煌遗书”。

　　由于莫高窟是开凿在鸣沙山的断崖上，所以保存敦煌遗书的洞窟又被称作敦煌石室或石室。因为敦煌遗书的主体是手写的佛经，所以早期人们把敦煌遗书称为“石室写经”，并把保存敦煌遗书的洞窟称为“藏经洞”。此外，敦煌遗书还被称为“敦煌文献”“敦煌写本”“敦煌文书”“敦煌卷子”等。

　　“蒙尘千年”，是带有文学色彩的表述，而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封闭的时间和原因也确实是学术界的未解之谜，难免让人产生各种想象。由于没有发现当事人或后人的相关记录，所以有关敦煌藏经洞性质、封闭的时间和原因的各种说法，至今为止都是推测或假说。目前所知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年代最晚的写于公元1002年(宋咸平五年)，所以人们推测敦煌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应该是其后不久的11世纪初。从11世纪初到1900年，敦煌遗书在藏经洞中埋藏了900多年，接近1000年。

　　而1900年，我国正处在清王朝末期。西方列强公然派遣八国联军侵入我国，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忙于奔跑逃命的清廷最高统治者无法得知西北边陲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加之当时甘肃、敦煌地方官员大多昏聩无知，遂使这一宝藏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曾先后遭到英、法、日、俄等国“探险”队的劫掠，致使敦煌遗书流散于世界各地。

　　目前总数达7万多件的敦煌遗书分散收藏在欧、亚、美洲的9个国家的80多个博物馆、图书馆、文化机构以及一些私人手中。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16578号)、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约17000号)、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约7000号)和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约17700号)是四大主要藏家。敦煌遗书的流散，是我国近代学术文化的重大损失，成为我国近代学术的伤心史，至今令人难以释怀！

　　“石室写经”，涵括各族文献

　　敦煌遗书的文本形态多数为手写文本，也有少量雕版印刷文本和拓本。

　　在古代，印刷术发明与流行之前，文书和典籍在很长时间内是以写本的形态存在。在战国和秦汉时，主要是写在竹简和木简上。东汉时出现了用纸抄写的书籍，到了晋代，纸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书和帛书。宋代以后，印刷术流行，印刷文本逐渐成为书籍和知识传播的主要载体，取代了手写文本的地位。所以，就文字传播的方法和载体而言，大致从晋代至宋以前是手写纸本文本为主体的时代，宋以后至今是印刷文本为主体的时代。

　　敦煌遗书所处的时代正是在纸本手写文书典籍流行的时代，因而多数为手写文本。宋代以后书籍和知识传播的主要载体是印刷品，但宋代流行的雕版印刷至少在唐代已经发明了。可惜早期的雕版印刷品大多没有保存下来。所幸，敦煌遗书中保存了数十件雕版印刷品，就成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的一部分。其中最著名的《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金刚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现收藏在英国国家图书馆。

　　拓碑技术出现得更早，但早期的拓本也未能保存下来。而敦煌遗书中保存的数件唐碑拓本也就成了现知世界上最早的传世拓本。其中包括唐太宗的《温泉铭》、李邕《化度寺邕禅师塔铭》和柳公权所书《金刚经》等碑的拓本。

　　敦煌遗书的装帧形态多样，几乎包括了古书的各种装帧形式，但绝大多数是卷轴装。卷轴装也称卷子装，是纸质书籍和文书出现后流行时间很长、普及地域很广的一种装帧形式。其做法是先将纸张按需要粘成长卷，再用圆形木棍粘结在纸的一端，阅时摊平，阅后将其卷成一卷轴，这就是卷轴装的书籍或文书。卷轴装之外，还有梵夹装。梵夹装是从印度传来。因为经文是梵文，上下有两块夹板，所以被称为“梵夹装”。敦煌遗书中的“梵夹装”，是仿制的或者有所改变的梵夹装。第一个改变是经文不再是写在贝叶上，而是写在纸上；第二个改变是经文多是用中文书写。此外，敦煌遗书中还保存了“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装帧样式。

　　敦煌遗书的文字以汉文为主，但也保存了不少古代胡人使用的胡语文献。

　　在这类文献中，以吐蕃文最多。吐蕃文又称古藏文，是唐五代时期吐蕃人使用的文字。由于吐蕃人曾在公元786年至公元848年管辖敦煌，其间曾在敦煌推行吐蕃制度和吐蕃语言文字，所以敦煌藏经洞中也保存了一大批吐蕃文文献，约8000多件。这批文献对研究吐蕃史、敦煌史以及当时西北地区的民族变动都具有重要价值。

　　敦煌遗书中的第二种胡语文献是回鹘文。回鹘文是古代回鹘人使用的文字，又称回纥文。在唐宋时期，回鹘人曾在敦煌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自唐晚期以后，敦煌的东边甘州、肃州和西边的西州都曾有回鹘人建立的政权，在敦煌地区也有回鹘居民。由于以上原因，在敦煌藏经洞中，也保存了50多件回鹘文文书。这些文书的内容包括书信、账目和佛教文献，对研究回鹘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敦煌遗书中还保存了少量的于阗文、粟特文和梵文，都对研究古代的民族关系和中外交往具有重要价值。

　　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敦煌遗书是后凉王相高所写之《维摩诘经》，在公元393年(后凉麟嘉五年)，这件文书现在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年代最晚的就是上文提到的公元1002年(宋咸平五年)敦煌王曹宗寿题记，这件文书收藏在位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从公元393年到公元1002年，时间跨度达600多年，多数敦煌遗书的书写或抄写年代在唐后期五代宋初。

　　遗书研究，改写中古史

　　就内容来说，敦煌遗书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但因为是佛教寺院藏书，所以收藏最多的是佛教典籍，大约占90%左右。

　　敦煌佛教文献有很多是历代大藏经收录的传世佛经，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妙法莲华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大乘无量寿经》等。以上经卷虽有传世本存在，但由于敦煌遗书抄写年代较早，仍然具有重要校勘价值和文物价值。

　　敦煌遗书中还保存了很多传世大藏经中所没有的佛教典籍。这些“逸经”和未入藏的佛教典籍具有更高的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其中最重要的是保存了一批古逸经疏，如《金刚经》《法华经》和《维摩诘经》注疏就有130多种，530多件。这些经疏是中国佛教徒对佛教的理解，因此可以真实具体地反映古代中国佛教的特点。

　　佛教文献以外的宗教文献，还有道教典籍、景教(基督敎)典籍和摩尼教典籍。道教文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老子道德经想尔注》的重新发现，该件虽为残本，但保存了该书第三章至三十七章的经文和注释，为道教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并揭示了道教经教化的另一条途径。《尊经》《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大秦景教宣元本经》等景教文献和《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下部赞》《证明过去因果经》等摩尼教文献，为研究古代景教、摩尼教的流传提供了重要资料。

　　宗教文献以外的文书，虽然总量不大，只占10%左右，但内容却很丰富，涉及古代历史地理、社会、民族、语言、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数学、医学、体育、古籍等诸多方面，很多都是不见于正史的第一手资料。

　　历史方面，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制书、敕书、告身等公文书，律、令、格、式等法律文书，户籍、差科簿等赋役文书和买卖、借贷、雇佣、租佃等契约文书。这些资料对于了解中国古代的政治和经济情况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如“唐景云二年(公元711)赐沙州刺史能昌仁敕”，是唐代“论事敕书”的原本，存文字8行，文书上钤有“中书省之印”，中间顶天立地的大“敕”格外引人注目，这件文书已经成了敦煌文书的标志性符号。依据此件，参考其他文献，可以大致了解“论事敕书”从起草到下发的复杂过程。又如“唐开元水部式”，详细规定了唐朝对水渠、桥梁的管理制度和各级官府的相关职责，不仅为了解唐代的水利管理制度提供了珍贵资料，还可据之纠正《唐六典》《新唐书》《旧唐书》相关记载的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对唐“式”的内容和形式有了具体的了解，为从唐代文献中搜集其他唐式条文提供了文本样板。

　　敦煌遗书中保存的社会史资料主要有“氏族谱”“书仪”“社邑文书”和“寺院文书”。“氏族谱”是记录古代世家大姓的资料；书仪是古人写信的程式和范文，也包括不少对当时礼仪和习俗的规定；“社邑文书”是古代民间结社的具体资料；“寺院文书”则记录了唐五代宋初敦煌僧团生活及其与社会的联系等诸多方面。这些资料具体地反映了古代生活的真实情况。如关于古代寺院和僧人的生活，依据传世佛教经律和相关记载，古代寺院应是一个基本生活单位，僧尼过的是全部居住在寺院之内并由寺院供食的集体生活。但敦煌寺院文书却为我们展示了另一幅寺院和僧尼生活的图景。一是一部分僧尼并不住在寺内，而是住在寺外的俗家。二是住在寺内的僧尼也是过着单吃单住的个体生活。

　　敦煌遗书中保存的文学作品，以俗文学资料最引人注目，包括讲经文、因缘、变文、话本、词文、故事赋、诗话等。对这些俗文学作品的研究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史。如对敦煌变文、讲经文等文学资料的研究，就解决了鼓子词、诸宫调、词话、宝卷等后代流行的民间讲唱文学的来源问题。

　　综上，不论从数量、时间跨度还是从文化内涵来看，敦煌遗书的发现都可以说是20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宝藏。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加入这一宝藏的研究行列中来。

　　(作者：郝春文，系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