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马倏忽扫尘埃（代序）

　　承蒙冯玉雷先生眷顾，得以先睹他的百万字长篇新作《野马，尘埃》。因种种原因，多年来我极少阅读现当代的长篇小说；但是这部长篇主要取材于敦煌藏经洞、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文献资料与相关历史典籍，作为一部历时七年创作的以丝绸之路文化为题材的重要文学作品，当然会引起我的兴趣。然而，作者精心设计的独具匠心的篇章结构，时空交织的叙事方式，历史大背景下真实人物与与虚拟场景、奇幻心理的描述，乃至纷繁交错的矛盾纠葛，广阔而丰富的社会生活画面，还有当代网络语言的穿插使用，使阅读习惯单一、对现当代小说创作所知甚少，又脱离“时尚”的我读得相当艰巨。因此，当作者嘱我为之撰写书序之时，竟不知该如何下笔。好在我对敦煌的历史文化尚略有所知，对作者多年来从事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意图也比较清楚，钦羡、惶惑之余，谈些心得，聊充“代序”，请玉雷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我国的敦煌与西域地区，是世界上几大古老文明集中（或曰唯一）的交汇之地。而文明的交融，往往伴随着人口迁徙、经贸往来、政治争斗、宗教传播、战争较量而进行，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也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强大动力。可以说，自古以来，我国敦煌与西域地区的文明交汇，无论对中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变革、繁荣，还是对域外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变革、繁荣，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文明交汇，正是小说《野马，尘埃》的主题。

　　“野马，尘埃”之说，当源自我国先秦名著《庄子》中的“逍遥游”篇：“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后世注释家对此有种种解读，其中最能给我们以启发的是“四生杂沓，万物参差”“率性而动，禀之造化”这十六个字，因为道出了人类的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本质联系。当然，小说作者应该还有更深层的用意。据史籍记载，敦煌的渥洼池是出天马之地。尽管这里带有浓烈的民间传说色彩，却印证了西汉王朝西求天马这一个追求文明交流的历史事实。我以为这部小说里的“野马”是带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和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的（请注意其“青木部·金牛座卷”中对“野马”一词的多种注释）。小说从头至尾散发出“野性”和“神秘色彩”——如果我们能细细品味两千多年前孔子所言“礼失而求诸野”，那么对“野”的内涵，当有一番新的感受。主人公尚修罗出生之时，便能用西域地区流行的多种民族语言，滔滔不绝地讲述如梦如幻的神秘故事（统名《宁布桑瓦》，亦称“野马”），使人们感觉到如同降生了一匹不同寻常的充满了野性的天马。诚如小说中言：“《宁布桑瓦》多处文字如野马狂奔，尘埃飞扬，荒诞不经，类于《山海经》《占梦书》，时见谬悠之说，荒唐之言。当然，其中也不乏峥嵘高论，浩荡奇言，且最大程度体现客观真实。”看似天马行空，光怪陆离，却在纷繁的故事情节中开启了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明交汇的大幕。

　　文明交汇的主体是“人”，是在大的历史人文背景下社会生活中的各色人等。请注意作者自撰的小说“引言”里的一段话：

　　小说以安史之乱前后的中国唐朝为历史大背景，以青藏高原、西域大地、河西走廊、中原地区为人物活动大舞台，以人文关怀视角审视在社会动荡时期人们心理受到重创后痛苦的生活状态，以多种艺术手法表现社会各阶层、各民族人们在动荡岁月中的尴尬历程，及追求真善美的执着决心。

　　小说描述的盛中唐之际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敞开胸怀进行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时代，也是因安史之乱造成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经济衰落的时期。但是，这个时期的文化却得益于碰撞、交流、融合而持续了大发展的态势，呈现出空前的丰富多彩。一方面是“动荡岁月中的尴尬历程”，同时另一方面则是“追求真善美的执着决心”，两者看似矛盾冲突，实则相辅相成。这部小说涉笔的人物数以百计，上至帝王将相、部族首领、高僧大德，下到叛臣逆子、巫婆驼夫、歌妓舞女，都成为承载文化的鲜明符号；涉及的历史事件错综复杂，无论是遣使通好、设防羁縻，还是攻城略地、招降纳叛，抑或僧诤辩理、修文经商，其间充满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搏击。小说结尾前，“前河西观察判官、散朝大夫、殿中侍御史、舍人王锡奏表”颇值得细读，其中说道：“我风烛残年，唯有一念，使吐蕃与唐朝永远交好。”又说：“不管梵语还是吐火罗语，不管突厥语还是粟特语，都是承载教义的工具，如同虚幻的野马，飘扬的尘埃。其实，您所谓的‘野马’应该准确地描述为‘像野马一样升腾的云气’，与我所说的野马迥然不同。云气在太阳照射下很快就会消失，而野马不管在沼泽、冰面、雪山还是草滩、戈壁、沙漠，都能够像唐语那样稳定地保持和谐紧凑的形态和秀丽多姿的时态。”全书一直以多种民族语言来象征不同文化，而这里的“野马”“尘埃”并非虚幻的云气，而是稳定、和谐的实际存在。不管是吐蕃贵族之子尚修罗“倏”、后突厥小王子磨延泣“忽”，还是那个安禄山的同母兄弟、侏儒阿嗜尼，他们在书中的所作所为，他们的“命运”或者说是“使命”，就是在纷繁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与经济、宗教活动中承担文明冲突与交融的任务。

　　小说最后，吐蕃赞普命顿悟派高僧摩诃衍与渐悟派高僧莲花戒展开辩论，这就是佛教史上有名的“僧诤大会”（其具体内容也有幸保存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的写卷中）。论辩的结果是渐悟派占了上风，顿悟派须退出藏区。但实际上，这场论辩的结果并无输家，两派之间取长补短，不仅对佛教的进一步中国化起了推动作用，也为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小说结尾，摩诃衍将传承文化的文字全部镌刻到十二只‘羲和’与十只‘混沌’之上，又将“羲和”安装到月角位置，将“混沌”安装到日角位置，日月交辉，光耀世间，正喻示着文明的进步。野马倏忽扫尘埃，天翻地覆慷而慨。我以为，这就是玉雷这部长篇所要宣示的主旨。

　　至于小说在结构、章法、情节展示等方面的特色，在语言风格、人物塑造等方面的艺术手法，则要请广大读者去自行鉴赏和品味了。我的粗浅感受似可拟为一联：运斤有方，一颗匠心独具；变幻莫测，万变不离其宗。不知冯君以为如何？

　　2014年7月初稿于北京

　　2020年6月改定

　　柴剑虹

　　　注：本文已在《大西北文学与文化》集刊（2020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