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考古笔记展现甘肃文博考古事业发展的点滴——记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原省文保所副所长何双全

　　原标题：一部考古笔记展现我省文博考古事业发展的点滴

　　——记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原省文保所副所长何双全

何双全

何双全与谢桂华一起校对居延汉简释文

　　兰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华静文/图

　　众所周知，甘肃省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被誉为“河岳根源、羲轩桑梓”。自然，甘肃也是个文化文物大省，其自然地理复杂，民族众多、文化多样，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既有原始社会时期的古人类化石，又有晚期的各种文化类型；既有灿烂的青铜时代文化，又有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既有丰富的宗教文化，又有多姿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可以说，如此丰富的文化文物资源为辛勤耕耘在这片土地上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提供了无尽的文化源泉。而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原省文保所副所长何双全便是这些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其中一员，他从1969年参加工作到2012年退休，整整40多年的工作经历，让他亲自见证了我省改革开放以来文博考古事业的点点滴滴。

　　与文物考古结下不解之缘

　　出生在农民家庭的何双全从小就吃苦耐劳，这无疑为他日后的考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3年，何双全迎来了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他顺利考入四川大学考古系。“从小我喜欢文学和历史，上了大学之后，亲自经历了考古挖掘现场的震撼，我就对这个专业越来越感兴趣，并立志要用毕生的精力探索下去。挖掘的过程是漫长而艰辛的，对考古挖掘人员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的考验，很多时候费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却没有任何的成果，作为考古人要经得起这样的‘打击’。在我的考古生涯中挖掘过很多次大规模的文物，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很幸运的。”何双全谦虚地说。从那时起，何双全就养成了记录考古工作笔记的习惯。

　　解读简牍的过程就是还原历史的过程

　　一边说着他一边在桌上摊开了自己数十年的笔记，每一本都记录了当年的最重要的几件考古大发现。“我有记日记的习惯，所以，40多年的考古工作都有记录，我现在想把它们系统地整理出来，现在只完成了一部分，其余的还在整理当中……”记者翻看了几页，除了文字性资料外，还有表格、画图等，都是他一笔一画写出来的。

　　何双全的考古笔记中，对汉简的发掘和描述占了很大篇幅。

　　何双全对简牍的研究在考古界是非常权威的，他数十年来致力于对居延汉简、敦煌悬泉汉简、天水秦简等简牍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并出版了相关的专著，在业界得到了高度认可。何双全说：“虽然考古的过程非常艰辛，但是也充满了惊喜和乐趣，它的未知性会激励着我不断探索，我对汉简的兴趣也是在挖掘过程中培养出来的。”一般来说，汉简在气候干燥的地区保存的较好，在人员活动密集，地下较为潮湿的环境下，就会朽坏。目前甘肃挖掘出的汉简大部分是河西汉代长城烽燧遗址附近出土的当时机关办公的文书。随着对简牍研究的深入，何双全认识的古汉字也越来越多，“读汉简有一种和古人对话的感觉，通过这么多年对汉简的研究，我发现古人的有些制度和现在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他对记者说，古人也有考核制度，考核表上也会记录每天做了什么工作，工作多长时间，奖赏和惩罚也会计入不同的考核档案中。记者问道，为何挖掘出的汉简大部分都是工作记录、公文一类，记载其他内容的汉简为何没有流传下来？何双全回答说，其实大部分记载了比较重要内容的汉简几乎都被销毁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很多烧成黑炭的汉简就是这种，尽管这样，这些看来“不重要”的汉简仍然向我们透露了很多历史细节。

　　文化自信要从了解自己的文化开始

　　甘肃是简牍大省，20世纪初以来，在我省发现的汉简有居延汉简、武威汉简、悬泉汉简、敦煌汉简等等，其中20世纪90年代在悬泉遗址一次性就出土了23000多枚竹简，曾被评为“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到目前为止，我省发现和出土的历代简牍有60000多枚，这些简牍中仅汉简就占全国出土汉简的82%以上。就学术价值而言，我省简牍以其内容涉及学科门类多且保存的历史资料丰富而备受学术界关注。现保存有武威《仪礼》简、医药简、王杖简(尊老法律)，居延新简(甲渠候官)，肩水金关汉简，敦煌马圈湾汉简，甘谷汉简，天水放马滩秦简，悬泉汉简，水泉子汉简，黄家湾晋简等。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吐蕃文、西夏文木牍。甘肃汉简不仅出土数量多，而且发现较早，研究历史长，是研究历史、文化、丝绸之路、中外关系等重要史料。甘肃简牍以出土时间国内最早、国内外关注度最高、内容最为丰富、研究历史最长、研究成果最多等特点，成为我省最为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之一。

　　何双全对记者说：“让别人对自己的文化历史产生兴趣，首先自己要有文化自信，自信从何而来？就是要从了解开始，汉简是我省很有特色的文化符号，很多国外的专家都来请教，但是我们本地人却了解的不多，所以我想趁着自己身体还行的时候，多做一些研究汉简的工作，想把自己知道的知识写成文字，让更多的人们了解汉简。”

　　说着，何双全热情地邀请记者看了他保存的汉简仿制品，这是一卷极具典型意义又罕见的《王杖诏令册》。他说，此册约成于西汉成帝时期。它提供了汉代王杖诏书的格式，显示了诏书书体的特点。其字形普遍方正整饬，结体宽博，有官方文书矜持的风度。该册记载有关尊敬长老、抚恤鳏寡孤独、残疾以及高年赐杖、处决殴辱受杖主者等诏书，末简署“右王杖诏书令”六字。该批木简最早刊布在1984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由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和甘肃省博物馆合编的《汉简研究文集》中，书前印有该简册的全部照片图版。其中一段是这样记录的：“年七十以上，人所尊敬也，非首、杀伤人，毋告劾，它毋所坐。年八十以上，生日久乎？年六十以上毋子男为鲲，女子年六上以上毋子男为寡，贾市毋租，比山东复。复人有养谨者扶持，明著令……”。何双全说：“短短的一册诏书，上面却记载着如此丰富的内容，让我们知道了早在汉朝我国就有了完整的抚恤制度，且从字里行间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文关怀。”

　　我省文博考古界已发生巨大变化

　　谈起40年来我省文物考古界的变化，何双全显得非常感慨。“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和后20年的变化是惊天动地的。我最深的体会就是越来越正规化、科学化、标准化、严格化。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来。比如从专业的师资方面来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全国只有四个大学有考古系，每个专业的学生也只有十几人，最后能分配到甘肃的更是少之又少；当时文博系统在全国也不健全，省与省之间的文物考察交流也很闭塞，考古经费也很少，甚至没有。”何双全回忆：“记得以前在考古发掘现场，好几个考古队只有一台照相机，严重影响了考古发掘进度和质量，甚至很多重要的资料由于生产工具的落后而无法记录和保存。“何双全说，你想想看，当时我们班只有15个学生，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20年，考古专业人才队伍的壮大达到了质的飞跃，专业院校每年为文博系统和考古专业队伍提供充足的人才，而且现在的专业机构也很健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考古所，且各个省市的文博考古系统都有紧密的联系，对研究和发掘工作可以互相借鉴和带动起来。

　　现在的文物保护发掘利用也日趋成熟，以前考古挖掘现场挖完就回填了，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浪费。而现在把有价值的文物和现场利用起来，向公众开放，对公众历史文物知识的普及具有重要的作用。这就涉及到文物发掘与旅游开发的结合问题，我省做的比较成熟的有大地湾遗址博物馆、礼县的大堡子山遗址、嘉峪关建筑群、张掖的大佛寺、武威雷台、平凉崆峒山等。尤其是敦煌研究院的莫高窟，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是领先的，平均每天的参观人数都超过了6000人……“以前我对文物与旅游相结合持反对态度，随着时代的发展我的观念也跟着转变了，因为确实能给当地带来好处，还可以反哺文物工作的部分经费。人们通过对文物考古的了解加深，保护文物的意识越来越强。我觉得只要把握好开发程度，文物部门起到合理的监管和疏导作用，文物和旅游都可以发展的很好，并行不悖。

　　“要说改革40年来文物考古界最大的变化，我认为是专业与非专业人士对文物和考古工作的意识越来越强。”何双全说，专业队伍由过去的单一挖掘和整理转变为配合科研项目主动挖掘和研究，比如陇南、天水的先秦文化发掘，河西地区的中国早期冶金文化等，在围绕丝绸之路这条主线上，主动发掘了很多极具学术价值的考古项目，特别是近10年来，文物保护工程的日益完善，让现在的文物工作者可以迈开步子搞科研，让文博考古事业大踏步前进。

　　“因为工作过于繁忙，这本回忆录性质的考古笔记还没有完成。但是我会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地继续写下去……”从1973年开始到2012年退休，整整40周年，他用工整的笔记细致记录了40年间的改变。何双全告诉记者，作为改革开放文博考古事业的见证者，他将继续用勤劳的双手谱写自己的学术篇章。“现在，文博考古界的团队越来越专业，合作越来越频繁，很多跨界的合作也屡见不鲜，互相联合沟通已成为强烈的趋势，各部门的配合加上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这对文博事业的发展无疑是相当积极而有利的。我认为文物工作宣传更应该要做到位，我们甘肃的好地方太多，但是外界对我们还是存在很多误解和不识，古人既然留给我们那么多灿烂的文化遗产和资源，我们就应该好好的珍惜并发掘，让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古老而辉煌的甘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