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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意今情演奏交响之乐——翟万益先生陶文书法探秘

2026-11-19 17:31 来源:陇声新视角

  古意今情演奏交响之乐

  ——翟万益先生陶文书法探秘

  张平生

  陶文作为刻写或钤印在陶器上的文字,历史悠久,从原始社会到秦汉时期均有广泛应用。其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不仅是研究古代文字演变、社会制度、经济生活的重要资料,也是书法艺术的源头之一,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翟万益先生在陶文书法领域的探索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他的古陶文研究与陶文书法创作,是古意与今情的完美交融,是远古文字与现代书法艺术的完美融合,是在现代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下,对汉字发轫之初的艺术萌芽的深度探究,以及由此开展的对书法艺术源头形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成功范例。翟万益先生以深厚的文化底蕴、精湛的书法技艺和独特的创新精神,在陶文书法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探索。其独树一帜的古陶文研究成果与陶文书法创作实践,体现出文化源头的探索性、研究理念的超前性、创作风格的多元化特征。他是当代率先建立起古陶文字书法创作体系的艺术家,他的陶文书法作品与其甲骨文书法双峰并峙,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古代与现代,让古老的陶文、甲骨文在当代焕发出新的光彩,也让我们在欣赏其作品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中国书法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无穷魅力。

  翟万益书法《无畏》(69厘米×137厘米)

  溯源之旅:探索书法艺术的本源

  翟万益先生在陶文书法上的艰难探索,是与甲骨文书法同步行进的追古溯源的同向奔赴之旅。已知考古发掘证明,陶文出现于远古时期,是汉字和书法的起源阶段。“陶文产生的时期远早于其他文字,且发展时间长,整个伴随了中国文字书法的全程,可以说一部陶文史就是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书法篆刻史。”(翟万益《古陶文书法创作研究》)

  考古发掘表明,淮河畔有距今7300年的双墩遗址,出土了630余个神秘陶器刻符,构成了中国最早文字书法“档案馆”,是甲骨文诞生的关键密码。溯源上古,试图接触到书法艺术的源头,探索汉字的演变历程和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从根源上把握书法艺术的本质,是追古求新的必要途径,亦具有其他类型文字不可替代的独特意义。

  20世纪90年代初,翟万益先生入燕园,主攻古文字与书法。此前他已对照查阅《康熙字典》通研《说文解字》,在燕园聆听何九盈先生讲授《说文解字注》,前后花了三个年头。高明先生给他们开过的书单,包括《古陶文字徵》与《古陶文汇编》。“古陶文是继商周时期的铜器、玺印、货币、石刻文字之后,在古文字研究领域中出现的另一分支。”(高明《古陶文汇编》序)于是,在甲骨文和金文之外,又开辟出一个使人目不暇接的陶文新世界。陶文有着比金文更悠久、更漫长的历史,始自远古,迄于秦代,占据了中国文字史的一半时间。尤其在诸侯纷争的多元发展时期,陶文字自身的繁衍,留下了丰富的积淀,而各诸侯国文字的异化更是丰富了它的内涵。加之各地陶器作坊工匠的自由创造,古文字在那个时空里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翟万益先生通过对战国齐系刻画陶文的研究,掌握其分布与书写特征,揭示其在书法史上的独特价值。他认为,战国时期陶器上的大多是印文,其刻制的目的,只是一个原初商标的作用,是对印章和封泥的直观模拟,作为人识和自认符号,其文化意义主要在贸易方面,其刻画符号多有随意性的发挥,陶文构形真实反映了当时区域文字的现状。翟万益先生通过对邺城陶文印记的研究,分析其印式、字法、章法等艺术风格,探讨其对非篆书入印的借鉴意义。陶文出土材料的极其丰富性与文字构造的复杂多样性,形成一对矛盾,其带着自身的文化基因,构成了陶文特有的艺术语言形式。自晚清发现大量陶文残片以来,古文字学家已开始对古陶文字加以收集整理,并陆续出版了一批古陶文字拓片专集。翟万益先生认为,现在面对的陶文,是商周到秦汉以至魏晋时代的遗存,与甲骨文、简帛、写经几乎同时站在中国汉字艺术的跑道上,但陶文在这么长的历史阶段中,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文字结体存在较大的差异,其就是一个历史时段的作品,由于工匠不同、材料不同,发生变异的现象比比皆是。分析不同时期陶文书法的笔法、结构、章法等艺术特征,研究陶文的书写风格,是率真恣意、质朴自然,还是规整严谨,可发现其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影响(例如,战国陶文自由的书写风格,为当代书法创作提供了新的灵感和借鉴,打破了传统书法审美观念的束缚,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然而,陶文发现百余年来,将其作为一个艺术的参照,更多的还是在篆刻方面。陶文书法发轫举步维艰,直接原因是陶文风格多样而零散,一种类型之中文字稀少,难以形成一个整体的面貌,难以构成完整的风格体系,由此造成书法家参照的困难。

  翟万益先生从陶文入手,最初尝试以古陶文入印,其大量的古印玺、砖刻便是那一阶段的创作。将陶文用于书法创作,是在长时期的思考中,一边“在古文字书法领域中做着其他方面的工作,像甲骨文诗联的编纂与创作,楚简的学习,汉简的临摹,秦篆的强化训练,清人篆书的贴近,都在不同程度开展,对古陶文书法的创作愿望也与日俱增”(翟万益《古陶文书法创作反思录》)。真正进入陶文书法创作,绝不轻松,首先是对单个陶戳文字进行临摹,反复体味文字结构与笔画变化的特征。起始的工作,是需要解决古陶文缺字问题。在从商到秦的漫长历史过程中,陶器作为陶戳文字的载体,其质料和工艺在瓷器产生之前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戳印、刻画在其上的文字书体却不断发生变易,始终处于一种流变的过程。从单个陶戳来看,文字数量以一至四字为多,字数较多者为秦瓦书和诏版。比照、甄别同时代、同地域金文及其他载体的文字资料,当把这些古文字放在一个共生体系中加以审视思考,便会在这种大书法文化背景中完成对陶文书法形构的定位,基本拉起了一个陶文体系的文字队伍,让沉睡数千年的古文字苏醒,进而走上当代书法艺术的舞台。翟万益先生的创作实践不仅体现了对古文字的尊重和传承,还将古文字研究成果与书法艺术有机结合,为古文字在当代书法中的应用提供了范例,推动了古文字学和书法艺术的相互促进与融合。

  翟万益自作诗《哈密瓜赞》(69厘米×69厘米,释文:西域六月异香飘,知味首推霍票姚。玉瓤琼汁清肺腑,上林暑气立时消。)

  重构与升华:字法、笔法、墨法、章法的时代性

  翟万益先生在甲骨文书法领域创立“甲骨体”,而在陶文书法领域,他又创造出“翟氏之法”。著名学者楚墨先生认为,“这在书法史上也是一件流芳千古的事”,其特色体现在对字法、笔法、章法及墨法的重构与升华。翟万益先生研究认为,陶文在文字简化、结构变化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发展路径,反映了彼时社会文化对文字的影响,异代异构、异国异形、各自为政、各成体系是陶文的重要特点。翟万益先生从已有的陶文文字中体味神采气韵,对局部进行或夸张或压缩的变异处理,通过这种方式,使每个陶文字体都具有独特的个性和艺术魅力,形成了真正属于陶文书法的结构语言。比如在某些作品中,翟先生会故意将某个陶文的某一部分笔画加粗或拉长,使其成为整个字的视觉焦点,打破常规的平衡感,从而产生一种独特的艺术张力;而在另一些作品中,他又会将一些原本复杂的结构进行简化,使其更加简洁明了,以突出陶文的古朴韵味。而对于偏旁部首的移位变形,他则遵循“左者右之、上者下之;显者隐之、微者彰之”之辩证转换,以求章法布局的自然与和谐。

  笔法是书法艺术的核心要素之一,对于陶文书法来说,由于陶文的书写工具和书写方式与传统书法有所不同,其笔法的探索尤为关键。再现古代陶文的古朴、自然之美,与融入书法家的个人风格和时代精神,是一对矛盾体。在这个转捩点上,翟万益先生有他的思考和原则:一是笔法保留最具陶文特征的文字范例,这种笔画截然不同于其他书体,起止自有风神,足以代表陶文的本初特质;二是结体能够充分体现出陶文的野性书写特质,并能够融入每一个文字中。从笔法上说,要大胆解除套在陶文头上的世俗的笼头,让陶文这匹脱缰之马带着原本的野性而驰骋。

  古代陶工在陶器上打标记,一种是用印模制作工细的陶戳,一种是用柴棍随意涂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手法如何和谐统一于书法创作中,是翟万益先生面临的一大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着力在秦汉简帛、诏版、碑额、钱币文字中寻求新的笔法因素,大胆突破大小篆以中锋为主的传统笔法,多用侧锋,仰卧倾侧,率尔任性。这种笔法的运用,使得其笔下的陶文点画、线条更加灵动多变,富有节奏感和韵律感。

  一字之中见章法。由于翟先生数十年在隶书、狂草、大篆、甲骨文书法以及砖、石、陶等材质上不断刻画实践,反复实验,体会不同书体、不同载体间用笔(刀)的变化所产生的各种效果,因此在陶文创作过程中,他能够将笔法的各种变化与章法布局结合,通过轻盈流畅与苍劲的有力对比,通过大小欹侧及空间块面虚实相映,营造了从单字到整幅的章法布局。在他的一些陶文书法作品中,笔画的起笔和收笔处常常带有明显的侧锋痕迹,呈现了一种锐利而又洒脱的质感。线条的粗细变化丰富,有的地方粗壮厚实,有的地方纤细灵动,这种粗细、轻重、疾徐的对比,使作品充满了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让古老的陶文在他的笔下重新焕发出鲜活的艺术生命力。

  翟万益先生打破了传统书法中常见的整齐划一的布局方式,借鉴古代陶文在陶器上自然分布的特点,使文字在纸面上的排列更加自由随性。在他的作品中,文字的大小、疏密、高低错落有致,纸面犹如田园旷野,任文字自然生长。块面之间相互取势,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正文、落款与印章有机结合,纸面所有元素彼此之间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在创作过程中,充分考虑书写内容和自身情绪的起伏变化,让章法在没有预设的前提下自然生成。例如,在一幅篇幅较大的陶文书法作品中,他会根据文字内容的节奏和情感变化,将文字分为几个不同的块面进行布局。有的块面文字密集,形成一种浓郁的氛围;有的块面文字稀疏,留出大片空白,给人以遐想的空间。这种疏密相间的布局方式,使作品既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又不失和谐统一的美感。同时,他的落款位置也不拘一格,有时在作品的起首,有时在作品的中间,有的为长款,有的为穷款,有些只加盖印章。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落款都能与主体章法完美融合,形成一种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

  观赏翟万益先生的陶文书法作品,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墨法。在用墨方面,他早有一套“宝典”,即充分发挥毛笔、烟墨、宣纸的特殊功效,利用柔毫水墨在各种不同性能的宣纸上产生的效果,强化枯湿浓淡、粗细坚柔、笔落笔起、毫铺毫敛、提按转折,使笔画痕迹鲜明、运动感强烈。他将大草用墨之法运用到陶文书法中,又加之用水之法,墨色润而活,涨墨、飞白应用自如,有时惜墨如金,有时涨墨如潭。这种丰富多变的墨法,为他的陶文书法创作增添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使其作品更加生动鲜活,富有层次感与韵律感。

  在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翟万益先生尝试舍弃传统表现的用墨之法,一般情况下是蘸一次墨,连续书写,直到笔上墨水枯尽,仍不罢手,继续转动笔杆,使笔头在宣纸上不停挤压干蹭,直至不能再挤出一点墨色,方才再一次蘸墨。他的这种表现,从一开始下笔的涨墨,一气挥洒到墨色全无,有时候一个韵律写出了十几个以至几十个字,墨色从饱和时的涨墨到终了时的若有若无。这样一个过程的表现,前后的笔速也不是一致的,一般是先快后慢,因为蘸墨后的笔头上饱含墨汁,行笔需快,直如狂草之表现;随着墨量减少,笔速渐缓;当墨量进一步减少到第三个阶段,行以生涩之法,笔杆转动,将八方之墨都皴擦到了纸上。翟先生根据纸张的尺幅和内容来确定墨法的开展,在创作中尽量减少蘸墨的次数,使每一个蘸墨的回合都在纸面上留下了清晰的起止,如诗的起转,如画的层次,展示出深度转换的玄妙。

  在陶文字法、笔法、章法乃至墨法营造上,翟万益先生站在了陶戳文字和刻画文字的中间,同时吸收这两种表现手法的笔法特点,在行笔中大胆运用露锋起笔、露锋收笔,适时辅以藏锋手法。这时他适当挪用自己在甲骨文创作中积累的一套笔法,并加以夸张,于藏锋之处,挥毫的力度可以是风驰电掣,也可以轻柔如微风轻拂,剧烈与轻柔同时出现在一个字或一幅作品之中,笔道的对比性、审美主体的视觉感受不知不觉间被强化。

  风格裂变:生生不息的时代活力

  古陶文的发现与研究已过去一百七八十年的时间,除对篆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外,将其引入书法领域加以研究应用者,至今仍凤毛麟角,文字通识与补缺的困难以及风格培育的艰巨,犹如大山横亘。《古陶文汇编》收有可识文字仅1200字,创作一幅作品,往往捉襟见肘。翟万益先生敢于在此领域探索挖掘,源于他20多年来对古文字的学习积淀,从小篆、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而至陶文,有了充分的准备和铺垫,再尝试以陶文进行书法创作,便水到渠成。

  如何解决书法创作中文字存量严重缺乏的问题?翟万益先生在借鉴甲骨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胆突破,在陶文中寻觅不到的字,便到甲骨文、金文和历代碑额中取之。对典籍中未收录的陶文,就以开放的胸襟解除羁绊,上至甲骨文字,下至汉代金文碑额,放手假借,以求得文字自身的正确为原则。由于古代陶文的结构较为随意,缺乏统一的规范,这就需要在创作中对其进行合理的重构和升华。在这一过程中,翟先生并非简单地照搬其他文字的结构,而是深入研究陶文的形态特点和内在气质,将借来的文字结构进行巧妙的改造,使之与陶文的整体风格相融合。

  翟万益先生认为,陶文书法的创作需要站在中国书法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之中,吸收有用的成分,不被已有风格系列所吞噬。研究陶文书法与当代书法创作的融合方式和途径、如何在当代书法作品中体现陶文的古朴韵味和独特艺术风格,成为当下新的研究趋势,不仅丰富了当代书法的创作素材和表现形式,也为陶文书法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翟万益先生研究认为,与印模陶文以及刻画陶文相比,书写陶文更加灵动自由,能够更好地体现书写者的个性与情感。从部分出土的书写陶文中,可以看到笔画的起笔、行笔以及收笔都有明显的变化,这说明当时的书写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运用笔法技巧,这无疑是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整个陶文世界里,与翟万益先生心性、审美最契合的,是工匠信手挥洒的那类作品,奔放、自由、抒情,无拘无束,一任自然,把所有的“法”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只剩下了自我,这种表现强化的是刻画者(工匠)的血脉偾张与激情,再现了他们在循规蹈矩之中突然迸发的自我表达,人性在那一瞬间的自由飞奔。

  释文:山巅草舍香陈酒,老叟漫行过溪口。顺手裁云抵酒钱,晚来无事可饮乎?

  窑火淬炼:泥土演奏出的精神交响

  “陶文的泥味”是翟万益先生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陶器源于泥土,土性厚德,据中五行,孕育万物,承载万物,生化运化,平衡协调。陶文承载着古代人类的生活信息和文化记忆,它诞生于人类与泥土亲密接触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与农业文明密切相关。泥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陶文在泥土制成的陶器上出现,见证了人类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让人能从中嗅到古老泥土的芬芳,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变迁。

  制作陶器时,泥土经过筛选、揉制、塑形等工序,即便经过烧制,仍能让人感受到那种来自大地的深沉与厚重。陶器残片承载着泥土的特性,带着大地的气息与生命的力量,蕴含着无尽的可能。在翟万益先生的意识深处,埋藏着“泥土本色——质朴自然的美学根基”这样一种思想,像一座灯塔,指引着他在暗夜里艰难前行。泥土中丰富的矿物质赋予了陶器多样的色彩,而陶文书法在发展过程中,也如同吸收了不同色彩的泥土一般,展现出开放包容的文化品格,其融合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在交流与融合中不断发展壮大。从远古时期人类无意识地在陶坯上留下痕迹,到后来有意识地镌刻符号、文字,陶文书法逐步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包含深厚的文化内涵,承载着时代的精神与人类的智慧。在人类文明的漫漫长河之中,陶文书法宛如星辰大海,散发着神秘而迷人的光芒。

  陶文的线条、形状和布局往往具有一种自然、随性的美感,这种美感与泥土的可塑性和随意性相呼应。陶文的创作者在陶器上刻画或书写时,可能没有经过严格的规范训练,而是根据自己的直觉和情感进行创作,因此陶文呈现出一种自由奔放、不拘一格的艺术风格,充满泥土般的生机与活力。

  陶文的“泥土味”还体现在它所传达的意境上,它让人联想到广袤的大地、泥土中的生命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种意境给人以宁静、质朴的审美感受,让人在欣赏陶文时,仿佛能感受到泥土的温暖和自然的气息,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早期陶文的创作者们以最直接、最朴素的方式在陶坯上刻画,没有过多的修饰与雕琢,这使陶文书法从诞生之初就具备了质朴自然的气质。这些文字笔画简洁流畅、形态随意自由,不刻意追求规整与对称,它们宛如大自然中生长的植物,每一个符号都散发着生命的气息,是对自然的敬畏与赞美。

  翟万益先生在《古陶文书法创作反思录》中写道:“使陶文成为书法艺术,其构形应该不断加以提升,使之更加符合审美的需求。由于自己对古文字材料的熟悉,变异起来比较得心应手,局部的夸张和压缩,整体的加大和缩小,总是从陶文那种稚拙奔放、粗犷敦厚、幻化不经的艺术质性上去体味,在原有造型特征基础上求得撼动人心的艺术效果,淡化程式的照搬,而注重审美精神的提升,让陶文通过自己的创作,产生一个完整的艺术生命整体。”随着研究和创作的不断深入,陶文所包含的书法艺术元素逐渐被融合于创作实践之中。

  窑火淬炼出坚韧不拔的精神象征。陶土在经过高温窑火的淬炼后,才得以成为坚硬的陶器,这一过程恰似陶文书法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的磨难。翟万益先生在陶文书法乃至篆刻上的艰难探索,同样经历了炼狱般的淬炼。从最初的临摹,到逐步形成古文字系统,并着力在秦汉简帛、诏版、碑额、钱币文字中寻求新的笔法因素,从秦汉简帛中汲取自然流畅的笔意,从诏版中借鉴刚健有力的线质,从碑额中领悟古朴雄浑的韵味,从钱币文字中探寻灵动多变的结构……这些丰富的笔法元素,经过他的巧妙融合与运用,让古老的陶文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数十年的探索之旅中,面对不同历史时期的陶文遗存和丰富繁多新元素的碰撞融合,其掘进路径与步伐一定经受了不断的挑战与变革。然而,如同经受窑火考验的陶器一样,翟万益先生顽强地坚持下来,不断拓展视野,吸收新的考古发掘成果,敏锐地捕捉到陶文书法的独特魅力和巨大创造潜力,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体系和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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