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什么批评樊迟学稼？

　　作者：张万刚

　　孔子为什么批评樊迟学稼？近日翻阅了《左传》《史记》的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等资料，理出了一些头绪。

　　关于樊迟及被孔子批评的相关记述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了显有年名及受业见于书传者三十五人，无年及不见书传者四十二人。樊迟在显有年名及受业见于书传者中列第二十六。樊须字子迟，少孔子三十六岁。郑玄《论语集解》谓樊迟是齐人。《孔子家语》说樊迟是鲁人。《论语索引》和《论语正义》均采《孔子家语》鲁人说。齐鲁相邻，到底是哪里人，不须细究。据考证，樊迟生于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卒于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其长于鲁、事于鲁、死于鲁、葬于鲁是不争的事实。

　　《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了樊迟参与齐师伐鲁之战的事。这年（公元前484年）春，齐国因为上一年哀公“会吴子、邾子、郯子伐齐南鄙，师于鄎”的缘故，由国书、高无邳帅师伐鲁，到达清地。孔子的另一弟子冉求担任掌权的季氏宰。季孙问冉求应对之法，冉求提出主政的三桓季孙、叔孙、孟孙三人中，一人留守，两人跟着国君在边境抵御，被季孙否决。冉求退而建议在境内近郊抵御，又遭叔孙、孟孙反对。冉求又提出：国君不出战，由季孙一人帅师背城而战，不参战者就不算是鲁国人。冉求分析并劝说季孙：鲁国的卿大夫各家的总数比齐国的战车要多，即使季孙氏一家的战车也多于齐军，有什么可担心的？叔孙、孟孙两位不想作战是因为政权掌握在季氏手里。国政承担在您的肩上，齐国人攻打鲁国而不能作战，这是您的耻辱。这就完全不配列于诸侯了。之所以详述战前冉求的谋划，是为了说明孔子的弟子不仅重学问，还有敏于政事、擅于军事的人才。

　　此战，鲁国由孟孺子泄帅右师，颜羽御，邴泄为右。冉求帅左师，管周父御，樊迟为右。对于冉求任时年二十一岁的樊迟做副将，季孙说：“樊迟年纪太轻了。”冉求说：“因为他能够听从命令。”季氏出甲士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老幼守宫。鲁军和齐军战于郊。齐军从稷曲攻击鲁军，鲁军不敢过沟迎战。樊迟对冉求说：“不是不能，是不相信您，请您把号令申明三次，然后带头过沟。”冉求照他的话办，杀入齐师，获甲首八十，齐人遁逃，鲁军大获全胜。冉求多次请求追击，却未得季孙允许。战后，季康子问冉求：“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求回道：“学之于孔子。”可见，孔子因材施教，不仅教文、行、忠、信，还会教军事等具体的技能。因为说到了孔子，冉求趁机介绍，才有了季康子“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结束十四年周游各国的经历。

　　这一年，孔子已经六十八岁了。正是孔子归鲁，才收了樊迟为徒。

　　樊迟好学，多次向孔子请教“仁”“孝”“知”“崇德、修业、辩惑”等内容，是孔子晚年的得意门生。但是，在向孔子问“稼”“圃”时，却遭到了孔子的批评。原文是：

　　樊迟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将樊迟批评为“小人”，是说其志向不远大，境界不够高。为什么孔子会如此严厉地批评樊迟呢？    

　　联系孔子的求仕传道之路、当时的历史背景及对农人的态度，其原因大致有三。

　　其一，对道之不行的失望。

　　孔子贫且贱，青年时代曾做过委积仓库之吏和“畜蕃息”的“乘田”。适周从老子学礼后，数次向齐景公陈说政见，虽得首肯但终未能用。也就是用“土羊”“防风氏之骨节专车”等抖抖学问。又因鲁国季氏“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一心教授弟子。前五十年“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

　　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五十岁的孔子终于等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他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第二年（定公十年）春，齐鲁夹谷会盟，孔子摄相事，具军备，会盟中指斥齐“四方之乐”为夷狄之乐，斩“宫中之乐”的优倡侏儒，齐景公“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论语正义》说归还的郓，“鲁筑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谢城。”定公十三年又推行“堕三都”，意在抑制权力过大的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家臣私邑的势力，增强公室的权威。叔孙氏郈邑、季孙氏费邑二城成功拆毁，但郕邑宰公敛处父以地处齐国边境，具有战略保障作用反对拆毁城邑，此项改革未竟全功。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8年），五十六岁的孔子正式由大司寇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执政仅三个月，鲁国内政外交等各个方面均有起色，百姓安居乐业，各守礼法，社会秩序良好，路不拾遗，客至如归。孔子杰出的执政能力让齐国倍感威胁，于是设计送鲁哀公美女良马，使其沉溺酒色，怠于政事。孔子的弟子子路劝其离开，孔子坚持再等等，却没等来祭祀后给公卿大夫的膰肉。孔子失望之余，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于是离开了鲁国，与弟子们踏上了周游列国之途。

　　周游列国并不如意。孔子适卫国，过匡城、蒲城，去曹适宋国，陈国，拟去赵国，因哀于赵国两位贤大夫窦鸣犊、舜华之死而止，返卫，后又自陈迁于蔡，至叶、楚等，颠沛流离各国，或不被任用，或被围攻，或被威胁，或被驱逐，或被忌惮，几欲饮食断绝，正如郑人对子贡所说的“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对此评竟也颇为认同，说“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直到鲁哀公十一年归鲁，前后凡十五年。归鲁后“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其政治抱负、礼法道德终不见用。

　　在周游列国期间，鲁哀公四年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时，断粮七日，曾对三名弟子发出同一问题：“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於此？”他引用《诗经·小雅·何草不黄》句，说我既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疲于奔命在空旷的原野。生存都这么艰难。难道是我的道不对吗？我怎么到了如此地步？这是问弟子，也是问自己。

　　子路的回答是“莫非是我们还不够仁爱吗？所以别人不信任我们。莫非是我们还不够智慧吗？所以别人不实行我们的道。”孔子答：“如果仁者必使四方信之，安有伯夷、叔齐饿死乎？如果智者必使处事通行，安有王子比干剖心哉？”意指身陷困境并非因为道不对或修养不够，而是时局使然。‌‌

　　子贡的回答是：“夫子之道极其宏大，所以天下没有国家能容纳您。您何不稍微降低些标准呢？”孔子答：“优秀的农夫善于播种耕耘，但不能保证一定有好收成；优秀的工匠手艺精巧，但不能保证作品完全合乎每个人的心意。君子能修炼其道，以纲纪进行约束，以道统进行治理，但不能保证被现实所接纳。你不重修道而求被世俗接纳，你的志向还不够远大啊。”此处的“赐，而志不远矣！”与“小人哉樊须也！”的批评是差不多的。

　　颜回与子贡的见解有一致的地方，比如他也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但颜回不是劝孔子降低标准以让现实接纳，而是说夫子之道不被接纳恰恰能显出君子的本色，不必忧虑。如果道修得不够好，那是我们的耻辱；如果道已经很好了却不被采用，那是当权者的耻辱。这话深得孔子之心。对道之不行的失望，其实是对当权者的失望。

　　其二，对当权者的失望。

　　鲁国从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季武子四分公室，季氏掌握其二，叔氏、孟氏各取其一，政令出于三桓之手，君主徒有其名。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公室与季氏的矛盾激化，鲁昭公亲自率兵讨伐季氏，反而被三桓合力击败，昭公奔齐。之后鲁定公、鲁哀公均未能扭转三桓秉政的局面。孔子行其道的最辉煌时刻是五十至五十六岁鲁定公任内。但其果断离开，既有对当权者沉沦于齐之美女良马、怠于政事，不遵礼仪、不敬公卿的失望，也有“堕三都”削弱三桓势力未实行到位与执政重臣之间的矛盾对立。

　　鲁国的政治特点其实是春秋时的缩影。周平王东迁后，天子权威名存实亡，礼崩乐坏，军权与政权下移至诸侯及卿大夫手中。齐、晋、楚、秦等大国通过战争与会盟争夺霸权，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争不断出现。执政者从现实考量，更多地需要富国强兵的治国理政军事外交之才，而“仁”“德”“礼”等孔子眼中的大道难以被执政者接纳。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孔子举了秦国任用起于累绁之中的百里奚爵之大夫的例子说明秦国强盛的原因，但不同于后世的战国普遍任用士人，在用人上，春秋时世卿世禄制仍是主流。执政的卿大夫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很难给孔子入仕的机会。如齐国的晏婴谏阻齐景公：“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卫灵公则是“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将孔子当个摆设与其同车招摇过市。宋司马桓魋欲杀习礼大树下的孔子，拔其树。楚令尹子西谏阻楚昭王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理由是“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

　　而从文化上看，‌孔子创私学，孔子诛杀的少正卯跟孔子一样，也在鲁国开办私学，因其能言善辩、倡导变革，吸引了大批追随者，甚至导致孔子的学生多次跑去听讲，少正卯因此被称为“闻人”。子贡因少正卯被诛而进言孔子：“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撮聚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孔子弟子中，颜回父子、仲弓等皆少贫贱。私学兴起，突破知识传播的贵族垄断，士阶层崛起并流动于各国。孔子既无不求仕，就一门心思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编史、删诗、读易。

　　其三，对农人、稼穑、隐士的态度。

　　《荀子》记载了孔子对鲁哀公说的一句话：“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这被认为是最早的民本思想。可见，孔子对普通民众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视的。《礼记》中记有孔子谈农人的两段话。《表记第三十二》中，孔子说：“君子之所谓义者，贵贱皆有事于天下。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意谓贵为天子，也应带头亲耕，为诸侯百姓作表率。《仲尼燕居第二十八》中，孔子又说：“苟知此（礼）矣，虽在畎亩之中，事之，圣人已。”意谓只要知礼，恪守本职本分，即便是一个种地的农民，也可以说是圣人了。《孔子家语·六本第十五》更记下了他“治政有理矣，而农为本”的思想。

　　孔子教徒‌主张“有教无类”，除了诗书礼乐文行忠信外，其他技能会不会教？鲁哀公三年孔子在卫，卫灵公问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而在鲁哀公十一年季康子问冉求：“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求回道：“学之于孔子。”可见教不教，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教的人对不对的问题。《孔子家语·相鲁第一》提到，鲁定公任用孔子为司空，“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可见孔子对鲁国做过土地考察，能因地制宜地指导耕种。虽稼不如老农、圃不如老圃，教教弟子还是拿得出手的。这可能是樊迟向孔子学稼的原因。可孔子还是推辞了，不教。这仍然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请学的人该不该被教的问题。

　　孔子在周游列国时，几次遇到避世隐居的农人。如在卫时，孔子击磬。有荷蒉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硁硁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这个背着草筐的人是懂音乐的，可见是个隐士。他说，好有心情呀，在击磬嘛！磬声硁硁，既然没有人理解重用，就先管好自己。孔子无言以对。离叶返蔡时，遇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为隐者，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桀溺搞清楚问路的是孔子和子路后，说你们周游列国，是知道路的人，只低头耙土，并不告知所问之路。还劝子路，“你看那水流滔滔，天下治乱，谁能改变啊？空舍此适彼，又有何益，与其跟随像孔子那样躲避无道君主的人，哪里比得上跟随逃避整个乱世而隐居的人呢？”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的意思是隐居山林之人，不可同群。虽是乱世，可我的道不会改变。在蔡时，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隐者也。”复往，则亡。老农的意思是连基本的粮食都分不清，怎么能称得上夫子呢？这几次遇到隐居的农人，孔子或被怼，或被拒，或被讽，总之是没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

　　对孔子批评樊迟学稼的总结

　　理完上面这些，我们再回头看樊迟学稼的问答。

　　樊迟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孔子觉得樊迟虽兴趣广泛，会种田，但不好好学道，而去学稼圃，是志向不高，境界不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这是孔子以儒治国的理想。虽道之不行，世所不容，那是执政者的耻辱，而作为孔子及孔门弟子，怎么能放弃道呢？只有坚守正道，“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哪里用得着你去学稼穑之术！我虽知道稼穑，但遇到无道的君主就学那些避世的隐士，以农隐身，不修道广德，那我教这弟子还有什么用呢？

　　这良苦用心，樊迟应该是听进去了的。孔子死后，樊迟继承孔子衣钵，兴办私学，在儒家学派广受推崇的各个朝代享有较高礼遇。唐赠“樊伯”，宋封“益都侯”，明称“先贤樊子”。这恐怕是连孔子也没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