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踏春归——铜奔马的千年传奇与文明回响

　　原标题：天马踏春归——

　　铜奔马的千年传奇与文明回响

　　东汉铜奔马

　　彩绘木轺车（汉，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 彩绘木轺车由舆车、伞盖、御奴和马组成。御奴跪坐，作双手持缰状。马头部有铜当卢，兽面饰衔嚼一副，颈上套轭。据汉代制度，此车的形制为六百石至千石的官吏乘坐的车。

　　铜车马仪仗队

　　彩绘木马

　　岁聿云暮，年味正浓，2026丙午马年正踏着轻快的蹄声向我们奔来。提及马年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东汉铜奔马，无疑是绕不开的焦点。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发布的吉祥物中，活泼灵动的“骥骥”正是以这匹矫健的“天马”为灵感设计而成，也让这件跨越两千年的青铜珍品再度成为连接古今、万众瞩目的文化明星。

　　近日，记者专程走进甘肃省博物馆，在展厅柔和的灯光下，与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李永平面对面。玻璃展柜内，通高34.5厘米、长45厘米的铜奔马静静伫立，三足腾空、右后蹄轻踏飞燕的经典造型，在光影中流转着惊心动魄的美感。“你看它的肌肉线条，饱满而富有张力，马首高昂的姿态，仿佛能听到穿透青铜的嘶鸣。”李永平俯身指向展品，目光中满是敬畏，“这不仅是一件雕塑，更是汉代工匠用青铜凝固的‘速度’与‘力量’。”

　　谈及铜奔马的来历，李永平打开了话匣子，一段往事在他的讲述中徐徐展开。“这匹天马的重现，源于一次偶然的发掘。”1969年8月，甘肃武威雷台附近新华生产队的村民们在挖防空洞时，意外凿开了一座尘封千年的汉代墓葬。“墓室里一片漆黑，村民们找来电灯探照，才发现里面散落着大量铜器、陶器，铜奔马就在其中，还有完整的铜车马仪仗队。”

　　随后，甘肃省博物馆的文物工作人员为这批文物系统地登记造册并收藏保管。经过多年的整理研究，关于雷台汉墓的发掘报告于1974年第二期《考古学报》正式发表——这份当时最权威的考古学术期刊，首次向学术界全面披露了铜奔马的考古信息。通过解读文物铭文与墓葬规格，考古专家推测，雷台汉墓是东汉时期一位姓张的将军与其妻子的合葬墓，而那支包含39匹铜马、45件铜俑、14件铜车的仪仗队，正是墓主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汉晋时期的墓葬中，通常只随葬一匹铜马或一匹铜马拉车，像雷台汉墓这样随葬39匹铜马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特例。”李永平补充道，这一特殊的随葬规格，也从侧面印证了汉代河西走廊地区马文化的繁荣，以及马在军事、交通、礼仪中的重要地位。

　　铜奔马真正声名鹊起，离不开郭沫若先生的慧眼识珠。1971年，当他见到铜奔马时，不禁惊叹：“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就是拿到世界上去，都是一流的艺术珍品。”彼时，故宫博物院正筹备出土文物展，在郭沫若的极力推荐下，铜奔马与雷台汉墓的铜车马组一同入选参展。

　　“那是铜奔马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公开亮相，作为国家大型文物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展品，它一下子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李永平继续说道，“这次展出让铜奔马从一件馆藏文物走进了公众视野，不仅赢得了普通百姓的喜爱，更获得了学术界、艺术界的广泛认可。此后，铜奔马作为中国文化的使者，先后赴法、英、日、美等12个国家巡回展出，郭沫若先生欣然挥毫写下‘四海盛赞铜奔马，人人争说金缕衣’的诗句，定格了它在世界舞台上的惊艳时刻。”

　　到了20世纪80年代，铜奔马被定为中国旅游标志。“这个选择再恰当不过了。”李永平解释道，“铜奔马凌空飞奔的造型极具视觉冲击力，而在汉代，马与国家战略、长城防御、丝绸之路交通、日常生活、军事通信都有着密切关联。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汉代国家统一、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秦汉之前，河西走廊是游牧民族的聚集地，汉武帝时期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后，游牧部族逐步融入大一统国家体制，这种融合与包容，正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体现。如今，铜奔马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全国各地的雕塑、壁画中都能见到它的身影，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化符号。”

　　细看这匹马，铜奔马全身的重量与奔腾的动势，仅靠右后蹄踏在飞燕背上的小小支点支撑，这背后，藏着古人超凡的智慧。“以前我们只惊叹于它的平衡之妙，近几年通过红外线扫描，我们有了新的发现。”李永平透露，甘肃省博物馆利用红外线技术对铜奔马进行全面检测时，发现其支撑腿内部嵌入了一根铁芯，形成了“铁骨铜腿”的结构。

　　“这根铁芯就像现代混凝土中的钢筋，极大地增强了支撑腿的硬度和稳定性，才能让这惊世一踏历经千年而不坠。”李永平进一步推测，这根铁芯的材质可能是纯度极高的优质铁，甚至接近现代钢材的性能，否则难以承受铜马的重量并保持千年稳固。更令人称奇的是，除了支撑腿内的铁芯，铜奔马的马身、其他四肢及脚下的飞燕均为空心结构，采用分铸拼接工艺制成。“马身与四肢分铸，再用榫卯结构连接，接触点的直径极小，却能精准契合，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大国工匠的高超技艺。”

　　作为河西走廊铜马的典型代表，铜奔马的工艺特征极具地域特色。李永平多年研究发现，汉晋时期铜马出土主要集中在甘肃河西走廊与西南地区（包括广西、贵州等地），但两地铜马风格迥异。西南地区的铜马普遍体型较大，绵阳何家山出土的铜马高达135厘米，腿身比例瘦长，榫卯处有明显空隙；而河西走廊的铜马比例协调，四肢有力、肌肉饱满、气势雄伟，铜奔马便是其中的巅峰之作。“这种差异说明两地铸造技术各有传承，但也能看出文化交流的痕迹，我甚至推测汉代存在一条‘铜马之路’，连接河西走廊与西南地区。”李永平说。

　　如今，这匹“天马”见证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作为禁止出国（境）展览的珍贵文物，它虽不再频繁远行，却通过数字化展示、文创产品、春晚吉祥物等多种形式，持续向世界传递着中华文明的魅力。

　　本报记者 周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