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中的马，见证中华民族交融之路

农历马年春节将至，一场场以“马”为主题的展览在各地渐次启幕，铺展一幅意蕴悠长的迎春画卷。

在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长河中，马的引入与融合，推动了一场跨越数千年的深刻变革。从车马坑中精致的木质轮毂，到《驿使图》上驰骋传信的飞骑；从茶马金牌“阴阳合符”所见证的严密制度，到唐三彩马所映射的盛世气象，这些无声的文物共同讲述着一个宏大的主题：中华民族如何借马的奔腾贯通道路、巩固制度、联结四方，最终将广袤土地上的人群凝聚为血脉相连、生生不息的“我们”。

当马从运输工具升华为文化意象，进而深深嵌入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它便不再只是历史的参与者，更成为理解中华文明何以延绵、何以壮阔的一把密钥。

从家马传入到车马礼制

据考古发掘和研究考证，中国早期家马主要来自欧亚草原，之后持续进行繁育改良。其传入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经河西走廊进入，如甘肃永靖大何庄、秦魏家墓地等遗址出土的马骨就是见证；二是自北方草原南下，如陕西榆林石峁、宁夏隆德沙塘北塬等遗址可见其遗存。

马匹在中国早期社会中主要应用于战争、祭祀与贵族仪仗，并逐渐演变为礼制符号。商代晚期，“车—马”组合已趋成熟并形成制度，陕西西安老牛坡、河南安阳殷墟、山东滕州前掌大等遗址中，均可见到“一车二马”的稳定配置。至西周时期，车马陪葬与车辆装饰进一步成为身份与等级的重要标识。笼头、銮铃、车轮等物不仅彰显礼仪，更承载权力象征与社会秩序的共同认知。

西周“盠”青铜驹尊。

一件出土于陕西宝鸡市眉县李村的西周“盠”青铜驹尊，尊腹与盖上各铸铭文，记录周王在斥地举行“执驹”礼：两岁的小马离群服役，天子亲自为马驹系马具，并赐予贵族“盠”。这件青铜驹尊正是盠为“感天子恩”而铸，使西周马政制度跃然于器物之上。东周时期洛阳王城广场车马坑的发现，则让古代典籍中的礼制获得更直观的实物见证。5号坑中“天子驾六、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的车马组合，似乎与文献记载的等级秩序相呼应。

秦始皇陵一号铜车马。

车马之制，亦映照帝王气度格局。历史上，秦始皇以青铜凝铸征战车马，显示其横扫六合、定鼎一统的武功与自信；汉武帝则以鎏金铜马，彰显其对交通网络与边疆资源的深远整合，展现的是天下贯通的视野与统治智慧。

从驿传体系到茶马互市

当马成为交通工具，意味着人群流动与信息交换的半径进一步拓展，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生产方式、器物技术与观念经验开始更频繁地相遇、碰撞与融通。

在古代社会，马的“速度”是国家信息与政令传递的生命线，驿传制度因而成为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撑。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代《传驿马名籍》简，详实记录了当时驿站对马匹的严格管理。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处驿站，悬泉置管理着“传马”和“驿马”等关键物资，前者拉曳传车，后者供人骑乘。通过简牍可知，当时马匹管理制度严格，每匹马均登记于名籍，详细记载其名字、年龄、身高等信息。目前出土的汉简中可见大量购马记录，价格在“六畜”之中最高，可见汉王朝对马匹使用和管理的高度重视。

魏晋《驿使图》

甘肃嘉峪关壁画墓出土的魏晋时期《驿使图》，驿使手持“檄文”、马背绑有“传符袋”，以高度凝练的画面再现了驿使驰送文书的瞬间。古代驿传体系中，以道路为骨架、驿站为节点、驿骑为动力——覆盖广域的国家运行网络由此展开。古代的统一不仅写在法令上，也跑在路途中。命令、军情、司法与礼仪，正是借助马匹与驿站，在广袤疆域中保持同步的行政节奏。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唐代《长行坊支贮马料文卷》，则将宏大制度落实为日常运转的细节。文书逐条记录天宝十三年至十四年（754年—755年）西州、庭州等驿站体系中马匹与草料的支出，如“岑判官马柒匹共食青麦三豆（斗）伍胜（升）付健儿陈金”等细节，展现出一套精细的供给与管理模式。无数驿卒、马匹、官员、商旅在同一网络中各司其职，使边疆与中原依循共同的规则彼此连接，支撑起国家治理的时空框架。

除了加速信息传递，马匹也深度参与经济交换，推动跨区域资源与文化的互通与交融。从唐宋到元明清，茶马互市延续千年，成为中原农耕人群与西部、北部游牧人群之间制度化的贸易形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茶马古道，以马帮为主要运输力量，成为西南地区民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走廊。

青海贵德县古城墙出土的“金牌信符”

明洪武年间创立的“金牌信符”制度，则把茶马贸易进一步纳入国家规范体系。青海贵德县古城墙出土的明代“金牌信符”分为阳文牌（存于明廷内府）与阴文牌（颁发给边疆部族），交易时须“阴阳合符”、勘合无误方可进行，强调可识别、可核对、可追责。其制度的意义，不只是管理交易，更在于让人们在共同规则中建立信任与秩序。

茶马互市与茶马古道相互交织，形成贸易网络与交通网络共生共荣的格局，使农耕与游牧区域在持续往来中逐步形成稳定相依的经济共同体，也为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通铺设长远的道路。

从“有用之物”到“共感之象”

马的普及不仅带来了速度与力量，更催化了生活方式的深层变革。农耕与游牧人群围绕“马”展开的交往，逐渐从物资交换走向技术、制度与审美的相互嵌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项成果，当属战国“胡服骑射”的改革与马镫的发明演进：前者让人更适合“上马”，后者则让人在马背上“骑得稳、好发力”。

战国时期，面对北方游牧骑兵的压力，赵武灵王力推“胡服骑射”，以贴身短衣、长裤、皮靴取代宽袍大袖的深衣。衣着之变使人马结合更紧密，大幅提升了骑射的机动性与战斗力。这不仅是军事革新，更标志着中原主动吸收草原民族的经验与智慧，并将其转化为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

辽宁北票市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木芯包铜鎏金双马镫

马镫的演进，同样凝结着持续的改良与交流。从南京东吴墓（271年）陶骑马俑上的原始单镫（便于上马），到长沙西晋陶骑马俑（302年）上的三角形单镫（辅助平衡），再到南京东晋墓（322年）陶马上成熟的双镫，直至辽宁北燕冯素弗墓（415年）出土的木芯包铜鎏金双马镫，这一序列清晰展现了马镫从单镫到双镫的持续改进与定型的过程。其定型既依托于中原发达的工艺传统，也得益于与欧亚草原骑乘技术的互动启迪。

在中国传统的“观物取象、立象尽意”中，马既是道路开辟与秩序建立的参与者，也是情感与想象的承载体。当马深度进入人们的生活、礼制与审美，它就从“有用之物”升华为“共感之象”。

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的一对玉马，体量不大，以温润的青玉雕出昂首嘶鸣的动态。妇好墓出土玉器多为和田玉，这充分说明，早在商代晚期，中原王朝与西域已经有了玉料流通与文化交流。

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的铜奔马，以“三足腾空、一足点地”之势，将“追风逐电”的想象凝固定格，折射出汉代向外奔驰、开拓远方的精神气象。

陕西礼泉出土的唐代彩绘戴帷帽女骑马俑

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出土的马头鹿角形金步摇，以金片立体雕刻马的角、鼻、鬃，佩戴者行走间摇曳生姿。小小饰品把游牧与农耕的技艺与审美巧妙缝合，成为六朝风华的“时尚注脚”。

盛唐时期，马在开放与繁盛中被赋予“雄健与华贵”的双重气质，从宫廷仪仗到墓葬明器，马的形象被反复塑造。“昭陵六骏”以雄浑写实的刀笔，镌刻出初唐时期昂扬奋发、锐意进取的时代灵魂。出土于陕西西安的一整套唐代打马球女俑，5位女性骑手策马挥杖，虽球门已朽，却难掩“速度+竞技”的沸腾感。

及至明清时期，乾隆款青玉卧马，圈躯回道，眼神温顺，把辽阔草原与温润中原的气质融于一体。它不嘶鸣、不奔腾，却在静默中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时间接力”——从殷墟玉礼到清代玉玩，马始终是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的“速度图腾”与“力量象征”，承载着中华儿女共同的历史记忆与审美共鸣。

从古至今，在中华大地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塑造出姿态万千、意蕴深厚的马形象，这些马形象既承载着鲜明个性，又融汇文化共性，成为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文化特质的生动写照。今天，当我们凝视这些文物，或许能进一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并非在某一时刻形成，而是由无数人驭马走过的路、构建的制度、流通的物资、共享的审美，层层积累、渐渐熔铸而成。马蹄声声，踏出的是迢迢道路，连接的是辽远山河，凝聚的正是绵延不绝的“我们”。

（本文图片由王涛提供）

【作者：郭欣瑶 熊洁雅 王涛；单位：西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