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勤：沙漠绿洲中的文化瑰宝 曲子戏的前世今生

　　在河西走廊东北部、石羊河末端，被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三面环抱的民勤县，不仅以坚韧的治沙精神闻名，更孕育了一朵璀璨的艺术奇葩——民勤曲子戏。它既非秦腔之高亢，也非昆曲之婉约，而是带着塞北风沙的粗粝与江南丝竹的柔美，在漫长岁月中融汇多元文化，成为我国西北地区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部移民史 半部戏曲篇

　　民勤，古称“镇番”。这里的曲子戏，与甘肃其他地区的曲子戏并非同源。《中国戏曲志·甘肃卷》明确记载其独树一帜的地位。探其根源，竟与一段波澜壮阔的移民史紧密相连。

　　“没有移民，就没有民勤的历史与文化。”民勤县文化馆馆长、研究馆员樊泽民指出，自明代洪武年间起，因戍边军屯，大量来自江浙、中原的移民迁入民勤。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户籍，还有乡音、习俗和深深的乡愁。闲暇时哼唱的小曲小调，在塞外荒漠中悄然生根，逐渐融合本土音乐元素，奠定了民勤曲子戏的雏形。

　　至清代，晋陕移民又通过“走西口”将“二人台”等艺术形式传入内蒙古河套地区，再经民勤驼客和艺人的穿梭往来，融入本地小曲戏中。有趣的是，民勤曲子戏曾一度被称为“民勤二人台”，其亲缘关系可见一斑。更有弹词——这种典型南方说唱艺术，也因移民携带的琵琶和传抄的唱本，在民勤意外流传。多元音律在这片沙漠绿洲碰撞、交融，最终淬炼出兼具“北风南韵”的独特剧种。

　　儒家文化的浸润同样功不可没。明成化年间，民勤始设官学，文风渐盛。“地虽边境，而俗同内郡”，《乾隆镇番县志》中的记载，道出了这片土地对文化的尊崇。教育兴盛为曲子戏提供了文学滋养和观众基础，文人雅士的参与更提升了其艺术品格。

　　民勤曲子戏，从诞生之初，便是移民文化、边塞风情与儒家精神共同谱写的乐章。

　　庙会烟火气 戏文贯古今

　　若说移民文化赋予了民勤曲子戏灵魂，那么庙会则为其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和绽放的舞台。

　　自古以来，庙会与戏曲便密不可分。“佛庙村伶夜作场”，宋代陆游的诗句描绘了庙会演出的热闹场景。在民勤，这种传统尤为深厚。从明代弘治年间修建苏山戏楼开始，至清代乾隆、道光时期，关帝庙、财神庙、龙王宫、雷祖台等数十处庙宇戏台相继建成，几乎“有庙必有台，有台必有戏”。

　　庙会，是礼与俗的交融，是信仰与娱乐的共鸣。民众通过“酬神献戏”表达敬畏，同时也借机享受难得的精神狂欢。各庙宇的“小唱会”竞相登台，民勤曲子戏也从地摊清唱华丽转身，走向高台，完成从曲艺向戏曲的跨越。

　　民勤曲子戏演出习俗充满浓厚的地方色彩。每逢庙会，“开台戏”必是吉祥的《大赐福》；若遇神佛诞辰“正日子”，天不亮就得开演“神戏”，即使台下空无一人，也丝毫不敢怠慢。若有乡民“抬供”（抬供品）经过，戏要暂停，再演一遍神戏，此时“抬供”者需给戏班酬谢，俗称“绑份子”。这些代代相传的乡规民约，体现了乡土社会中的“礼治秩序”，也成为民间智慧和生活情感的生动注脚。

　　庙会也带动了经济与文化循环。商家“跟会”经营，若生意兴隆，便会高兴地“续戏”一天，费用由行业公摊。此举既酬谢了神恩，娱乐了乡邻，也照顾了戏班生计，实现了多方共赢。民勤曲子戏，就在这缭绕的烟火气中，深深嵌入当地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

　　新声传古韵 余音绕绿洲

　　时代变迁，民勤曲子戏的演出场域不断拓展，从庙会神坛走向人生仪礼，从行业节会融入现代生活，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

　　春节，是曲子戏最活跃的舞台。农闲时节，外出者归来，村村锣鼓喧天，社火与戏曲交织，烘托出最浓郁的年味。《龙凤呈祥》《满床笏》等吉祥戏码轮番上演，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民勤县连续四十多年举办春节戏曲调演，并创新性地举办艺术节和大奖赛，使春节成为曲子戏集中展演、传承推广的黄金期。

　　人生礼仪中的“堂会戏”也重焕新生。过去，婚丧嫁娶、寿诞庆典中，清唱表演是重要的仪式环节。如今，艺人们与时俱进，将曲子戏与现代婚庆融合。省级非遗传承人魏春梅创办婚庆公司，儿子司仪，自己唱戏，把《下四川》《小放牛》等经典唱段带入喜庆现场，甚至远赴内蒙古、古浪等地演出。“大家都爱听，爱学，我唱得也高兴！”魏春梅的笑容，是文化自信最真实的写照。

　　昔日驼队络绎、举办“橐羊会”赛驼唱戏的盛况虽已不再，但新的“行会戏”形式悄然出现。商家开业、商品促销时邀请曲子戏艺人助兴，古老艺术成为现代经济的“暖场高手”。这种灵活机动的传播方式，让民勤曲子戏深入市井街巷，触达更多人群。

　　从沙漠驼铃到城市霓虹，从庙会高台到婚庆舞台，民勤曲子戏穿越百年，声声不息。它不仅是民勤人珍视的文化遗产，更是中华戏曲百花园中一朵傲立于风沙之中的坚韧之花。保护、传承、利用好这份瑰宝，让其古韵新声永远回荡在绿洲之上，是时代的责任，也是文明的回响。

　　通讯员 马爱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