簋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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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簋为何物？

　　利簋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阝 爰 “ 伯”铜簋 甘肃省博物馆藏

　　“ 伯”铜方鼎 甘肃省博物馆藏 阝 爰

　　瓦棱纹秦公簋 甘肃省博物馆藏

　　关于鼎，大家都知道。鼎在古代被视为传国重器，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力。鼎在被作为礼器之先，原本是炊具或食器，是用来煮肉盛肉的，相当于现在使用的大锅；可古人不能只吃肉不吃稻米呀，大米、小米、高粱米，古人自然也是要吃的，这便有了簋（guǐ）。

　　簋，作用相当于我们今天使用的大碗，古人把煮熟的黍、稷、稻、粱等食粮盛在簋中，然后取来食用。与鼎一样，簋的食器功能之外，也是一种礼器，盛满黍稷的簋与盛肉的鼎摆在一起，祭祀礼敬祖先神灵。可以说，中国青铜器时代，簋是除鼎之外的标志性的重要礼器。

　　壹  鼎煮肉 簋盛稷  鼎数奇 簋数偶

　　鼎作为烹饪食器，很早就有了，早到什么时候，早到先民开始懂得煮肉吃的时候。鼎的形状一般有三足圆鼎，也有四足方鼎。最早的鼎是用黏土烧制的陶鼎，随着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后来便有了青铜鼎。根据大禹铸九鼎的传说，可以推想，远在4000多年前，鼎已作为礼器存在了。

　　簋较鼎的出现要晚，不过，商代早期也便有了。早期的簋与鼎一样，也是用陶土烧制的。当然了，青铜铸造成本多大，寻常盛稷米用的食器哪能都用青铜铸造呢。青铜簋是贵族的食器，后来也便成了祭祀用的礼器。在商周礼制中，青铜簋通常在祭祀和宴飨（xiāng）时以偶数组合与以奇数组合的列鼎配合使用。譬如，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大夫是五鼎四簋，士则为三鼎二簋……随着身份地位的递降，贵族鼎簋的使用数目随之递减。古代礼制就是这么严格，吃饭穿衣、祭祀宴飨都有严苛的等级规定，不能逾制，逾制就是礼崩乐坏，怀有不臣之心！

　　既然簋是与鼎配合使用的礼器，它俩就如“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兄弟般形影不离。遥想远古时代的宴享大堂、祭祀大殿的盛大仪式，青铜鼎与青铜簋齐刷刷地陈列在殿堂之上，鼎中的肉冒着热气，簋中的粟米散发着清香，钟鸣鼎食，气派何等的宏大庄严！生时享用，死后陪葬。鼎与簋作为贵族墓中的陪葬品也必然是配套埋葬在地下的。考古发掘证明了这一点。

　　甘肃灵台县白草坡的西周墓中出土有许多青铜器，在二号墓中就有“  伯”铜方鼎，不意外地，在同一墓葬中，又出土了“  伯”铜簋。显而易见，白草坡二号墓中的铜方鼎与铜簋属于同一个主人——“  伯”。鼎与簋主体纹饰都是云雷纹衬底的兽面纹，承袭了商代以来青铜器的装饰风格。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中出土了“垂鳞纹秦公鼎”，相应地，也有“瓦棱纹秦公簋”出土。鼎是三足圆鼎，宽平沿，方唇，双立耳。耳外廓饰重环纹，口沿下饰一周窃曲纹，腹部饰三周垂鳞纹；簋是矮圈足下有三蹄形小足，是典型的三足簋。除腹部上部饰一周窃曲纹外，其余满饰瓦棱纹。大堡子山秦公墓的青铜器年代为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簋沿袭西周晚期形制，没有根本的变化，到春秋中晚期，簋这种食器不甚流行，作为礼器，也慢慢地走向衰落。战国以后，簋已经极少见到了。

　　贰  镇国青铜器“宝中宝”利簋

　　我们了解簋，就不能绕开“利簋”，因为“利簋”不但是簋的典范之作，更是国宝中的国宝。每个博物馆都有所谓“镇馆之宝”，而利簋呢，2002年被确定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2003年，利簋又被列入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2年，经考古、文博专家在大量国宝之间反复地思量、权衡，总共盘点出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利簋名列其中，被评为“镇国青铜器”！

　　中国可称为“国宝”的文物不知有多少，但能被称为“镇国”之宝的却连10件都不到，由此可见“利簋”在文博界崇高的地位和无与伦比的价值。利簋为什么获得考古、文博专家如此高的评价呢？换而言之，利簋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或“檀公簋”，是西周早期的青铜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省渭南市临潼区零口镇，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利簋器侈口，兽首双耳垂珥，垂腹，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身、方座饰饕餮纹，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此种方座青铜簋始见于西周初年。利簋的器身、饰纹、造型大气庄严，尽显商周时代青铜器的凝重狞历之美，可算作青铜簋的典范之作。

　　但利簋的主要价值并不在此。利簋的价值在簋内底铸的4行33字铭文上。制作这只簋的人名叫“利”，他曾随周武王参加了伐商的战争，战争胜利后，利受到周武王的奖赏，武王奖赏给利青铜，利便把这些青铜铸造成一件铜簋，作为永世的纪念。由于这件青铜簋是利所铸造，所以人们就称它为利簋。利簋是迄今能确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利在他铸造的这件铜簋的铭文中明确记载了“武王征商”之役发生的地点：“商郊牧野”；时间：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岁”星正当中天；战争经过：从早晨战到黄昏，一日一战灭商……此前，由于缺乏实物资料，千百年来关于周武王灭商的关键战役——牧野之战的具体日期、战况等，史学界多有纷争。利簋的发现，除澄清了以往关于武王伐纣具体日期疑惑外，还证实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文献记载的某些具体史实。这就是利簋铭文最重要的价值——史料价值。

　　制作精良华美的古代青铜器是宝，可如“利簋”般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青铜器则是宝中宝。

　　文/掌上兰州·兰州晨报记者 陈曙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