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日前，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向各地印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要求各地各中小学校针对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校园欺凌进行专项治理。此次专项治理覆盖全国中小学校，包括中等职业学校。
校园欺凌非近年才有，它借着病毒式传播手段，将未成年人之恶，淋漓尽致展现在公众眼前。
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提到“校园安全”，而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对频发的校园暴力事件也公开表态“很痛心”。及至眼下出台“通知”，皆说明顶层设计已开始在整治校园欺凌问题上持续发力。不过，“通知”虽然初衷良好，但毕竟手段有限。校园欺凌救助电话也好，心理健康咨询疏导也罢，若对于恶性校园欺凌现象来说，虽聊胜于无，却终究也只是“一碗鸡汤”。在诸多欺凌事件中，施暴者之恶与被害者之伤，已经远远超越于“校园”层面。
这当然不是说“专项整治”不重要，而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行为如果仍将之界定于“校园事件”的范畴，恐怕很难有个稳妥的出口。一方面，时下的“校园暴力”，已经超出了学校、教师能处置的能力范围。类似“安徽亳州蒙城一中学学生打老师”事件，弱势的教育者，如何承载起正义的刚性力量？另一方面，校园欺凌现象的背后，甚至盘根错节着灰黑势力，毫无执法权的校方，怎能靠春风化雨的谆谆教导来感化？
一个共识越发清晰：荷尔蒙不是犯罪的理由，青春期也不是暴虐的藉口。
要整治校园欺凌，一则，校方要承担纾解校园欺凌的责任，但这个责任是“有限责任”。面对违法犯罪时，这个责任甚至是“相当有限责任”。二则，法律当兜底的事情，不能交给道德或心理教育去“和稀泥”。校园内法纪不彰，受害的还是守法的学生。不得不提的，是不久前，备受关注的“中国留学生施虐同学案”尘埃落定：根据美国洛杉矶波莫那高等法院的宣判，三名肇事少年分别被判6年、10年和13年的监禁。有法律专家分析称，这三名中国学生要服完全部刑期85%方能出狱。相较而言，同样的作孽，同样的恶果，我们的法律，对未成年人之恶，是否失之于宽、纵之于柔？
有《未成年人保护法》，自当也该有《反校园暴力法》。唯有“依法治暴”够硬气，“以德制暴”的努力才不至于显得骄矜无力。既然校园欺凌治理已被纳入议事日程，那就别让学校单打独斗，法律体系的构建、执法能力的养成，是纾解校园欺凌乱象的底线，亦是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