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鸢牵思念·清明寄深情(29)|我的父亲
文|屈杰文
十四年前的那个清晨,清晰如昨。
那天是正月十五,天刚蒙蒙亮,正要起身的父亲忽然胸口剧痛,汗水瞬间湿透衣襟。母亲慌忙请来医生,吊针刚挂上不久,父亲猛地睁开双眼,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深深望向身旁的母亲。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没能说出来,便永远闭上了眼睛。
早晨八点二十分,出差途中,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脑子里一片空白,来不及多想,立刻往家赶。下午四点到家时,门前的花圈在无声地告诉我:父亲真的不在了。
堂屋里,父亲静静躺着。余温尚在,神态安详。姐姐守在一旁,泪流不止。我忽然跪下,眼泪夺眶而出。
父亲是抗美援朝的老兵,有着五十年党龄。他这一辈子,做人正直,心地善良,谁家有事他都不请自来,忙前忙后,在村里威望很高。他走的那天,院子里来了很多人,都是他生前帮过的。
翻开那本泛黄的军人复员证,照片上的他二十出头,穿着军装,眼睛亮亮的。我仿佛看见他扛着枪,在朝鲜的战壕里爬冰卧雪,与战友们浴血奋战。这个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年轻人,后来成了我们的父亲,成了十里八乡人人敬重的老军人。
从部队回来,父亲当上了生产队长。母亲说他“爱管闲事”——谁家吵架他要上门劝解,谁家揭不开锅他宁可自家省一口也要送过去。有人说他公道,也有人说他死心眼;有人夸他心善,有人说他傻。父亲从不在意。如今村里人提起他,还会说:“屈队长,是个好人。”
那些年,父亲常把村里人叫到家里来开会。记得一个冬夜,社员们推门进来,肩上披着老羊皮袄,鞋上沾着干泥巴。父亲招呼他们上炕,七八条汉子就盘腿坐上去,有的靠墙,有的歪着,有的干脆把腿伸进被垛里。不一会儿,旱烟就点上了,一屋子人一起抽,烟雾浓得化不开。我那时才六七岁,被烟呛得直哭,又踢又蹬。父亲却把我揽过去,用粗糙的手抹掉我的眼泪,轻声说:“大人们说事呢,你睡你的。”然后转头对母亲说:“炕上暖和,大伙儿坐着不遭罪。”然后招呼大家:“没事没事,接着说,接着说。”后来我才明白,在那间土坯房里,在那方土炕上,父亲用他的大度,给了村里人最温暖的依靠。
有一年夏天,队里的一头牛摔死了,父亲把肉分给各家,给我们留了一只牛蹄子。母亲气得掉眼泪,埋怨他净让家里人吃亏。父亲低头不语。那些年,队里分东西,我们家总是拿剩下的那份,母亲嘴上抱怨,心里却明白,父亲这个队长当得硬气,全队人都服他。
记得一个夜晚,父亲带我去打麦场。他手执扫把,在扬起的麦糠中来回清扫,金黄的麦粒如雨点般落下,他胸前那两只小口袋也渐渐鼓了起来。收工回家时,父亲却蹲下身,把口袋翻过来,仔仔细细地抖了又抖,一粒麦子都没有留下。回家路上我忍不住问:“爹,落入您口袋的麦子又不是您偷的,晚上谁也看不见,回家我们还能炒着吃,怎么倒得干干净净?”父亲转过身,语气平静:“公家的麦子,一粒也不能往家里拿。”那时我只当父亲胆小,多年后才明白——他抖尽的,不只是麦子,更是一个党员面对公与私时最朴素的清白。那沙沙的麦落声,穿过几十年光阴,至今还在我记忆里轻轻回响。
八十年代初,地分到了各家各户,公社号召种果树。那些年刚吃饱饭,谁也不敢把地押在看不见摸不着的果树上。父亲却不声不响,买回几十棵苹果树苗,在自家地里栽下。几年后,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村里人眼热了,围在果园外张望。父亲摘下几大筐,挨家挨户送上门,大家尝过大家尝了那脆生生、甜丝丝的苹果后,心里都有了底。没过两年,村里大部分人家都栽上了果树,日子越过越宽裕。如今想来,父亲那份胆识和眼光,一般人真做不到。
小时候最怕开学。别人家的孩子都报上名了,我还在家等着。记得三年级暑假开学,三块钱的学费家里拿不出,父亲一早出门借钱,跑遍半个村子都被委婉挡了回来。那些推辞他都懂——不是人家没有,是怕我家还不上。他站在村口擦了把汗,又往邻村走去。半路碰见在公社干事的吴叔,听了父亲的来意,二话没说掏出五块钱:“拿去吧,别耽误了孩子。”父亲接过钱,谢了又谢。回家时,脸上还挂着白白的汗碱。
许多年过去了,我始终忘不掉那五元钱,忘不掉父亲脸上那层汗碱。那时,我们兄妹五人的学费,全是父亲这样一家一家借来的。现在想想,心里还难受。
父亲一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就是热心。那年寒冬,邻居李叔走了,棺材料不够,孩子们哭成一团。父亲没半点犹豫,转身回家,把那棵晒了三年、准备做家具的干柳树拉了过去,让木匠连夜赶着做了棺材。那棵树虽然没做成家具,却成了全村人心里最暖的记忆。
我们家是村里第一个装上无线电话的。电话一响,多半是外出打工的邻居打来的。父亲接起,问清要找谁,撂下电话就去叫人。这一叫就是5年,从不推辞。有一年冬夜,十一点多,远在新疆打工的赵叔打电话来,想跟老伴说几句话。外面正下着雪,父亲披上棉袄,打着手电,深一脚浅一脚踏过积雪,把赵婶叫来,等她接完电话,又执意送她回去。
父亲走后这些年,那部电话也被拆掉了。可村里人提起他,还会说:“他家当年那部电话,为外头打工的人撑起了一片安心的天。”父亲的伟大从来不在高处的碑文里,而是藏在一次次不厌其烦的奔波中,藏在那颗总为他人着想的心肠里。
我们工作后常给父母寄钱。后来才发现,父亲把省下的钱,悄悄给了村里买不起书本的孩子、交不起药费的老人。有一回我问他图啥,他想了片刻,慢慢地说:“你们小时候,我到处借钱供你们上学,那份难处,我忘不掉。现在宽裕了就尽力帮帮人。”我这才明白,父亲帮人,不是施舍,是将心比心。后来我们寄钱时,总会多寄一些。我们不问他把钱花在了哪儿,他也不提。但我们清楚,那些钱会变成孩子的学费、老人的药费,变成村头那盏温暖的灯。
我家附近有三家小卖部,父亲买东西总是轮着去,三家一视同仁。他说,都是邻居,得罪了谁都不好。有一次在李家铺子买了一段烟囱,尺寸不对。父亲说去换,不一会儿便拿着新的回来,安上去刚刚好。几天后,我在柜子深处翻出那段不合适的烟囱,才知道那天他其实是去另一家铺子另买了一个。我问他为什么不拿去退。父亲摇摇头:“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不值。”在父亲心里,人情比什么都重,哪怕自己吃点亏,他也不愿让邻居为难。
父亲去世前的那年腊月二十八,我和哥哥同时踏进家门。他坐在门前小凳上,弯腰费力地剁着肉。动作很慢,透着一种力不从心的迟缓。
“爸,我们回来了。”哥哥喊了一声。往年这时候,父亲总会立刻抬起头,眼里亮起光,快步迎上来。可这一次,他只是缓缓抬头,朝我们微微一笑,身子却没动,又低下头去剁起了肉。走近了,看见肉剁得歪歪扭扭,大小不均。再低头一看,父亲右手食指上豁着一道口子,皮肉翻着,却没有血流出来。哥哥蹲下去细看,伤口边缘泛着暗红色,血凝在裂口处,黏稠稠的,流不动。“刚才剁肉不小心弄的,不疼。”父亲把手缩回去,在衣服上蹭了蹭。我们立刻拉着他去了村卫生室。医生消了毒,包扎了一下,说没事。我们也以为没事。
父亲走了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那个春节他的迟缓、他的无力、他那流不动的血,都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可我们做儿子的,竟然没有读懂。如果那时候多长一个心眼,带他去大医院查一查,也许一切都会不同。
现在每次想起来,都后悔。后悔那天只是包扎了事,后悔没有多陪他几天,后悔临走时只说了一句“过阵子再回来看您”。他坐在凳子上望着我们的样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目光里有欢喜,有不舍,还有我们没能读懂的告别。
前几天回了一趟老家,曾经郁郁葱葱的园子,如今只剩两棵苹果树,枝条光秃秃的,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像父亲生前一样,不爱说话,只是默默地守着这个家。
父亲当年挽着袖子、弓着腰栽树的样子,又浮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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