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陇史：黄炎培外孙张孔来教授谈家风（陈贵辉）

　　内容提要：张孔来，男，现年91岁，国际流行病学专家、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他的父亲张心一，甘肃省永靖县盐锅峡镇抚河村人，中国农业经济学家。他的外祖父是中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他的妈妈黄路（又名张全平），是黄炎培的长女。2024年5月、2025年4月作者先后两次谒见张孔来教授，就他童年时代接受的家庭教育，他们一家人上世纪40年代来兰州的苦难经历在家风培育方面留下的镂骨铭心的烙印以及践行其外公“条幅”训语和家风建设具体体现进行了口述实录。张孔来教授有关家风文化的理念、行为对于新时代千千万万个家庭弘扬好家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人们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作贡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口述实录 张孔来 张心一 黄路 黄炎培 家风文化

　　张孔来，男，现年91岁，国际流行病学专家、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北京医学院1956届杰出校友，1979年至1981年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系访问学者，是该校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批学者之一。1983年到北京协和医学院筹建流行病学和社会医学教研室。他的父亲张心一，甘肃省永靖县盐锅峡镇扶河村人，中国农业经济学家，1991年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农业专家。他的外祖父是中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他的妈妈黄路（又名张全平），是黄炎培的长女。关于张孔来教授，我是这几年才知道的。他的父亲张心一，我在永靖县县委办公室刚工作时，在县档案馆罗斌馆长办公室看到了介绍张心一的文章，我随即手抄了一份（照片：作者手抄《张心一》）。此时，我才知道我们家乡还出了一位农业科学家，是甘肃第一位官费清华留学生。1995年，我在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永靖县志》第十七篇“人物”第一章“传记”第三节“共和国时期”，看到了《张心一》。2000年12月，我在甘肃省委党校专门史专业研究生班第三学期学习期间，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劲在《西北近现代社会研究专题》中给学员们讲“甘肃近代留学生与地方经济”时讲到了张心一在美国留学经历及任甘肃建设厅长6年中的政绩，并希望学员们“吸收留学生身上有用的东西”。2008年又在光明网看到了郑振源撰写的《张心一：我国农业统计学的奠基人》。2016年7月，在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永靖县文史资料选集第十九辑《桑梓情怀——董应昌先生纪念文集》中，看到了张孔来教授撰写的《传奇的人生——农民之子张心一》（张孔来教授注：这篇文章不是我亲自写的，可能是我口述、由他人写的）。2022年2月7日，我看到了永靖县文联主席、作家王国虎撰写的《丹心济世 德重杏林——记我国著名流行病专家张孔来》。看了这篇文章后，我才对张孔来教授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2024年5月初，我的研究生师妹、兰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路易·艾黎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石虹告知，张孔来教授5月份要来兰州，一是拜访兰州市红古区张心一博物馆，二是到兰州城市学院“艾黎学堂”作学术交流。我拜托石虹帮我邀请拜访张孔来教授。5月19日晚，我们在兰州市安宁区兰州菜馆首次谒见张孔来教授。我手写《录张思温诗赠张孔来教授》（张思温为张心一任甘肃省建设厅厅长时的秘书），并赠送了《张思温诗选》《太极川文化地理与方言研究》《陈家沟延鼎家史》。2025年4月10日下午3:28，张孔来教授给我发来微信：“好友贵辉，我最近要去新疆，预计5月25日到兰州，26至28日在兰州停留3天，29日回北京。我在兰州期间，咱们可有机会相聚。”张孔来教授这次来兰州，我们先后于25日晚（黄河楼）、28日晚（沈家岭）两次见面。张教授已是鲐背之年的高寿老人，但身板硬朗、鹤发童颜、气色红润、精神抖擞、腿脚灵活，与我们交流娓娓道来，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对答如流，很少讲重复的话。他给大家讲家史、讲阅历、讲生活，更多的是讲家风文化，对我这个喜欢“家文化”的人来说，收获很大、收益颇丰。我俩先后三次见面，从不认识到认识，还成了好友，他称我为“挚友”。我认为，张孔来教授有关家风文化的理念、行为对于新时代千千万万个家庭弘扬好家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人们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作贡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据此，我以家风文化为主题，以口述实录的方式对张教授言谈作一原汁原味的整理，以飨读者。2025年10月，初稿整理出来后，张孔来教授又作了补充，最后是由张孔来教授审定的。

　　以下是口述实录。（照片：本文作者2024.5.19首次与张孔来留影）

我的家教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1.陈贵辉问：张孔来教授，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邀请谒见！请您谈谈您儿童时代接受的家庭教育。

　　张孔来答：兰州是家乡，永靖是家乡，马家湾是家乡。既是家乡，就是家！这个家可爱不可爱呢？可爱的家。1941年兰州电台刚刚成立不久，就请我去唱《可爱的家》，当时没有中文版，只有英文版的。我先给各位唱一首苏格兰民歌《可爱的家》（我冒昧地给他建议，先用中文唱，再用英文唱）。 “我的家庭真可爱，美丽清洁又安详，姐妹兄弟很和气，父亲母亲都健康。虽然没有好花园，月季凤仙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可爱的家庭啊，我不忍离开你，一切恩惠比天长。”

　　我呢，1934年10月6日出生在上海。我父亲张心一结婚的时候已经34岁了，妈妈（黄路，黄炎培长女）24岁。爸爸（张孔来教授惯称其父亲为“Daddy，中文为爸爸”）要去欧洲参加一个国际的农业经济会议，那时候妈妈怀孕，十月初足月，还不生，父亲当然希望在他出国之前能够看到孩子出生，可是妈妈有点难产。当时家里条件比医院好，就决定在上海家里生。我是被大夫用钳子夹出来的，脐带绕颈，可是不哭。产妇大出血，医生就问心一：“要保大人？还是保小孩儿”心一说：“当然是要保大人”。大夫就把小孩的两腿提起来，倒过来在屁股上“叭叭叭”地拍了几下。“哇哇”，哭出声音来了。然后就把孩子丢在一边，去抢救大人了。我出生的这一天（阴历八月二十七），正是孔夫子的生日。一直等待的外公（黄炎培），就给我起了名“孔来”。外公一直对他第一个外孙的我有很高的期望，希望我能受到好的教育，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教育者，能够把我们中国一些好的理念、好的哲理传递给公众。

　　我的家教应该是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妈妈怀孕后就注意胎教。她曾说：“我不看惊险小说，坚持每天走路上班，暑假里我给中学生补课，我大肚子照样走去。”我一出生，我的外公就把我当宝贝对待，格外地喜欢，我2～3岁时，外公就给我写点东西。我的每个生日，外公都给我写。每个月，子女们都要来外公家，外公都要讲讲他的事、外面的事、国家的事，讲一些对事情的看法。我们就坐着听。我是外公最大的孙子，我最有资格听他讲。

　　我的外婆（王纠思）在我小的时候用上海话经常给我讲：“一粒米，七担水”。就是说，一粒米能生长出来，至少需要七担水，意指切不可浪费。外公外婆家吃饭时很讲规矩。我小小的时候，从不让我和大人坐在一起吃饭，我坐在自己的高凳子上，我的碗里面盛有大人吃的所有菜，要求我都要吃完，不可以挑拣。小孩子的这种吃法，老上海话叫“拌猫饭”。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吃东西没有什么挑剔的，什么都可以吃，这是很要紧的一个生活习惯。外婆用上海话说：“不要形容不出” ，意思就是不要大惊小怪。为什么呢，就是小孩子不能浪费食物，不能挑食，不能有“唯我独尊”的习惯。我现在在家、在饭馆里吃饭，从来没有剩过一粒米，无论是工作餐还是私人餐会，我都将所有剩菜剩饭打包带回家。我今年已过90岁了，人家要我去演讲，我可以脱稿站着讲40分钟，听众都很佩服。我讲完了以后，大家问我很多的问题，常常问的就是为什么您现在还这样精神，还可以保持这么好的生活质量，是不是吃什么特殊的保健品，怎么养生的等等。我就给大家讲，我有一个和别人都不一样的习惯，就是一年365天里面，360天都是吃剩饭。大家听后都笑了。我说，因为很多人都关心我，我的学生、我的亲戚、我的小朋友们来看我的时候，都给我带很多吃的东西。那我怎么能够吃的完呢！我就放在冰箱里慢慢儿吃，每一天都是享受，享受高质量的东西，但是都是剩的，都不是当天新鲜的。

　　因为我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爸爸和妈妈很怕我养成一个独生儿子娇惯的不好习惯，所以他们在我一两岁的时候，总是请很多的小朋友来家里和我玩，把我的所有玩具都拿出来和小朋友分享。小朋友喜欢拿回家的就拿回家，所以我很小就喜欢兄弟姐妹，喜欢小朋友。

　　心一对我始终疼爱如命，走到哪里都将我扛在肩上。我撒尿时，他有时还用帽子去接。但他从来不惯不娇，从来没有放松对我的教育。

　　　　陈贵辉评：

　　　马家湾是清朝时期甘肃的一个村名，距省会兰州以西50公里，地处黄河之滨。清乾隆三年（1738），置兰州府，改兰州为皋兰县，管辖范围包括今兰州市及周边地区。当时，马家湾属皋兰县管辖，最早名叫苦芦湾，居民全部为回族，后来改名为马家湾。同时，县官还亲临村上，清光绪年间将地名“马家湾”改为“抚河湾”。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抚河村属皋兰县西固区管辖。1950年，抚河村属皋兰县湟惠区抚河乡。1958年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将皋兰县湟惠区抚河乡划归永靖县管辖，现为永靖县盐锅峡镇抚河村。

　　　　张心一的祖父张正元光绪二十一年（1896）从甘肃省河州（今临夏回族自治州）迁徙兰州，随后就近在皋兰县西乡马家湾买了十四亩水地。光绪二十二年（1897）张心一出生于兰州口袋巷。他五、六岁时随妈妈赵氏到马家湾开始务农。所以，张孔来教授说，“兰州是家乡，永靖是家乡，马家湾是家乡。”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张孔来的妈妈黄路怀孕时就注重胎教，出生后他外公、外婆、父母亲教他懂得人生的第一个规矩就是要分享、助人为乐，举止、习惯规范，不浪费、不挑食、不唯我独尊，要合群，教他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他接受的家庭教育，为他后来的为人处世奠定了得天独厚的坚实基础。

　　　　对我的教育就是要吃苦

　　　　2.陈贵辉问：我们在访谈中得知，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12月国民政府应建设甘肃、巩固后方的需要，决定派您父亲张心一到甘肃工作。从此，你们一家三口人就来兰州生活、工作、学习了6年。您和您妈妈都出生在上海，您妈妈还是大上海的名门闺秀，对你们来自大城市的人来说，这6年殊为不易。请问，您妈妈是如何适应兰州生活的？兰州的苦难经历在家风培育方面给您留下了哪些镂骨铭心的烙印？

　　　张孔来答：我妈妈黄路，她是黄炎培的长女。我的外公外婆共生了12个孩子，我妈妈排行第四，上面有三个哥哥。妈妈小的时候笔性很好，字写得特别好。她在上海松江的姑妈丈夫英年早逝，没有孩子。姑妈喜欢黄路，我的外公外婆就让他们的大女儿去陪姑妈。结果后来就被姑妈硬是把她抢下来了，并过继给姑妈。因姑父姓张，就把黄路的名字改成张全平了。这样，妈妈就是在松江念的书。妈妈小时候很聪明，也很活泼。我把妈妈的姑妈叫恩奶。恩奶希望把我妈妈培养得更文质彬彬一点，就送她去上海市区天主教“启明”女子中学念书。这个女中办得很早，受天主教影响很大，对女孩子管得比较严格。我的恩奶把她送到这个学校，就是让她多学点“规矩”。后来又到苏州振华中学去上学。我妈妈是杨绛的师姐，苏州振华女中的老校长去世了以后想请杨绛做校长。杨绛没有时间，也不在苏州。杨绛推荐我妈妈，我妈妈住在上海，也就没有去成。妈妈在南京读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后来叫金陵女子大学。由于妈妈想学医，她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的是协和医学院的医学预科，读完3年就转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她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心一就追求她，一直追到大学四年级毕业。心一1927年至1933年初任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兼农业推广系主任、民国政府立法院统计处农业统计科科长、兼考铨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专门委员，还兼任中央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教授。妈妈因为接受了张心一，就放弃了协和医学院。因为协和医学院不接受已婚女生。他们1931年6月25日在南京结婚，婚礼地点在女大礼堂，证婚人是女大的校长吴贻芳。妈妈头一天毕业典礼、第二天就是婚礼。几乎所有的同学和老师们都参加了婚礼。此时候家里的生活条件是非常好的，两人薪水一月1000银元，在当时是极高的（一银元可买一担大米），爸爸让妈妈管家里收入支配，原来每月给甘肃老家的爷爷奶奶寄50元，从这时开始妈妈每月就寄100元，逢年过节要再多寄50元。凡清华校友或甘肃老乡来借钱，妈妈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且从不要他们还钱。1934年1月1日，爸爸去中国银行工作，主办农业贷款，就定居上海，心一和妈妈结婚后生活非常平静。1937年8月13日，日本人轰炸上海，我们一家三口分了两批，心一自己单独走的，我跟妈妈还有奶妈就辗转到了成都。心一从南京，经过安南（现在的越南）、香港，骑着一个带斗的摩托车，一个人就辗转到了成都，和我们碰头。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12月，蒋介石他们要给甘肃选派一个建设厅厅长，有人就举荐张心一。因为张心一是甘肃人，清华毕业，又是留美，又是学农业经济的。外公听到这个消息后，打电话到我们在重庆南岸汪山丁家寨的住处告诉我妈妈：心一要去甘肃当建设厅厅长。妈妈反对地说：“不去！不去！” 张心一决定要到甘肃去，可是妈妈心里还是犹豫的，因为在上海生活已经稳定了。即便到了成都，我时任北大教授的大舅黄方刚（清华学子、与心一同窗八年）也在成都同住一个屋檐下，生活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这种情况下，我妈妈当然不愿意去甘肃了。之前，妈妈跟爸爸去过一次甘肃，记忆犹新，何尝不怕！那是1932年，3月从北京出发，经过西安，然后到甘肃、青海调查土地利用情况，8月回到南京。出发前，为了路上方便，心一让妈妈剃了平头，穿中山装，女扮男装，途中坐火车、大卡车、木轮大车，骑牲口，遇土匪、放羊娃、传教士，见被人吃光皮的树、象小黑豆豆的羊粪蛋、光屁股十多岁女孩，有时一天走五六十里路，住小客店，路上只有锅盔吃，没有洗过澡。7月到老家马家湾看望我的爷爷奶奶及亲戚，还住了33天。妈妈给抽鸦片的公公、裹小脚的婆婆磕头，亲眼看到婆婆一手抓牛羊粪煨炉灶，一手擀面的情景。爸爸晚上还教妈妈在炕沿用指甲摁过长在身上的虱子。这一切，都是妈妈有生以来没有见过的。妈妈感到新奇！贫穷！所以她内心是不愿意去甘肃。这个时候我外公就说话了，外公严肃地对我妈妈说：“路路，心一是去‘做事’，不是去‘做官’。40岁的人了，还不做些事，等待何时？心一这时候最需要你的支持。你应该跟心一去，你若怕吃苦不去，你就不是我的女儿。”由于外公的这种大义，我妈妈就接受和心一一块去了兰州。临行前，外公给心一赠写了一个条幅：“路入西陲总不平，黄尘一片怒笳声。河山画意兼诗意，欲哭民生了此生。得道不求多助效，策功终仗好谋成。诸君为国须相忍，西北天高莫便倾。题何叙甫画西北游程长卷 心一贤婿服官甘肃临行写赠 民国三十年三月黄炎培渝赠”。从这个条幅看，外公对心一赴甘肃建设给予了多么深厚的劝勉和忠告。我今天（2025.5.25）给你的这个条幅是外公当时写给我的。（照片：黄炎培给6岁外孙张孔来题字手迹，张孔来题签赠本文作者）。内容是：“做人只有誠實。待人只有公平。存心只有仁爱。生活必须规律。辦事必须刻實。必求认識真理。必须服从真理。我既认为当做，须立刻做。写赠孔来外孙，此是我做人六十余年，做事四十年些微得悟，你年幼或不盡解，到你十六岁生日再为你细說一番，或請你父母代为解釋。民国三十年三月六日黄炎培渝都”。外公将自己为人一甲子、做事40年的感悟浓缩为一幅字，希望我16岁时可以懂。他如在世，会亲自讲给我听。他如不在，父母可以给我讲。外公教我“诚信”“爱心”“人最要紧的一点就是做人诚实，你的看法可能受家庭的影响、受社会的影响、受你自己所受教育的影响，有可能错误，这没有问题。你要说实话，你是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说，错了没关系，一个人的一生里难免犯错，重要的是一定要做个诚实的人”。这段外公的告诫伴随我至今。到兰州上任的途中，妈妈对心一说：“心一，你好好干你的事业，我尽力支持你。我绝不拖你的后腿，对你的工作我绝不插手。”心一笑着给妈妈说：“谢谢你，让你跟上我吃苦了。”

　　1941年（民国三十年）三月中旬，我们全家三口人到了兰州。我在兰州读了小学、初中。到兰州后，我们几家人租住“中街子53号”四合院（现兰州市城关区南关玉佛寺北，南与井儿街平行），我家只住一小间房子，父母睡三块铺板，我睡两块铺板。在兰州的时候，爸爸和妈妈生活是很艰难的。但在我的印象里，我很小，还不到7岁，我觉得妈妈情绪挺好的，工作也是挺适应的。因为她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大学时，除了中文教授是拿中文说话，其它的所有课都是美国人用英文讲，她的英语底子很好。放弃就读协和医学院预科后她又转到文学系，她的中文底子也非常好。到了兰州以后，人们就知道她这样的人来了，兰州女中（位于兰州火车站西路，创办于1928年，现为兰州市第二十七中）校长沈滋兰就请她去教英语。她最得意的就是带一个班，从初一一直教到高三，随学生六年、升班到毕业。同时还教其它两个班的英语，就只是上课、不跟班。

　　在兰州期间，心一和我都得过重病。先是得了黑热病，后是阑尾炎。阑尾炎是在郊区七里河省医院住院手术，由张查理院长亲自主刀。妈妈始终陪着我。病房只有一只躺椅，为陪病人用。爸爸每天下班后都要来医院，妈妈不让他来，他就不放心硬是要来。爸爸陪我，妈妈就把躺椅让给他，自己就坐在一只小凳子上，把头靠在墙上就这样睡觉休息。我出院回家了，爸爸因帮同事办理丧事劳累过度晕倒了。妈妈当即请来大夫会诊为斑疹伤寒。当时这种病无特效药，治愈者很少。妈妈考虑我刚出院回家，就和大夫商量让爸爸在家里治疗。妈妈白天黑夜一直守着。爸爸在昏迷的两星期中仅用英语说话，说的全是公事。仅有一次心一问妈妈：“房东还赶我们搬家吗？”妈妈就落泪了。但妈妈很坚强，爸爸昏迷期间她就没有睡过好觉。为了给爸爸补营养，大夫建议用鸡汁。有一个好心人送了十几只小鸡。妈妈就请人给爸爸煨鸡汁，去油，去皮，从鸡肉蒸出一点汁，不加水。妈妈的无微不至照顾，爸爸死里逃生地恢复了。

　　在兰州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工作，一个厅长，一个女中老师。他们的薪水还不能够完全支撑我们三个人的生活。因为没有房子住，都是租的房子，有的时候交不起租费。我妈妈有一个结拜姐妹（郭以道），也是她上海女中的同学，她的先生是爸爸在清华的校友（汪国舆），是心一把他请到甘肃来做事的。汪家的经济条件比我父母要好一点，有时候替我们付房费。有一年我的学费交不出来，外公知道了以后就替我付学费。有一年遇大荒，粮价一天数涨，粮店老板一个一个往黄河里跳。我家无三日粮，妈妈就慌了。妈妈写信给我成都的阿姨们（妈妈的妹妹），她们合起来给妈妈寄来了200元钱，买了米，这才放心的度过了荒年。在兰州，我家总是寅年吃卯年粮。妈妈每谈起这些事情就非常伤心，非常难受，掉眼泪。所以，她对国民党非常失望，觉得国民党是没有希望的一个政党。为了补贴家里的开支，妈妈她自己开发了一种糖，叫苏格兰奶油糖（butter Scotch），就是用糖稀加了黄油做成的糖。她把这个糖卖给官太太们。告别兰州时，妈妈把家里剩的布头等摊在院里地上卖，想卖些钱到上海后补贴生活。我看妈妈摆摊子，我也把多年来舍不得用的铅笔摆在大门口地上卖，结果同学们走过的时候都送给大家了。后来我的儿子张胜也是如此，人家把他的东西拿走了，他不但不说，还不好意思去要还。我儿子和我一样啊！

　　妈妈也不参与政治。曾有一个老师想把沈校长搞下去，让我妈妈当校长。我妈妈就说，我不会做这种背地里整人的事情。妈妈在家里跟一些官太太们有时候打麻将来消遣，再没有其他的活动。就在打牌的桌子上听其他那些官太太们讲什么什么派别。她就讲给爸爸听，心一才多多少少知道一点省政府里面党派的一些斗争。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的夫人陈白坚，我记得很清楚，我叫她谷伯母，她成立妇女工作委员会等等。这类事情厅长太太们、有一点影响的人都参与在里面的。有会议，我妈妈去参加一下，一般的政治活动她都不参与。当然有外宾到甘肃来，那要有懂外语的人做翻译，当时兰州懂英文的人没有几个。有时候，我妈妈也要陪张心一一块去跟那些外国人、外国太太说说话。妈妈就是一心教书。学生们喜欢把我妈妈叫张全平、张老师。50年代的时候，有次妈妈在北京电车上有一个妇女过来说，您是张老师吧，我是您在兰州女中的学生，我现在是清华的教授。那位女士还说您在兰州的时候，我们很喜欢您，你给我们上过课啊！这是她在兰州尽心尽力教英语留下的印象。

　　张心一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人，后来在南京追了妈妈4年，我妈妈看清楚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后，觉得一辈子托付给他，她是愿意的。他们感情好，真正是同甘共苦。所以，张心一走到哪里，她就走到哪里。我没有觉得我妈妈在甘肃除了经济困难以外，别的方面没有什么不适应的。我看到唯一的一次他们两个人吵架，是因为外地的清华同学到兰州来演讲，先到我们家里来。我们家等于是兰州知识分子的中心，谁来都要来我们家。这位同学就向妈妈问起兰州的生活，妈妈就抱怨，说她来兰州前把上海的一点点家产都卖光了，连家具都卖光了，就是补贴甘肃生活入不敷出的窘态。兰州吃不到米。妈妈是上海人，是喜欢吃米饭的。要说在兰州时有一点不满意的地方，那就是家里的经济条件太差，没有钱。

　　妈妈是个职业妇女，她有很好的天性，有很好的修养，看的书很多，文笔不错，英文也不错，一直踏实工作。91岁时，她还说，她很骄傲的是自己“眼不花、耳不聋、手不抖”，还可以写很小的毛笔字。她天天记账，买什么东西都记下来。我还保存了她从前记账记录。一直到91岁，她中风了，先是住医院，后来就回到家里，有两年半多是躺在家里，头脑已经不清楚了，看着眼睛是睁开的，但是不能交流。最后的生活质量是非常差的。94岁生日过了以后才去世的。这就是她的一生啊！

　　心一在甘肃一上任就向公众表示:“我来是做事的,不要钱，不要官,而且‘不要脸’(不讲面子)。”当时兰州是抗战大后方，各方专家都集中在重庆和兰州。心一到兰州就邀请水利、畜牧、农学、医学、教育等领域的清华校友邓叔群、黄异生、吴文藻（社会学家、冰心的丈夫）和王曰伦、刘崇乐、杨承祚、万策先及美国生态学先驱罗德明博士等专家来甘肃访问或服务。省建设厅有一辆马车供厅长用。但他不坐马车，而是骑自行车。他骑车几乎走遍了甘肃所有的荒山野岭。他反对徇私舞弊，赶走到家里试图贿赂的乡绅。到兰州没几天，家里就来了建设厅的两个人，问妈妈：“厅长公馆有什么事吗？”妈妈说：“没有。”他们又说：有事可找他们，并留下来两个名片离去。晚上心一回家，妈妈向爸爸如实告知了情况后得到的答案是：“以后不许建设厅的同事到家里来说公事！”从此以后再也没人敢到我们家里谈公事了。即便是建设厅主任秘书张思温也是他解职后才成为我家好朋友的。他的这种作风，在来兰州之前上海中国银行主办农业贷款时已经养成。银行备有一桌丰盛的午餐，其他人都去应酬了，而爸爸常一个人独吃，他不请客（除了因公来往的老外），也不被请，终身如此。甘肃官场6年，只占过公家唯一的一次光，就是1946年10月31日谷正伦卸任返回，妈妈带着我搭机飞上海。对他的为人处世，公众的评价是:张厅长不谋权，不谋财，不谋私利，秉公办事，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心里装着千万平民。心一常常在礼拜天去“中山林”、“中正山” 植树，他总是骑自行车带着我，我就坐在自行车前杠上，而且告诉我建设兰州要种树，兰州要有更多的绿的东西。他很坚持这一点。

　　爸爸在兰州对我的教育就是要吃苦，种树、劳动，不要怕，要做。他期待有朝一日能引黄河水在徐家山植树造林，与民政厅合作,开展一项“耕者有其田”的试点，做法是由政府购买某灌区并转手由农民贷款购买、耕作。所贷款项十年内还清。此项目遭到了国民党人士的怀疑和暗控。1944年,爸爸在Iowa State大学校友、时任美国副总统的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访问兰州，心一建议他携带美国的蜜露瓜(Honey dew melon)种子在甘肃推广种植，并亲自命名为华莱士瓜(现名白兰瓜)。在他的主持下，修建了湟惠渠和大批工厂。又与旧友路易艾黎(Louis Eli)合作，在甘肃举办“工合”和“山丹培黎学校”。1934年他个人捐赠500大洋筹建了家乡马家湾的完全小学，为新中国培养出像朵英贤院士等这样的人才。  

　　张心一作为厅长，由于不贪污、不索贿，所以家里非常的清贫。这就使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养成了简朴的习惯，知道过日子不容易，所以开始节约。虽然家里很穷，但是我对朋友还是很大方，很慷慨。在学校里我不是很喜欢运动的，也不是很会踢球，但是同学们都会踢球。当时兰州哪有足球呢，所以同学们就跟我说，你想办法让爸爸妈妈买一个足球，那我就回家跟他们讲。家里没有钱，爸爸和妈妈省吃俭用，用了好长时间省下钱，才买了一个足球，我就拿到学校去。后来，妈妈很长时间没有看到我带足球回家，就问我足球呢？我说被同学们踢坏了。我是一个很喜欢和别人分享东西的人。我不自私，我常常想到一些社会上的弱势人群。俭朴的习惯，是我小时候从兰州家里养成的。

　　我7～8岁的时候，爸爸就把我送到路易艾黎办的培黎学校。培黎学校是半工半读的学校，又学手艺，又学一点知识。这个学校在兰州黄河北，条件很艰苦。学生都是十五六岁以上的，没有像我这么小的。主要是学动手劳作，学这些动手的本领，像现在的职业学校一样，我很不适应，而且我这个人手很笨，所以在学校里一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经常帮我。张心一的初衷就是要他的儿子吃苦，就是要我锻炼，让我不能养成好逸恶劳的坏习惯。

　　　　陈贵辉评：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所有中国人平静的生活，千千万万个家庭颠沛流离、四处飘零。《黄河的儿子 张心一传》写到：“自从淞沪抗战以来，黄路一家就开始了逃亡的生活。1937年，日本人炮轰上海市，黄路和家人先逃到了成都，心一坚持着直到南京失守后才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先到越南，再经昆明、重庆，与家人在成都见了面，最后去了重庆。”1941年3月中旬，全家三口又因张心一到甘肃任职到了兰州。可以说，这是这个小家庭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在这个紧要关头，作为岳父、外公的黄炎培，分别给女婿张心一、外孙张孔来亲笔作诗提出殷切希望，给女儿黄路提出明确要求，这是对他们一家人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当时的甘肃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思想封闭，政治腐败，经济、文化、教育十分落后，人民生活非常贫困。省建设厅承担着农业、林牧、水利、工矿、交通和工业等工作，作为厅长的张心一为了改变家乡面貌，牢记建设使命，勤政清政，大刀阔斧改革官场弊端，坚决纠治拖拉扯皮的工作作风，推行政企分开，引进外资，致力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引进人才，兴修水利，发展林牧，绿化兰州，支持“工合”，协助“培黎”。1946年12月31日，张心一离开甘肃前，在《甘肃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六年来甘肃生产建设》的文章，全面交代了这六年来他为甘肃人民所做的事情。由于他的尽职尽责、无私奉献，家乡人民称他为廉洁奉公、鞠躬尽瘁为人民的好厅长。黄路到兰州后，一直在兰州女中从事英语教学，为甘肃培养了一大批英才，正可谓“桃李满天下”，黄路在《我眼中的张心一》一文中回忆到“穷！穷！穷的舒坦而愉快”。

　　　　张孔来的父亲和妈妈在兰州吃尽了苦头，为家乡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特别是出生在上海的大小姐跟上甘肃的穷老公一起受苦受累，无怨无悔，难能可贵！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苦难经历让小孔来在幼小的心灵深处，体悟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哲理，为他后来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练就了坚强的心力，也为全家人将来顶风破浪、战胜挫折奠定了“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巍然不动”的坚如磐石的信念。

　　　爸爸和妈妈的言传身教很重要

　　　　3.陈贵辉问：5月25日晚，您还给我题赠了赵旭著《黄河的儿子——张心一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这本书的 “附录”收录了您妈妈黄路1992年写的《我眼中的张心一》。您妈妈写到“从孔来出世后，爹（黄炎培）每年到他生日时写点东西给他，或信，或诗，或条幅。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时，这些爹的宝贵墨迹均被毁了，仅存的寥寥无几。有一张是为孔来六岁生日时所写，是座右铭，我认为孔来全做到了。”我这里特向您请教，您外公在您6岁时写给您的“条幅”，您是怎么做到的？又是如何体现在家风建设方面的？

　　　　张孔来答：

　　家风的传承，爸爸和妈妈的言传身教很重要。我们走兰州之前，外公送给我的条幅，爸爸把这个条幅作为他的为人处事准则，我自己把它作为座右铭。我也以此要求儿子。我儿子在美国一个很大的公司做负责人之一，在他之前几乎没有华人坐到这个位置。我也很好奇，就与他探讨：你为什么能够做到？你没有名校博士学位，也没有这方面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啊？儿子给我的回答是：“我想，除了能力，主要还是‘诚信’（他用了一个英文字credibility），诚实做人做事，我一直这样做的。”我认为，我儿子的这个回答，就回到我外公的教诲了，诚信做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家庭，我觉得比起一般的家庭来讲还是有一点区别，就是非常的温情。爸爸和妈妈对我要求很严格，但对我的需求都是想法设法满足的。他们与我都是非常融洽和谐的，没有一点隔阂，对待家庭关系都是很理智的。

　　爸爸的身上流着农民的血，勤恳朴实，吃苦耐劳，不爱名，不图利，不爱当官，不占公家的一分一厘。他把一切身心都扑在自己的事业上，而且取得了很大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后面有一位伟大的女性在支持着。妈妈在心一住院期间，每天早上9点前前往医院探视，两人一同走到院内树林间或坐在长椅上回忆爸爸每逢出差前，妈妈都陪他去爬香山，而他则陪她去吃烤鸭的轶事。他们谈祖国的前途命运，谈改革开放后农民生活的情况。妈妈还将报纸拿来给他念上几段，两位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相爱如初，他们也会为不同的观点而争论，但他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祖国的前途、张心一的事业是属于他们共同的。张心一为什么能够挺过一个又一个的厄难呢？除了有一个良好心态外，他坚持锻炼身体，每天都打自己改过的太极拳，每天早上4点起床，从17岁进清华以来70多年如一日，从不停歇、风雨无阻。妈妈佩服心一锲而不舍的精神。她就是看上他这种一心不二的精神。当时的农业部长何康说：“张老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给张老留一个座位，他什么时候来上班都行，不退休。”“张心一同志是我国著名的农业界老一辈科学家，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毕生为祖国的农业建设而努力工作，是我们农业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榜样。”爸爸和妈妈做人做事的优良家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人要有质量的生活，要吃苦，要俭朴。爸爸被陈云邀请到北京任职后，我也到北京。他觉得上海的习惯会把我养成少爷。因为我们在上海，他在中国银行工作，我们的生活条件是很好的，住的、吃的都没问题。家里请保姆照顾我们的生活。所以他就觉得我会养成一个少爷的习惯，他不愿意让我留在上海，带我一定去北京。他的这个考虑，和他长期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是分不开的，他也希望把我也要培养成艰苦朴素的人。所以我在吃苦这方面并不在意，不但不在意那个，而且觉得这是在思想改造。所以要找苦吃，以苦为乐。我在医学院是学公共卫生专业的，所以我经常下乡防治传染病，我曾经做过克山病，大骨节病，出血热，肝炎等的研究工作。后来，带学生下乡，在老乡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且为了锻炼自己而常常找苦吃。我下乡唯一害怕的就是跳蚤，因为我皮肤过敏，跳蚤要是咬了的话，我就一整夜都不能睡。除了怕跳蚤外，什么都不怕，干重点的活也不怕。1965-1966 年，我到山东乳山县待了10个月，几乎把半个命都丢在那儿了。我自找苦吃，跟农民同样的劳动，和农民干同样的工种，但我的劳动能力不如他们。当时除了要参加劳动，还要干其他的工作。领导分派我管一个生产小队，还要管这个全队的材料和管全村的青年工作。所以我的任务是最重的，但是不觉得苦。我认为，人生就是要找找苦吃啊！在吃苦耐劳这一点上，和爸爸对我的教育有直接关系。1960年我在西安医学院教书，我的外公（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到西安视察工作，住在西北大厦，当时是西安最好的地方。他叫我去，当天我就去了。我是当老师的，不讲究穿着了，和张心一一样地不修边幅。所以我的外公一看到我，他就说：“回去我要告诉心一，他后继有人了。”我外公就是从我的穿着上看到了我的简朴。当时，外公就把他住的地方给他的点心和糖，统统都让我带回去。那是60年代初，有的地方百姓连饭都吃不上的。这是我占到的外公的大便宜。

　　人生有“三乐”，即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得其乐。这是我妈妈经常讲的，是她的座右铭。我10岁那年，郎毓秀到兰州来演出，妈妈带我坐在礼堂的第一排，我听了郎毓秀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唱这首歌。这首歌是由刘半农先生作词，赵元任先生做的曲。爸爸是个很喜欢音乐的人，家里小的时候当然穷，可是他会吹笛子。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上学时，同学们聚会啊什么，他就吹笛子，还能挣个钱。他还给大家唱中国大西北的“花儿”。爸爸和妈妈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的运动中都受到了很多的冲击、很多的冤屈，但是他们的态度就像妈妈经常说的“三乐”，他们就是用这种理念来看待一切。在这么一个大的社会变革当中，难免会使有些人因为当时的政策，或者是有些人的不实事求是的作风，使一些人受到了冤屈，但是跟这个社会的进步看起来的话，也就可以忍受了、可以不在意了。所以爸爸对“文革”对他的不公一点儿都不在意。“文革”结束后，心一和妈妈的态度是让过去的都过去（英文的同意谚语是：Let bygones be bygones），还是要积极的看待生活、向前看。所以这样子的一种乐观的态度也影响了我。我都是非常乐观的。我也碰到过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以前被预选去留苏，因为家庭的社会关系而不合格，有些人还怀疑张心一为什么不去台湾，因此这个问题也影响了我的入党。我一直是最积极的，做过团支部书记，走到哪儿都是最积极的分子。我妈妈还被错划成右派，反右运动是五七年，她当时在中华医学会工作，据说医学会有右派人数的“指标”。为了完成该指标，五八年又补一次，把单位里所有学历高的人都召集在一起开会，把被点名召集去开会的人通通打成了右派。妈妈随后又被下放到内蒙古，在当地得了“布氏杆菌病”，这是从牛羊身上传染的病。1960年回到北京，但已不能正常工作。休养了一年后终于熬过来了。有意思的是：在妈妈尚未完全康复时，医学会竟然让半年后即可退休的妈妈办理“退职”手续！ 当“文革”结束时，我给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写信汇报妈妈的冤案，部长看到我的信后马上说这根本就是错案，并立即纠偏。把妈妈从“退职”纠正成“退休”了。医学会为她平反了，冤屈的事也就过去不计了。“文革”中她在我的母校北京医学院和其它医院里业余给医生们教英语，也给协和医院许多名医的孩子做过英语家庭教师。在一个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难免会影响到一些个人。当事人也只能是正确地对待，等待一个事情的过去。所以，爸爸和妈妈这些乐观的精神，我觉得都是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所以，自得其乐、助人为乐、知足常乐这个“三乐”，我也是常常这样做的。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处处为他人着想，要有一颗明亮的心。不管干什么工作，做什么学问，都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今年我已经91岁了，回顾几十年的经历，从我的外公外婆、爸爸和妈妈，他们的为人处事，他们的人生哲理，影响我的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不能自私，要为大家服务，而且要讲公平，更要关心弱势人群。弱势人群是现在的新词汇，我认为就是要关心那些经济和精神上穷苦、需要被帮助关怀的人群。我应该为他们服务。爸爸和妈妈在我家居住的城市（上海、兰州或北京）中，对那些没有家的，或者没有成家的亲戚朋友，经常约到我家来，给他们一种家庭的观念，在我们家里可以找到一种家的温暖。这也是维系社会安定团结、大家互相友爱的很要紧的一点。家庭里面肯定有人有缺点、有错误，这都不需在意，重要的是把人们团结起来，让人们的生活质量能够提高。除了要谋自己和自己家庭成员的生计以外，还要为大众服务。爸爸和妈妈在工作中一直是无私地努力，而我也是努力的，我认为人们应该追求大公无私、减少私心，应该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朋友，对待同事，对待领导和对待下属以及对待工作。只有这样，就把人际间的关系处好了。人们之间总会有一点矛盾，但那有什么关系！不要用别人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来惩罚自己！要严以对己、宽以待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还是要做一个积极向上、有阳光的人。爸爸活了96岁，妈妈活了94岁，恩奶活了93岁，他们都和我同住一个屋檐下、都是由我照顾送终的。我一直生活在老人们的身边，也可以算是我们家的好风格吧。人家说，我是个孝子，我认为，我是个“绝对”的孝子。从1975年至1983年，爸爸做了3次肠、胃癌手术。他认为在此期间遇到了自认为最好的外科大夫曾宪九和吴蔚然，最好的护士张孔来，帮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儿子孔来在此期间表现出了中华传统最良好的孝道。

　　爸爸对我的期待、要求还是有些高的。他觉得我这个人手笨，不那么能干。1985年我陪他一起到他母校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农学院去参加一九二五级毕业生60周年返校日、随后又到他的研究生母校康奈尔大学访问。一圈走下来，他在回到北京后告诉我妈妈说：“张孔来还是能干的”！这时他才第一次表达了对张孔来的认可，哈哈哈哈！我长大了以后，他很少和我说话，有事时都由妈妈转达、且对我的严肃话题也不多了，我想这是和他自己的处境有关吧。爸爸出奇地喜欢小孩，谁家的孩子他都喜欢。总是揣着一兜子糖，每天晚上出去走路的时候，路上碰见小朋友就给糖吃。小朋友们和他亲近、都直呼他的名字，我的亲戚，我的表弟表妹，都叫他张心一，也不叫他姨夫姑父什么的，就叫他的名字。他一点儿也不在意、还鼓励人家这麽做，给大家一种平等的关系。所以，我很感恩，他们给我们作出了榜样，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品质。这种品质也贯穿在我的工作里。我在协和医学院工作时，有好多年是做艾滋病的宣传教育、预防工作。我觉得艾滋病的感染者有很多人都有无辜的成分。有些人是因为贫穷、无知、好奇，或有些人是因为沾了不好的习惯，交了不好的朋友，才被带上歧途的。对于这些人，我们更多的应该是同情他们，关心他们，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素质，而不是远离、歧视他们。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担任国家艾滋病工作网络主任，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名誉会长，和国家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等社会职务时，我总是尽心尽力的做好宣传教育，不歧视这些犯了错误的人。很多年轻朋友，他们都很认同我的这种看法。我想，这都是和我的家教有关系。我的外婆曾经讲过一句上海浦东话，“没有贼，只有急”，急是贼的根本起源，做贼是因为穷的过不了日子，急的没有办法了。如果不是因为穷而急，贼堵塞数量一定不会有那么多。所以我在工作中很同情那些艾滋病感染者，或有不好习惯的高风险人群。对那些不好的习惯，我是很反感的，但是对于有不好习惯的人，我认为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是祖国大家庭的一份子，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教育他们，帮助他们，而不是歧视他们，不是把他们推到另外一个跟社会相反相对立的位置上。我本人的个性比较温情，很喜欢听和讲那些悲欢离合、改邪归正、崇高爱情的、歌颂有高尚品德的人的故事……听了这些故事，我就会流眼泪。很小的时候就会动情，到现在这么大年纪了，我在看电视剧的时候仍然不时会落泪，尤其是当看到犯了错误的人改变了自己成了新人时，这时我都会动情落泪。在我念大学期间，曾受过批评，说我有小资产阶级情调、重感情和重视父母、家庭。但家庭怎么不重视呢？家庭是社会最重要最基层的单位，你连自己的家庭你都不爱，你都不帮助，你都不想办法把它建设好，在社会里你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成功人士呢？所以我在协和医学院做教研室主任的时候，我的理念就是把单位当做一个家庭，而且我用这个家庭观念来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由于做得非常成功，我还到全校的职工代表大会上做报告、介绍经验。

　　家庭建设，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对人有爱心、要博爱。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但是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良习惯和风俗，自己虽理解，但不同流合污，要同仇敌忾。虽然应该要有这样的态度和想法，但在做法上要慢慢来。现在政府很多的做法，我是很赞同的，如教育人们为大众服务，不存私利、只有公利等等。由于我努力学习如何为公，所以能适应现在的社会。我的子女虽都不在身边，但关心我的学生、青年朋友常来我家，给了我许多温暖，他们称呼我“老爸”“爷爷”，把我当作亲人。我从长辈们身上得到的亲情和爱护，已传承给了我的后代们，感到很幸福啊！

　　访谈结束时，张孔来教授为大家唱了一首《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这首歌最早见于1788年，由十八世纪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记录），以表达我们之间的友谊、喜悦以及对未来美好的祝愿！

　　　陈贵辉评：

　　张心一的祖父张正元，世居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大西川大河家前川村，张正元是当地一个小武官，武艺超群。

　　　　张心一的祖母孔氏是兰州孔家崖人。这支孔氏系孔氏岭南派甘肃省永靖县支后裔。第五十二代孔嘉兴南宋末年从广东来到兰州，三世后迁至今天的永靖县陈井镇年家湾，明朝成祖朱棣年间，再拔舍西迁至今天的永靖县刘家峡地区。明末清初，第六十四代尚五的第五、第六子衍哲、衍文迁居今兰州市安宁区孔家崖。清乾嘉时期著名诗人、曾任兰山书院院长、山东甲午乡试同考试官吴镇在为尚五之孙撰写的《皇清处士耀福（注：名为兴锡）暨德配马孺人合葬墓志》开篇记到：“至圣之苗裔，有远游至皋兰西乡者，聚族而处数百年矣。其地曰半个川，其人多业农，亦有读书成名者。”（见永靖县现存孔氏家谱）曾任书院院长、陕西华阴县学训导、著名诗人、举人江得符也在《孔氏族谱序》（见江得符《三余斋存稿》，现藏甘肃省图书馆）中赞到：“皋兰孔氏，居西乡半个川”“族中颇有读书成名者”“其族于吾兰最盛”。乾隆中后期，今永靖县刘家峡一带孔子文化传承盛况空前，可谓“西土儒家”“文雅颇盛”。

　　　　张心一的父亲张玉堂，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事变时，随董福祥的甘军前去卫戍北京，由于气候、生活不适应，吸上了大烟，回到家后也不干农活，好逸恶劳，但对张心一的读书还是很重视的。

　　　　张心一的妈妈赵氏，是现积石山县大河家崖头坪人，是她父亲的长女，从小在农家里养成了勤劳节俭、长于家务的习惯。七岁时能擀面条，九岁时能蒸馒头，还操心兄弟姊妹们的生活，出嫁时已经能非常麻利地做针线茶饭。

　　　　张心一的二舅父，是当地的秀才，办了一所私塾。张心一八岁时，他的妈妈将他送到他二舅父家就读私塾三年。这三年，张心一学完了《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诗经》等。

　　　　张心一一出生，他的祖父就给他起名“继忠”，就是“继承他先辈们对国家对人民的一片忠心。”他17岁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临行前在北京上学的河州人雷聚五（名文奎）暑假回兰州，在张继忠家里给他改了名。雷聚五给他说：“继忠，你是甘肃第一个官费学生，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为甘肃人民争个气。我不想说什么，只希望你干任何事情都要一心不二，持之以恒。我就给你起个字叫‘心一’吧。”黄路在苏州振华学校毕业时，中文“老学究”也给她取了一个别号，叫“张心一”。这真是天大奇特缘分。1930年10月，张心一与黄路订婚前，他俩在一次约会时，张心一对黄路说：“我上清华前同乡雷聚五曾给我起名叫‘心一’，以后我就一心不二，一辈子会对你好，遇到任何事情我都会始终不渝、专心致志的。以后我就叫‘张心一’，以表达我对你的一片真情。”张心一的祖上，从清末到民国初年，是一个从“武”到“商”到“耕”到“读”的不断转变而演进的家庭，其家风中自然而然就体现了“武”的“忠”、“商”的“诚”、“耕”的“勤”、“读”的“善”。张心一从美国留学回国，在金陵大学任教，期间与黄炎培之长女黄路喜结良缘，这又创造了一个奇迹：一对小年轻，一个是大西北的“乡土书先”，一个是大上海的“书香小姐”，两个孩子的家长，一个是甘肃地地道道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个是上海百年教育世家、我国知名教育家，真是“天壤之别”！张心一的这个传奇性的家庭组合却孕育出来中国新家庭的新家风。张孔来教授讲到的他们的家风文化的内涵，博大精深，南北融合，士农互补，以士为体，兼容并蓄，概况起来就是八个关键词，即：继忠、心一、俭朴、吃苦、低调、善良、快乐、健康。这些优良家风充分体现了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风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简介：陈贵辉（1966—），男，汉，甘肃永靖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专门史专业研究生，现任甘肃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一级巡视员，业余研究传统家谱与家风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