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原史话】常山下层文化

　　常山下层文化是黄河中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文化遗存，最早发现于甘肃省镇原县常山遗址而得名。胡谦盈先生认为其主要分布在西北黄土高原东部的泾、渭两河流域上游区域，其分布范围东至子午岭西侧，西至鸟鼠山东侧的渭源县，北至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南至陕西省彬县及甘肃天水地区南部。学界普遍认为，它是由仰韶文化晚期发展而来，同时也是齐家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依据碳14测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930±180年，相对年代晚于仰韶文化，早于先周文化，是西北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纽带，在研究中国史前文化演进中占据重要地位。

镇原常山遗址

　　一、文化发现

　　1978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的胡谦盈教授，为探究先周文化，在陇东地区展开考古调查。1979年5月和9月，两次对常山遗址进行发掘。原本旨在深入了解先周文化内涵，却因先周遗存遭严重破坏，意外在遗址下层发现全新文化遗址。随后开展的30天发掘，揭露面积达600平方米，发现8座房子、16座窖穴，还有丰富的生产工具，如磨石、石斧、石锛、石刀、陶刀、石凿、石镞、石弹丸、石纺轮、陶纺轮、骨锥、骨刀柄等。出土陶器70多件，多为橙黄色、红褐色，绳纹与仰韶文化相似，篮纹独具特色，附加堆纹常见。陶器采用泥条盘筑法制作，多数器皿造型矮肥，与齐家文化陶器的瘦长特点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发现表明，常山下层文化是衔接仰韶文化向齐家文化过渡的纽带之一。

1979年胡谦盈在镇原常山遗址

1979年镇原常山遗址发掘照片

　　二、文化命名 

　　常山下层文化遗存虽发现较早，但长期被误认作齐家文化或客省庄二期文化。1979年秋，随着常山遗址发掘工作的推进，发现它与齐家文化联系紧密，与客省庄第二期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可是，它们各自文化性质是不相同的。胡谦盈先生认为分布在宁夏南部和陇山东西两侧，泾渭两河等地区命名的齐家文化其实是属于客省庄二期文化和常山下层文化遗存。经碳14测定，常山下层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2930±180年（树轮校正年代），庙底沟二期文化（约公元前2700 - 前2400年），陕西客省庄第二期文化（约公元前2400 -前2000年），甘肃齐家文化（约公元前2200 - 前1600年），常山下层文化比后两者原始文化分别早七、八百年。为将常山遗址作为独特文化典型深入研究，避免名称限制对其与其他文化关系的探讨，胡谦盈先生提出“常山下层文化”这一命名，以区别于“齐家文化”或“客省庄第二期文化”，并认为它是齐家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常山下层文化分布图

　　这一命名起初引发诸多争议，部分学者提议命名为“菜园文化”，或将其归入齐家文化。严文明先生认为大地湾仰韶各期和常山下层，大体上代表了甘肃东部仰韶文化发展的全过程，但常山下层文化（最好称常山类型）则又发展成为一独立的地方类型。陈昱、洪方质疑“常山下层文化”命名的合理性，建议暂称齐家文化“常山下层类型”。对此，胡谦盈专门撰文进行详细回应，认为常山下层文化陶器即含有仰韶文化红陶和彩陶的传统余韵，又有龙山早期（庙底沟二期阶段）的一些特征，向下演化为齐家文化，故原命名更为恰当。此后，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推进，常山下层文化在学界逐渐得到广泛认可。近年来，经过碳十四等技术手段，学界对其年代分期有了更精准认识，普遍认为其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800 - 公元前2200年左右，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且甘肃天水、陇南、定西、兰州、白银、平凉、庆阳以及宁夏的隆德、固原等地，出土了大量与常山遗址器物相似的文物，进一步证实了常山下层文化在泾、渭两河流域上游地区有广泛分布。

仰韶文化和常山下层文化陶器对比图

齐家文化和常山下层文化陶器对比图

　　三、文化解读

　　常山下层文化过去限于资料太少，对其研究进展缓慢，近年来很多学者研究有了新的突破。陶器在常山下层文化中独具特色，橙黄色、红褐色陶器搭配斜行篮纹，成为其显著特征。诸多齐家文化器物，如竖行篮纹单耳罐、单耳杯、双耳杯、侈口罐等，皆可在常山下层文化中寻得渊源，胡谦盈据此提出“常山下层文化是齐家文化的重要来源”，张忠培亦认为，常山下层文化的提出，有力推动了齐家文化渊源的研究。不过，学界对于齐家文化的起源尚存争议，有人认为齐家文化是马厂类型的的延续与发展，也有人认为是独立发展而成，还有人认为是马家窑文化发展到马厂类型后分东西两支，一支发展为河西的四坝文化，一支发展为齐家文化。韩建业先生认为齐家文化应当是客省庄二期文化西进陇东南并与菜园文化融合的结果，齐家文化早期的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 2400-前 2200 年，这个时段在中国内地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分布在天水一带的遗存是齐家文化早期阶段，常山下层文化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700-前2400年，相当于庙底沟二期阶段,再向下就属于齐家文化早期阶段。 近年来，大多学者提出齐家文化源头大致在陇东及宁夏南部，由东向西渐进扩展。       

绦纹单耳红陶盖罐（镇原县博物馆藏）

　　在文化传承方面，以往认为甘肃东部地区原始文化发展序列是从仰韶文化经马家窑文化（含石岭下、马家窑、半山和马厂四个类型）再到齐家文化，且常山下层文化源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近年郎树德先生提出新序列是老官台文化（大地湾遗址一期）→仰韶文化早期（半坡类型、大地湾遗址二期）→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类型、大地湾遗址三期）→仰韶文化晚期（大地湾遗址四期）→常山下层文化（大地湾遗址五期）→齐家文化，认为常山下层文化源头是仰韶文化而不是马家窑文化，且是齐家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纠正了齐家文化是马家窑文化马厂期发展来的不严谨说法，还认为陇东地区没有齐家文化的遗存，类似齐家的器物其实就是常山下层文化。还有学者认为宁夏南部的“齐家文化”（菜园文化）与典型齐家文化有差异，且与常山下层文化更接近，应归属于此。但学界普遍认为常山下层文化继承仰韶文化之后，在向西扩展过程中，与当地土著文化相互交融，逐渐演变为独具特色的地方分支。从考古发现来看，常山下层文化应属龙山早期文化遗存，在发展进程中，与关中地区的案板三期文化相互交流，同时向东对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不可否认，齐家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受到客省庄二期文化和马厂文化的深刻影响，呈现出多元融合的态势。故而，1979年常山遗址的发掘及“常山下层文化”的命名，为探寻渭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发展走向以及齐家文化的起源，开辟了全新路径，为构建甘肃东部地区新石器考古文化编年体系提供了关键依据。

篮纹刻划纹单耳红陶罐（镇原县博物馆藏）

玉磬（镇原县博物馆藏）

　　四、居住环境

　　常山下层文化的村落遗址在镇原境内发现300余处，它们大多选址于河流及其支流两岸半山，此处水源近、土壤优，利于农业和生活。房屋建筑形式多样，半地穴式、窑洞式以及平地起建者皆有。地面处理别具匠心，常见白灰面，部分遗址发现多达9层白灰面，厚度在3 - 5毫米之间，也有地面采用草拌泥并经火烤，房屋中央多设有火塘。房屋平面形状主要有方形、长方形、圆形三类，其中方形最为常见。

1979年发掘的镇原常山遗址房址H14

　　以常山遗址的窑洞式居室为例，房址由住室、门洞、坑道构成，建于生黄土中。住室呈口小底大的袋状深穴，距地表70 - 140厘米，上口直径260厘米，底径300 - 320厘米，地坪经火烤，无白灰面和草拌泥。底部有四个口大底小的泥圈柱洞，用于支撑屋顶，房子占地约8平方米，门在住室北壁，呈斜坡状，长180厘米，住室高约260厘米，满足居住需求。顶部为木骨架，中层铺茅草，上覆约30厘米厚黄土。门洞口有两层台阶，口内为斜坡，一侧设渗坑防雨水，门道口上方有提埂防雨水倒灌，两侧有八字形矮墙，门外为排水便利的活动场地。这种斜穿式门道设计巧妙，解决了深竖穴出入不便的难题，还增强了保暖效果。    

镇原常山遗址房址H14平、剖面图

　　在房屋周边，常能发现用于储藏的窖穴，形制主要有口小底大的圆形袋状土坑和圆形直壁土坑，以前者居多，表明当时居民已具备较高的生活组织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常山下层文化时期的聚落未发现防御设施，房屋类型丰富多样，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居住理念。窑洞式房屋的出现，可能是我国最早窑洞雏形之一，反映了因地制宜的居住特点。此外，未发现公共大型建筑，表明当时社会以家庭为单位，不同家庭拥有各自独立的居住空间。    

镇原常山遗址房址H14复原示意图

镇原博物馆常山遗址房址H14复原场景

　　五、墓葬习俗

　　常山下层文化墓葬发现众多，经发掘的有甘肃镇原的常山遗址、大原遗址、老虎咀遗址等，其中大原遗址墓葬数量最多，目前共清理常山下层文化墓葬十几座，墓地通常与住地相邻，流行公共墓地，墓葬排列略显不规则，多数朝向为东或东南。墓葬类型主要有竖穴土坑墓、竖穴侧龛墓、洞室和洞室侧室四类，平面形状丰富多样，包括长方形、方形、椭圆形、圆形、梯形、凸形和不规则形等。   

　　葬式因时期和地区而异，常见的有仰身直肢、仰身屈肢、侧身屈肢、俯身屈肢、二次葬和居室葬，其中侧身屈肢葬最为普遍。墓葬形式有单人葬、双人葬、多人葬，亦存在一次葬和二次葬。从葬具来看，已发掘墓葬暂未发现葬具。随葬品涵盖陶、石、玉、骨、牙器等，以陶器为主。早期随葬陶器组合为小口罐、单耳罐、双耳罐、壶、瓮；晚期则为小口罐、单耳罐、单大耳罐、单耳小罐、壶、瓮，其中小口罐与单耳罐所占比例较早期有所下降。早晚两期随葬陶器组合均包含炊器、水器、盛储器。

1991年镇原大原遗址M3墓葬

M3墓葬篮纹折肩高领红陶瓮（镇原县博物馆藏）

　　随葬品在数量和质量上差异显著，且晚期差距更为悬殊。部分墓葬随葬品多达70余件，而部分则一无所有，多数墓葬以大量陶器随葬，厚葬之风盛行。通过对墓葬随葬品的深入分析可知，这一时期居民在生产和生活资料占有上已出现明显贫富差距，阶级分化初现端倪。玉斧、小口罐与单耳罐成为财富象征，随葬此类物品越多，墓主人财富越多。从生产分工来看，石器、骨器由专门匠人制作，部分墓地男性多随葬石斧、石锛和石凿等工具，少数伴有玉器，女性则多随葬纺轮和日用陶器，反映出男女间的劳动分工。这种贫富差距的扩大表明，常山下层文化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向父系氏族社会早期的过渡阶段。

　　以1991年甘肃镇原大原氏族公共墓地为例，其墓葬陪葬品数量悬殊，生动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形态。一位50岁左右的男性墓主，陪葬品多达73件陶器，腰间还系有精美的玉瑗，身高近1.9米（专家称崇玉巨人）；而一位约30岁的成年女性墓主，仅有4件陶罐。陪葬品的多寡不仅是生前财富的体现，更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大原氏族出土的玉瑗，材质为鸳鸯玉，能拥有如此贵重玉器，墓主身份地位非同一般，极有可能是氏族首领。此时，佩玉习俗已发生质变，玉成为权力的象征，大原氏族也已步入父系氏族的全盛时期，社会经济蓬勃发展，氏族成员贫富差距悬殊，氏族首领掌控着氏族内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加速了氏族内部的贫富两极分化，表明当时已出现掌握财富和权力的社会阶层。此外，常山下层文化墓葬形制多样，集中墓地较多，可能代表家族或相关人群，家族墓地盛行。  

1991年镇原大原遗址M4墓葬

镇原大原遗址M4墓葬玉瑗（庆阳市博物馆藏）

单耳折腹红陶罐（镇原县博物馆藏）

　　六、制陶工艺

　　陶器是区分考古学文化的关键标志，常山下层文化陶器群独具特色。陶泥加工粗糙，胎质疏松，胎体比齐家文化厚重，薄胎陶器少见。陶质以泥质为主，夹砂少，砂粒粗大，多为黑色或深灰色扁平状页岩颗粒。烧制火候低，敲打声音脆弱。陶色以橙黄色为主，红褐色次之，砖红色少见，灰色陶器仅个别出现。除小型陶杯、罐耳手捏制作外，一般器皿采用泥条盘筑法，常见泥条粗2厘米。

篮纹红陶盆（镇原县博物馆藏）

红陶豆（镇原县博物馆藏）

　　纹饰方面，绳纹最为常见，篮纹次之，素面和附加堆纹也较为普遍。此外，还有方格纹、指甲纹、锥刺纹、划纹、锯齿状凹沟、彩陶和彩绘等，但数量较少，部分纹饰仅个别器物可见，如锥刺纹。绳纹痕浅而疏松，多为横形或斜形拍印，与仰韶文化绳纹极为相似。素面陶器常以湿手抹平或用杆子稍加打磨，器壁残留刮磨痕迹。附加堆纹多以泥条带状环绕器壁一圈或数圈，或呈圆饼状附加于器壁或罐耳之上。

绳纹制陶托盘（镇原县博物馆藏）

篮纹长颈红陶罐（镇原县博物馆藏）

绳纹鼓腹红陶罐（镇原县博物馆藏）

　　常山下层陶器的篮纹、彩陶和彩绘独具特色。篮纹均横行或斜行施于器壁，常见篮纹窄小且拍印深，可能是黄土高原沟壑地带稀树丛林藤条编织器物在陶器纹饰上的独特反映。篮纹陶器大多器型精美且较大，如橙黄色篮纹高领深腹罐，当属上流社会使用的器物。彩陶以赤砂石为颜料，因颜料调和浓度大且未经压磨，棕红色彩纹直接裸露于器皿壁面，与仰韶、马家窑等文化彩陶着彩后压磨光滑的工艺截然不同。彩绘所用颜料与色泽虽与彩陶相同，但彩绘施于烧制后的器皿上，极易脱落。    

单耳单鋬红陶罐（镇原县博物馆藏）

网格纹折肩彩陶罐（镇原县博物馆藏）

篮纹双耳灰陶罐（镇原县博物馆藏）

　　常山遗址陶器以平底为主，三足器、圈足器和尖底器极为罕见，未发现圜底器。鬲、盉、斝、平底甑、尖底甑、斜耳罐、双大耳罐、单耳杯、陶盆等为代表性陶器类型。从常山遗址出土陶器可见，部分陶器由庙底沟类型发展而来，部分遗址出土彩陶具有马家窑风格；部分陶器与齐家文化陶器相似，但常山遗址多数器皿矮肥，与齐家文化陶器的瘦长风格迥异；还有部分陶器，如斜篮纹盆、盘等，具有陕西客省庄二期文化同类器物特点。    

绳纹灰陶鬲（镇原县博物馆藏）

窝纹灰陶斝（镇原县博物馆藏）

　　七、经济体系    

　　常山下层文化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狩猎活动占据一定地位。石斧、石刀和陶刀是主要农业生产工具，石斧多选用质地坚硬的天然砾石磨制而成，无孔，常见长椭圆形。石刀和陶刀均为单孔，穿孔靠近刃部，石刀有长方形和不规则长条形两种，后者居多。陶刀除利用残陶片磨制外，还发现用泥坯直接烧制的类型，其刃部较厚且不锋利，有锯齿状打击破碎面。泥坯烧制陶刀在常山遗址的出现并非偶然，或为当时农业发达、刀需求量大的体现。狩猎工具包括箭镞和石弹丸，这与齐家文化一致，但与客省庄第二期文化居民捕捞生产活动发达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石斧（镇原县博物馆藏）

　　此外，小石锛和骨刀柄的出现值得关注。小石锛利用扁平三角形小砾石磨出刃部即可使用，具有浓厚的细石器工具遗风；骨刀柄则属于典型的细石器工具。这些细石器工具的发现，表明常山下层文化不仅与关中、甘肃西部诸原始文化存在关联，还与我国北方草原地区使用细石器工具的文化存在某种联系。衣服方面，由于石质和陶质的纺轮的发现，说明当时已有纺织品。    

双孔石刀（镇原县博物馆藏）

石纺纶（镇原县博物馆藏）

　　在精神生活领域，常山下层文化迄今未发现文字，仅在个别陶器上见到刻画标记一类符号。有灼而无钻、凿的卜骨，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前夕具有代表性的信仰遗物，常见于齐家文化、客省庄第二期文化和龙山文化等原始社会晚期遗存中，但常山下层文化未出土此类卜骨，反映出该文化居民在信仰方面尚处于较为原始和落后的状态，这与相邻且年代相仿的庙底沟第二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居民情况大致相同。常山遗址出土的唯一装饰物为带柄的圆球状陶响铃。在埋葬习俗上，常山下层文化居民流行土葬，墓穴为长方形竖井土圹，多为仰身直肢葬，个别为“二次葬”，与我国其他原始文化如仰韶文化居民的葬俗基本一致。    

镇原大原遗址出土骨锥（庆阳市博物馆藏）

　　八、重点遗址

　　老虎咀遗址：位于镇原县庙渠镇，面积约18万平方米，是一个三面环沟、黄土夯筑和石头垒砌的山城，从文化层厚1 - 2米，有灰坑、白灰面住室、窑洞居址、墓葬暴露。遗址出土陶器100多件，广州嘉应学院对出土陶器碳十四测年为公元前2253±104年，石器50多件，玉器10多件。尤其是出土的37节陶水管道，开创了人类人工制造排水管道的先河，为研究早期“城市”排水管理系统提供了实物依据。

老虎咀遗址

白灰面窑洞遗址

附加堆纹红陶水管（镇原县博物馆藏）

出土红陶罐（镇原县博物馆藏）

出土绳纹双耳尖底瓶（镇原县博物馆藏）

出土玉斧（私人收藏）

出土马家窑风格彩陶标本

出土常山下层文化标本

　　大原遗址：位于镇原县三岔镇，面积约1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 - 3米，灰坑、墓葬、窖穴均有暴露，墓葬为土坑竖穴。遗址出土过丰富的陶器500多件、石器100多件、玉器30多件。遗址涵盖仰韶文化、常山下层文化，下至先周秦汉文化，内涵丰富。

大原遗址

出土红陶罐（镇原县博物馆藏）

出土仰韶文化彩陶标本

出土常山下层文化标本

出土单孔玉斧（庆阳市博物馆藏）

出土玉锛（庆阳市博物馆藏）

出土刻划纹单耳四联罐（镇原县博物馆藏）

　　1998年，对大原遗址暴露的墓葬进行抢救性清理。M4墓主仰身屈肢葬，头东偏南8度，左侧有73件随葬品，其中篮纹折肩红陶瓮21件、红陶篮划纹单耳罐50件，玉斧2件，并非作为实用的生产工具，而是作为礼器使用，这表明当时已经产生了玉教文化体系。郎树德先生认为齐家文化玉器源头可以追溯至常山下层文化。

M4墓葬出土单孔玉斧（镇原县博物馆藏）

　　针对墓主身份，西北大学考古专家运用其骨AMS14C测年技术分析其年代为公元前2454 - 前2208年，广州嘉应学院对其骨碳十四测年为公元前2216±79年，属常山下层文化时期。墓主是45 - 50岁的男性，身高约1.7米。对其骨骼的古病理研究显示，疑似有坏血病及牙周疾病。同时，该个体特征与古中原、古西北类型相近，呈现现代亚洲蒙古人种东亚和南亚类型特点，为研究古代人类体质与族群迁徙提供重要线索。

镇原县博物馆M4墓葬复原

镇原县博物馆M4墓主人复原

　　常山下层文化的研究对于理解仰韶文化向齐家文化的过渡具有重要意义， 渭河上游及其支流地区，有可能是常山下层文化晚期与客省庄二期文化产生密切交流和融合，并向西发展为齐家文化的关键区域，同时齐家文化也受到了马家窑文化晚期阶段的强烈影响，它对构建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探寻齐家文化起源等问题至关重要。常山下层文化独特的陶器工艺、居住环境和墓葬习俗，尤其发现的排水管道，崇玉巨人墓葬，为我们了解史前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提供了详实的考古证据。尽管学界对其文化性质和年代、发展仍存在争议，众说纷纭，但随着更多考古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深化常山下层文化及其相关文化的研究，为揭示黄河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发展脉络提供更多线索。此文算是抛砖引玉，希望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附：部分博物馆藏类似常山下层文化器物

刻划纹单耳红陶罐（齐家文化博物馆藏）

篮纹双耳灰陶罐（宁县博物馆藏）

双耳红陶罐（张家川县博物馆藏）   

单耳红陶罐（平凉市博物馆藏）

篮纹红陶瓮（庄浪县博物馆藏）

双耳红陶罐（渭源县博物馆藏）

篮纹红陶罐（庆城县博物馆藏）

刻划纹单耳红陶罐（秦安县博物馆藏）

双耳红陶罐（甘谷县博物馆藏）

双耳红陶罐（武山县博物馆藏）

篮纹折肩红陶罐（灵台县博物馆藏）

单耳红陶罐（西和县博物馆藏）

双耳红陶罐（会宁县博物馆藏）

单、双耳红陶罐（静宁县博物馆藏）

篮纹高领红陶瓮（华池县博物馆藏）

篮纹高领红陶瓮（环县博物馆藏）

篮纹红陶罐(庆阳南佐遗址出土)

单、双耳红陶罐、（张家川县云鼎陶文化馆藏）

　　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人民大学韩建业教授、甘肃省考古研究所郎树德研究员、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晓阳副研究员的指导，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文图：王博文）

　　作者简介

　　王博文：甘肃镇原人，镇原县博物馆研究馆员。长期从事地方区域史及文物考古研究，在《文物》《考古》《考古与文物》《文博》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2部，合著4部，参与编写专著6部，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主持参与省级文物保护研究课题5项。获甘肃省科学技术三等奖1次，庆阳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次、三等奖5次，庆阳市领军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