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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与山西:跨越2000年的人文交响

2024-10-23 08:46 来源:兰州晨报

  原标题:敦煌与山西:跨越2000年的人文交响

  敦煌位于甘肃最西端,处在甘、青、新三省(区)交界处;山西则居于华北平原西部,依傍黄河之东,雄踞太行之西。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敦煌是通往西域和中亚的关键交通枢纽,被赞誉为“华戎所交一都会”,自汉武帝“列四郡,据两关”起,已历经了长达2100多年的岁月洗礼。山西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宛如一座宝库,珍存着整整5000年中华文明最为完整的记忆,享有“中国古代博物馆”的盛誉。

  两地在地域上相距千里之遥,然而,当我们细细探寻,无论是在那神秘莫测的莫高窟壁画里,还是在那些历经岁月沉淀、散落在时光角落的简牍中,都能清晰地看到,敦煌和山西之间竟然有着长达2000年之久既真实又厚重的人文交流史。这宛如一条隐秘的文化纽带,跨越千山万水,将两地紧紧相连,在历史长河中相互辉映,共同演绎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

  1 这些山西籍子弟,名字永远留在了敦煌

  在敦煌玉门关出土的3000多枚汉简中,据初步统计:戍卒名籍簿有106枚,相当于2000年前戍卒档案或花名册。其中14枚明确记载,上党、襄陵、绮氏、闻喜、皮氏、壶关、北屈、汾阴等地的戍卒,千里迢迢来玉门关边塞戍守。汉简记载了他们的姓名、所属县、里、职务、年龄和他们的武器装备、身体状况和烽火传递等。本文遴选二组8枚汉简释读。

  【原简】第一组:

  1.戍卒 河东郡汾阴高氾里 张贤 三石具弓

  2.戍卒 河东郡皮氏长子里 赵乐世 四石具弩

  3.戍卒 河东北屈东邑里张奉上

  皂布袍一领 出 缇行 破一 出

  白练裘袭一领 出 尚韦二两 一出 □一

  皂布单衣一领 出 狗皮袜二两 一出

  皂布绔一双 出

  4.临泽燧卒河东襄陵平望里马长居

  5.□东闻喜利里 魏延年

  6.戍卒 河东绮氏平泽里 张禁

  张贤、赵乐世、马长居、魏延年、张禁是戍守玉门关的戍卒姓名。

  第一组汉简记录的是来自河东郡戍卒名籍,其中简5缺第一个字,根据简文判断缺“河”字。《汉书·地理志》:“河东郡,秦置”即今山西省运城市、临汾市一带。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简1—6有汾阴、皮氏、北屈、襄陵、闻喜、绮氏六个县名。简1中的汾阴,汉代县名,故遗址在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西南荣河镇庙前村。简2中的皮氏,汉代县名,故遗址在河津市阳村乡太阳村东南,原村口牌坊上书“古皮氏城”。简3中的北屈,汉代县名,故址在今临汾市吉县北麦城村。简4中的临泽燧,玉门关烽燧名。襄陵,汉代县名,故址在临汾市襄汾县西北。

  简5中的闻喜,即现闻喜县。《汉书·地理志》:“闻喜,故曲沃。晋武公自晋阳徙此。武帝元鼎六年行过,更名”。闻喜古称左邑县桐乡,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正在河东郡前往缑氏的途中,行至左邑县的桐乡时,忽报闻汉军大破南越国的喜讯,他当即指示划出左邑县部分区域设置闻喜县,以纪念闻听喜讯的地方。

  简6中的绮氏,汉代县名,故址在运城市临绮县牛杜镇铁匠营村。高氾里、长子里、东邑里、平望里、利里、平泽里是汉代最基层的自治组织,相当于现在的村。这些村名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或许在当地都没有流传下来,远在千里之外的玉门关却留下了古老的地名。

  简1、2中的三石具弓、四石具弩是戍卒装备的远射武器。简3是名籍和戍卒物品登记清单,有皂布袍、缇行、白练裘袭、尚韦、皂布单衣、狗皮袜、皂布绔等7种汉代服饰鞋袜。皂,黑色。袍,直腰身、过膝的外衣。缇行,汉代官马制度中有“缇行胜”的专业术语,意为表现出色的官马。“缇行”在此推测是为骑马装备,具体形制无考。白练,白绢。裘袭,衣襟在左边的衣服;《释名》:“袭,匝也。以衣周匝覆之也”。指衣上加衣。裘袭即动物皮毛做的袭。尚韦,尚,通“鞝”;韦,熟皮,即皮鞋。“两”在这里是量词,反映了汉字职能的扩展和减缩过程。

  【原简】第二组:

  7.上党郡五凤四年戍卒壶关修成里 阎备

  8.戍卒 上党郡屯留畼石里 公乘 赵柱 年廿四 庸同县閟里 公乘 路通 年卅三  有劾

  第二组简是来自上党郡的戍卒名籍。上党,汉代郡名。《汉书·地理志》:“上党郡,秦置,属并州。有上党关、壶口关、石研关,天井关”。五凤是汉宣帝刘询的第五个年号。五凤四年,即公元前54年。壶关,汉代上党郡下辖县,现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修成里,壶关县下辖最基层自治单位,相当于村。阎备,戍卒名。

  简8的屯留是汉代上党郡下辖县,现长治市屯留区。畼石里,是屯留县下辖最基层自治单位,相当于村。屯留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有“古韩要地”“三晋通衢”的称号。“卞和获璧”的历史典故是屯留的文化积淀。公乘,汉代爵位名称。《汉书·百官公卿表》:“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是汉代二十级军功爵制的第八个。赵柱,戍卒名。庸,雇工、雇佣,有“取庸代戍”的含义。庸同,汉代同一县的人才允许“取庸代戍”。閟里,屯留县下辖最基层自治单位,相当于村。路通,戍卒名。有劾,劾的含义与审理、判决相关,汉代法律文献中的“劾状”“劾验”指的是弹劾、揭发、审验罪过的文书。有劾,是有案在身‌。简文意思是:上党郡屯留县畼石里二十四岁的公乘赵柱,代替屯留县閟里三十二岁,有案在身的公乘路通在玉门关服役。

  这些山西籍子弟,史书中没有他们的记录,他们的故乡也没有留下记录,他们的名字却永远留在了敦煌。

  2 史上有不少山西人和敦煌结缘

  历史上也有不少山西人和敦煌结下不解之缘。

  翻开中国古代军事史,可谓将星闪耀,英雄辈出。但最为璀璨的将星非西汉冠军侯霍去病莫属。

  霍去病(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17年),汉代河东郡平阳县人,今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西汉名将、军事家、民族英雄。他17岁开始参加汉朝对匈奴“河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凭借着超高的军事天赋,年少成名,一战封侯,出道即巅峰。特别是他21岁时在“漠北之战”中创造的“封狼居胥,禅于姑衍,登临瀚海”被中国历代军人视作最高荣誉和典范。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为开通西域,解除匈奴对长安西北方的威胁,汉武帝派霍去病于当年春、夏两次出击盘踞在河西的匈奴,两次大获全胜。

  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多次立体、系统地记录了这次与敦煌有关的是“河西之战”。其中,《匈奴列传》记载最为简洁传神:

  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馀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馀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馀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馀人。

  这次战役的结果是:

  其明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

  河即黄河,南山即终南山,盐泽即现罗布泊。河西之战后,中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彻底打通,河西走廊真正纳入汉朝版图,同时也为“列四郡、据两关”奠定了基础,实现了汉武帝“开玉门,通西域”的战略目的。

  3 山西人长罗侯常惠路过敦煌出使西域

  另一位山西人,便是长罗侯常惠。

  常惠,太原人,西汉杰出的外交家、军事家。常惠少时应募随苏武出使匈奴,被拘十余年,昭帝时还,拜为光禄大夫。常惠于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以汉校尉职务,持节协助指挥乌孙军队大败匈奴,封为长罗侯。常惠历事三朝,六出西域,指挥乌孙军队北击匈奴,惩处龟兹,平定乌孙内乱,为西域稳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史学家班固对常惠在《汉书·西域传》《傅常郑甘陈段传》《匈奴传》中不吝笔墨,饱蘸深情,大篇幅记录了他在西域的丰功伟绩,盛赞其“明习外国事,勤劳数有功”。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写了常惠路过敦煌的故事:

  使长罗侯光禄大夫惠为副,凡持节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闻乌孙昆弥翁归靡死,乌孙贵人共从本约,立岑陬子泥靡代为昆弥,号狂王。惠上书:“愿留少主敦煌,惠驰至乌孙责让不立元贵靡为昆靡,还迎少主”。

  这段资料记录的是汉朝和乌孙国继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后的第三次和亲事件,在该事件中,常惠路过敦煌。这是历史典籍中常惠路过敦煌的明确记载。

  1907年3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玉门关小方盘城东北4.5公里的宜秋燧采掘到一枚汉简,是宜秋燧为长罗候常惠下属廪给畜食记录:

  出茭一钧七斤半斤以食长罗候垒尉史橐他一匹三月丁未发 至煎都行道食率三食十二斤半斤

  简文中的茭,干草。钧,一钧30斤。橐他,骆驼。骆驼的干草供给标准是每顿12.5斤,三顿是1钧又7.5斤。长罗侯即常惠,常惠于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以汉校尉持节协助指挥乌孙军队大胜匈奴,被封为长罗侯。垒尉史官,下级军官名,相当于卫队长。

  这枚汉简虽然是草料出库登记,却可以读出两层信息:一是长罗候常惠过玉门关出使西域;二是为保障丝路畅通,沿途不但保证使者人员食物、水等所需物资供应。骆驼、马等也能得到草料的保障供应。

  1990年,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悬泉置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简册,记载了元康五年(公元前61年)常惠出使乌孙时,悬泉置接待其使团一行人食材和人员清单。简册由18枚木简组成,每简长23厘米,宽0.8厘米。简文记载了悬泉置为接待长罗侯常惠一行384人,置办牛、羊、鸡、鱼、鱼、豉、粟、米等各种食材,极为丰盛。

  从简册记载时间和人员上看,《悬泉置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应在常惠送相夫公主前往乌孙和亲的时间段,悬泉置接待了送亲团队。历史典籍的记录和玉门关、悬泉置出土文物互相印证,高度契合。

  4 一部分敦煌人认为自己的根和魂在山西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这是敦煌民间流传的一首民谣,说的是先祖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

  大槐树移民,是发生在明洪武三年(1370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有组织、有计划的移民事件。明朝初建之时,历经几十年灾荒战争,民生凋敝,各地多处出现人烟断绝的状况。为了解决人口问题,移民就成了明朝初期重要的国策,山西成为移民的重点。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迁移,先后数次从山西向中原及其他省份移民近百万人,也包括当时的陕甘。

  相对可信的说法是:按照朝廷规定的路径,山西移民必须经过洪洞县统一登记分配。据民国六年(1917年)《洪洞县志》记载,当时明朝政府在洪洞县城北广济寺设立移民机构,大槐树在广济寺旁边,山西民众聚集在大槐树下,等待发放凭证和补偿金,领取“凭照川资”,迁移各地。他们启程之时,一步一回头,直到大槐树和树上的老鹳窝在视野中渐渐消失,于是就有了前文的歌谣。

  近现代的敦煌人,绝大部分都是清朝雍正五年后从当时甘肃60个州县厅卫移民而来,其中黄河以东占多数。他们来敦煌时,带来了祖传的歌谣。至今,一部分敦煌人骨子里认为自己的根和魂在山西大槐树,两地有着剪不断的渊源。

  奔流文化·兰州晨报通讯员 孙宏 记者 荆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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