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开在黄土大塬上的乡土艺术之花——甘肃庆阳徒手秧歌的历史渊源与艺术风格

陇东秧歌队表演过街秧歌。（资料图）张步农摄

庆阳网讯（通讯员 高梅）陇东黄土高原这块神奇而古老的土地上，孕育了许多灿烂的民间艺术，丰富多彩的民间舞蹈尤为集中地体现了黄土高原人民的艺术创造力。庆阳徒手秧歌（也称为陇东秧歌）就是这块土地上民间舞蹈的佼佼者。它以徒手表演而独秀全国秧歌类舞蹈之林，抛开了舞蹈中道具对人的束缚，充分发挥了灵巧又善于表达情感的双臂和双手，把人们内心世界奔放的热情通过躯体的扭动和双手的挥舞，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显示出陇东黄土高原劳动人民粗犷、豪放、朴实、敦厚的整体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庆阳徒手秧歌以其浓郁的地域性、悠久的传统性和独特的艺术性，成为甘肃东部地域的代表性民间舞蹈。

庆阳徒手秧歌是祭祀文化和农耕文明相结合的产物。据庆阳地方志记载，庆阳先民“好稼穑，勤本业，民醇不讼。士笃悫，有文礼，重丧祭，尚义举。每酬恤，能轻货财，有古豳之遗风”。此地“不事商贾，惟知力穑”，在这种传统的农业生产和特定的地理环境及历史根基下，造就了陇东人憨厚老实、开朗爽直的群体性格与精神气质，从秧歌的整体动作形态中都反映出了这种特有的精神气质。另外，古时候庆阳还是周、义渠戎、匈奴、羌、氐、鲜卑、吐蕃、党项、回等多个民族的过往地和聚居地，由于各民族长期聚居一地，不仅在物质生产方面相互影响，而且在文化形态和艺术领域里也相互融合。《汉书·地理志》中记载，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尚气力，以涉猎为先”。汉代在陇东地区置安定郡、北地郡。 徒手秧歌中至今仍然可以看出这种多民族的艺术风格，如秧歌中的男性动作“骑马蹲裆步”“摆臂弓箭步”等舞蹈动作古朴原始、剽悍雄健，这也是汉代尚武精神影响的表现。

庆城秧歌队在城门广场表演陇东秧歌。（资料图）慕斌摄

在庆阳出土的众多文物中，有大量表现乐舞的陶器、陶俑和石磬等文物。宁县阳洼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鼓距今近六千年，可称为黄河流域鼓文化的雏形和鼻祖，也是迄今所知世界上年代最早的陶鼓。同时期的考古发现还有陶响铃、陶埙、石磬等。有早期的乐器则有早期的歌舞，乐器和歌舞密不可分，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庆阳的民间舞蹈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晚期就产生了。庆阳南佐遗址出土的与祭祀活动有关的古城宫殿、墩台等建筑遗迹及大量的祭祀礼器等即是最好的佐证。有祭祀活动就有歌舞活动，早期的秧歌当是从祭祀和劳动中逐步形成的一种较原始的民间舞蹈，是先民们对神灵及祖先的虔诚和敬仰之情的一种表达方式。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来到陇东分区，他们与当地群众开展文化交流，为旧秧歌赋予了革命的内容，在秧歌队中加入了工农商学兵的形象，扮演工人者拿榔头，扮演农民者举镰刀，其余人手持彩圈或者挥舞彩绸，并配上新编创的歌曲，载歌载舞，使民间歌舞艺术性和思想性得到了升华。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庆阳涌现出许多新秧歌运动的模范人物。新宁县南仓村（现宁县湘乐镇南仓村）村长刘志仁，率先把旧秧歌改编成在锣鼓伴奏下既歌又舞的表演形式，把秧歌中的唱和舞结合成为一种新秧歌剧，反映当地群众的真实生活，曲调是当地流行的民歌小调，如秧歌剧《新开荒》《捉汉奸》《交公粮》《保卫边区》《桂姐纺线》等，这些秧歌剧宣传党的政策，反映群众的理想和愿望，对整个边区的新文化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刘志仁获“特等艺术英雄”称号和“新秧歌运动的旗帜”奖状，毛主席还送他一条毛毯。时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的周扬在文教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刘志仁和他的南仓社火，堪称为群众新秧歌运动的先驱和模范。”庆阳县三十里铺镇（现庆城县卅铺镇）的社火头黄润，带领社火队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的社火汇演，由他创作并表演的《减租》在陕甘宁边区“火”了。当时，在陕甘宁边区秧歌汇演时，为了区别于延安属地分区、三边分区演出的陕北秧歌，便把陇东分区的秧歌称为“陇东秧歌”，这就是早期“陇东秧歌”名称的由来，也是庆阳秧歌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舞蹈爱好者自发组织的徒手秧歌表演。（资料图）何文龙摄

在庆阳农村，从腊月开始就筹备组织秧歌队伍，正月初进行演出，元宵节结束。扭秧歌耍社火，是一个村庄和睦兴旺的象征，是丰收富裕的展示。人们在春节期间举行歌舞活动自娱自乐，走村串户，相互拜年，祈祝来年风调雨顺、吉祥平安。陇东秧歌是社火中最灵活多样的表演方式，对演出场地、演出时间也没有严格的要求，农家院落、大街小巷、白天晚上，都可以随时随地演出。一般分为“过街秧歌”和“场地秧歌”（也称“地摊子秧歌”）。

“过街秧歌”表演时，由锣鼓和唢呐在队列前吹奏引领，秧歌队紧随其后，一边行进一边表演，有时动作整齐划一，有时即兴起舞。表演时一般是男女为伴，时而左右穿插，称为“辫蒜”，时而进退交错，称为“拉风箱”。秧歌队在行进中跨步甩臂、扭摆跳跃、相互逗趣。

“场地秧歌”表演有大场子和小场子之分。陇东秧歌的小场子表演人数相对较少，有时三五人，有时十多人。小场子的表演比较细腻，是一种既唱又舞的表演形式，也时常穿插一些社火中其它节目。小场子的表演对演员要求较高，一般由长相俊俏、能说会道、能歌善舞的人担当，在动作上还可增加许多花样和技巧。这种演出一般场地比较窄小，在庄户人家院子表演居多。大场子表演人数较多，场地相对也较大，演员人数多则四五十人，少则一二十人，表演节目丰富多彩，一般由秧歌头（领队）带领和完成许多队形的图案变化。比如“蛇退壳”，由领队带领几十人走圆场向内绕圈，形成“蛇盘身”的样子，尔后又转身顺着盘绕的路线退绕出来，完成“蛇退壳”的程式。在整体的流动中，每个秧歌队员都顺着同一路线小跑完成，尤其是配以激昂的打击乐和高亢的唢呐，加之夜晚或明或暗的灯火，整个演出似将军布阵，如士兵鏖战，给人一种与山河共舞、与天地同乐的磅礴气势，明显表现出战争的场景，鼓乐也如同军乐般高亢。

2024年元宵社火汇演中的徒手秧歌表演。(资料图)李云摄

秧歌队伍中一般都少不了一对特殊的角色，即丑公（又称蛮老汉）和丑婆（又称害婆娘），这一对角色均由男性扮演，丑公手执烟袋，头戴高顶毡帽，脸上画豆腐块，粘山羊胡子，丑婆手拿棒槌或笤帚，耳坠两只红辣椒或爆竹。两人在表演中相互逗趣，一会儿生气，一会儿亲昵，他们的动作诙谐幽默、扭捏作态，在队伍中除了为秧歌演出制造笑料逗趣娱乐外，还起到为秧歌队开路清障、维持秩序的作用。他们在动作和面容上的“丑”与秧歌队中的青年男女的“俊”形成对比，给观众带来了笑声和快乐。

徒手秧歌的步伐动律特点可以概括为“蹬、跨、颠、颤、跳”，最有代表性的步伐是“蹬跨步”，这种步伐，动力腿向前跨步落地，跨步时脚下如同有溪流或沟坎要跨越，主力腿将身体同时向前推送，配合双臂的甩动，舞起来稳健有力。庆阳地处黄土高原，地形沟壑交错、梁峁纵横、山谷起伏。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中不是下沟跨涧，就是爬山上塬，不论是耕种收获，还是挑水担肥，都不同于平地上的行走，从而形成了稳健刚劲的“蹬跨步”步伐。

徒手秧歌手臂动作很丰富，其动律特点概括为“摆、甩、抻、缠、绕”。“摆臂”和“甩臂”动作有大小之分，步伐大时臂膀的幅度就大，步伐小时幅度就小。

第十八届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和谐庆阳大舞台”群众文化展演活动中,庆城县组织演员表演徒手秧歌《舞动庆州》。(资料图)

民间艺人中流传着“大甩有劲利索，小甩轻松软和儿”的动作口诀。“抻”的动律中含有“挑、推、抻”的内部律动。秧歌中这些“摆、甩、抻、缠、绕”的动作与陇东妇女日常的织布、刺绣等手工劳动密不可分。庆阳是“香包刺绣之乡”，农村绝大多数妇女均有刺绣织布的技能，庆阳民歌中唱到：“八岁学针线，十岁进绣房，进入绣房绣鸳鸯，百样故事都绣上……”这些唱词说明织布和刺绣在庆阳女性生活中的重要性与传承的广泛性。《诗经·豳风·七月》中写到：“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斯，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赡，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诗中以月令为序，对采桑、养蚕、织布、染色（黑、黄、红）、缝衣操作工序记述得十分详细，这也是中国蚕桑业和丝绸加工见诸文献的最早记载。它所反映的正是周先祖不窋、鞠陶、公刘三代居北豳（今庆阳）时的历史面貌，时间应在距今3600年前后。至今民间仍然流行刺绣及香包的制作，农村妇女大多有刺绣纺织的技能，秧歌中的这些手臂动作正是女性日常生活刺绣织染劳作时生活体态的艺术升华。

庆阳徒手秧歌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美好生活的期盼，体现了庆阳黄土高原人民热情、直率、朴实、敦厚的性格特征。在历史的变迁中，徒手秧歌以顽强的穿透力从远古走到现在，保持着它的地域性和传承性，呈现出它的独特魅力，展现出它独具特色的陇东地域文化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