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点】大河东流 入耳沁心

　　肖美鹿

　　原创陇剧《大河东流》近日在甘肃黄河剧院公演，这是甘肃戏剧界国家艺术基金2024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的又一次精彩亮相，也是甘肃省陇剧院继陇剧《大禹治水》后创作演出的又一部舞台作品。对于观众而言，这是一次愉悦的陇剧艺术审美体验，演出过程中多达十几次的掌声和演员谢幕时观众久久不息的欢呼就是印证。

　　精彩故事彰显鲜明价值取向

　　陇剧《大河东流》的创作有着鲜明的思想高度。就题材的选择与把握而言，创作者们的艺术目光是深邃的，他们将戏剧所要表现的内容定格于20世纪30年代的兰州水北门码头，那是一段湮入岁月的往事；而故事中凝练出的则是如千里黄河奔腾昂扬、绵延不绝的民族精神。舞台之上强烈的视觉美感、故事情节的层层递进、人物情感的流淌倾泻、陇剧音乐的入耳沁心……这些都是全剧引人入胜的成因，但最终激起人们心潮汹涌、激情澎湃的依然是戏剧的内核，是全剧辐射岀的能照亮每一个人心灵的精神光芒，那就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气节，是他们面对危难之时自觉担负起匹夫之责的勇敢气概。

　　《大河东流》具有非常厚实的历史积淀与内涵，使剧目本身拥有可看性。剧中故事的时代背景是抗日战争时期，展现了在抗战大后方的兰州人民，特别是“筏客子”这一特殊人群的生存状态、情感纠葛与思想变化的心路历程。那个时代，“筏客子”专门指以操桨羊皮筏子在黄河水路之上运送货物的人。

　　羊皮筏子是黄河上游独特的交通运输工具，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其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后汉书》，说当时黄河上游的官兵“缝革囊为船”，就是将多个羊皮袋子扎成排筏，借其浮力如舟船行驶于河水之上。《清史稿》中直接记述黄河兰州段所发生的战事“夜以革囊结筏自蔡湾渡，破贼皋兰龙尾山”。至少在300多年的时间里，羊皮筏子是兰州至靖远、包头等地漫长惊险水路上最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当时最大的排筏由600只羊皮袋联扎而成，能载重20多吨。

　　就是这样一群世世代代挥桨搏浪于黄河波涛的人们，就是这样一种简陋的水上交通运输工具，却成为陇剧《大河东流》中最直接的艺术载体，向观众舒展开一幅舞台画卷。这画卷中有亲切熟悉的人间烟火，有刘王两家筏客子的世仇怨恨，有青春儿女炽热细腻如丝如缕的心心相印……当这一切遇到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时，各种转变悄然开始。

　　最初，连槐花这位精明干练、深孚众望的刘家大掌柜都认为“抗战打仗是官府的事”，众多筏客子也认为“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这使槐花之子刘金城劝说刘王两家放弃前嫌联手扎大筏运送抗战物资的努力在最初并没有起到作用。然而，战争的硝烟愈来愈浓，当槐花得知自家排筏被炸、货物损失殆尽时，当眼睁睁看着日寇飞机在兰州上空肆无忌惮投下炸弹时，当儿子刘金城倒在血泊之中千呼万唤不回转时，当所有人不得不面对这惨烈现实时，撕心裂肺的悲痛、家园被毁的满腔怒火全都汇聚成巨大的精神洪流，如火山喷发般不可阻挡地迸射出来了。于是，人们在这一刻同仇敌忾，发出共同的声音，“擦干血迹收干泪，誓将木筏化战船，剖肝沥胆肩比肩，同仇敌忾护山川。”

　　至此，这个心灵转变的历程因其曲折生动的推进得以完成，引人注目而感人至深。可以说，陇剧《大河东流》以它所讲述的故事彰显了鲜明的价值取向。换言之，这部戏以艺术家的见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并且很好地作出了回答：戏剧应当以什么样的作品帮助今天的青年观众回望历史。

　　守正创新焕发陇剧艺术新魅力

　　《大河东流》出色的舞台呈现，彰显了传统艺术在现实题材创作中依然拥有的强大生命力。

　　先从音乐说起。戏与曲是相互依附不可分割的整体，曲因戏而生发，戏因曲而传唱。我国三百多个地方剧种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方言和音乐，包括唱腔与演奏。20世纪50年代末，一批卓有见识的前辈艺术家，来到甘肃，来到陇东的董志塬，徒步翻山越岭寻访陇东道情老艺人，认真记录他们所唱的曲谱，不知在多少个老旧的窑洞里度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整理记录了几乎所有的老唱腔、老戏本，为陇剧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厚重的基础，陇剧音乐与整个陇剧艺术的魅力才逐渐为人们所熟知。

　　六十多年来，每一个历史时期的陇剧剧目，都在音乐方面下了大力气。《大河东流》能够立于舞台之上，音乐创作也功不可没。整体音乐的运用非常丰富，唱腔和伴奏、间奏的变化自然流畅，完全随剧情进展和人物情感的宣泄而自由轻松地变换，“卖道袍”“飞板”“上板摇板”“砸板”“散板”“弹板”“慢弹”等完全紧扣剧情和唱腔，其中“上板摇板”借鉴了京剧现代戏的板式结构，与陇剧音乐衔接得天衣无缝。

　　《大河东流》的唱腔设计也颇有新意。“嘛簧”，是陇剧音乐的一大特色，那一唱众和的热烈气氛能很快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将舞台上下紧密联系起来。《大河东流》中的“嘛簧”岀现了多声部、多样性，比如二声部、三声部甚至四声部的运用，大大拓展了陇剧音乐的表现力度和声音传达的宽广度。这是陇剧音乐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新突破。

　　该剧中还加入了“花儿”唱段，这是完全不同于戏曲的音乐样式，但它与陇剧一样同是西北人民耳熟能详倍感亲切的艺术种类，陇剧将其融入剧情，作为戏剧的表述手段，尚属首次。从演出效果看，剧中“花儿”的嵌入是符合戏剧情节铺垫与人物情感抒发的，并无突兀生硬之感。艺术本是相通的，不同门类的艺术品种只要融汇得当是完全可以互通有无、在相互碰撞中闪现火花的。

　　陇剧的表演艺术是形成陇剧总体舞台风貌的重要特征。比如“风摆柳”“地游子步”等都是其独创的表演程式，已成为陇剧舞台上演员常用的表演身段。演员在演唱过程中身体或前后或左右摆动，如同春风中杨柳枝条的婀娜多姿，十分优美。“地游子步”是在陇东秧歌和旱船的基础上借鉴皮影戏中提竿晃动影人的动作而来。在《大河东流》里，我们看到了创作者的传承与再现。朱槐花、王宝山、刘金城、刘奶奶、王若兰等角色的表演者，都能在身段表现上娴熟地运用这些表演程式，既显示了舞台戏曲的美感，又诠释了剧中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内心世界的波动。

　　剧中槐花决定亲自去王宝山家商谈联合扎筏运送抗战物资的大事，婆母刘杨氏不明就里追赶阻拦的一段戏，是对传统戏曲《火焰驹》中“赶路”一折的提取借鉴，唱腔和做功都精彩迭出，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佟红梅和优秀青年演员赵丹倾心演绎，扎实的基本功尽显无遗，每一句唱词、每一个身段技巧都投射出陇剧艺术特有的光彩。“赶路”是当代许多戏曲剧种的演员参评中国戏剧“梅花奖”所选的折子戏剧目，陇剧《大河东流》以智慧的艺术眼光将其化入剧中，准确而巧妙，这是陇剧的创新，在相当程度上加强了全剧的可看性，取得了很好的剧场效应。

　　创作者在陇剧音乐领域的探索创新，需要勇气，需要洞察力和宏观把握能力。中国戏曲艺术就是在千百年历史长河中蜿蜒前行、沉淀积累，又经过一代代有识之士不断融入新的时代意识，才形成今天蔚为壮观的气象而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陇剧艺术也是如此，当初前辈艺术家们在寻访搜集的基础上付出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创造性劳动，“创腔”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奠定陇剧音乐至关重要的过程，比如板路结构形式的变化，比如在道情皮影基础上建立起的唱腔行当体系。

　　今天的陇剧音乐家立足传统，从中认真汲取营养，深入研究思考，形成自己的艺术理念。“问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样的创新有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强劲依托，如同源头活水不断涌流，不离本体而亮点频出。

　　青年人才注入发展新活力

　　陇剧《大河东流》的导演席凯是目前国内较为年轻的实力派导演，也是陇原大地走岀的青年艺术家。《大河东流》的整体舞台面貌体现了他的艺术思想与智慧，也是舞美设计、灯光设计和全体演员在他的引领下共同努力的结晶。

　　宽阔的黄河与河边停靠的羊皮筏子是兰州人再熟悉不过的景象，还有“灰豆子”“甜醅子”这些兰州美食以及方言的渗入，都触碰着人们心底的乡愁。特别是全剧行将结尾时，舞台上太平鼓响起来、舞起来，人们心中的激情也被带动起来，这是年轻态的表述方式，为陇剧青年人才的培养和陇剧艺术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大河东流》由薛龙彪和贾延担任编剧。在两年多时间里，他们数次采访了解黄河筏客子、了解兰州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了解水北门码头的老兰州人和民间“花儿”歌手，在掌握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开始动笔，数易其稿，终成今日之样貌。

　　人们常说戏曲是“角”的艺术。每一个剧本和剧目能够传唱开来并流传久远深入人心，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它的代表性人物，陇剧当然概莫能外。从陇剧的开山之作《枫洛池》横空出世，一代又一代陇剧艺术家便不停歇地进行着陇剧的传承接力，正是他们的奋斗与奉献，陇剧的艺术长廊里才一次次增添着自己的精品力作和一曲又一曲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此次《大河东流》由青年演员担纲主演，让人们看到了演员队伍的年轻化。

　　长期以来，甘肃省陇剧院有着较强的创作实力。仅以表演来说，目前就拥有雷通霞、窦凤霞和佟红梅三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还有优秀演员邵炳德等实力派演员。他们都曾在多部剧目中成功塑造过不同的艺术形象，也都有着各具风采的表演风格。然而《大河东流》毅然起用优秀青年演员赵丹担任女主人公槐花，形成了本剧一大亮点。赵丹嗓音甜美，扮相端庄秀丽，舞台上的举手投足沉稳娴静，在槐花这个人物情感奔涌达到戏剧高潮时能显现出很强的爆发力，应当说她在剧中的整体表现是出色的。佟红梅以老旦应工，在舞台上收放自如得心应手。邵炳德曾在《大禹治水》中担纲男一号，此次饰演王家筏客栈大掌柜王宝山，他们都是赵丹的师辈，却甘当绿叶与赵丹搭戏，演出过程中认真投入一丝不苟，我们在欣赏他们精彩表现的同时，更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为陇剧艺术的发展前景感到欣慰。

　　段宏娟、张虎、邓旭东都是甘肃省陇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在《大河东流》中都有着各自的表现，当他们一起在舞台上完成着戏剧中艺术形象的创造时，我们仿佛看到陇剧的传承创新之路正在延伸。

　　（本版图片均为陇剧《大河东流》剧照，由郭一拍摄）